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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庸:唐朝没有张小敬

来源:北京青年报 | 唐山  2019年07月12日08:02

“倘若让突厥人得逞,最先失去性命的,就是这样的人。为了这些微不足道的人过着习以为常的生活,我会尽己所能。我想要保护的,是这样的长安——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张小敬如是说。

张小敬曾在西域征战十年,后因杀了万年县县令而被投入死牢。由于突厥狼卫混入长安,而此时离上元节(即元宵节)还剩十二个时辰(即24小时),一场吞噬一切的劫难即将爆发。张小敬作为黑白通吃的边缘人,被靖安司庶务官李泌视为拯救长安的唯一希望。

这是一个看上去无法完成的任务,何况张小敬对唐王朝已失去信心。

在破案过程中,张小敬特立独行、玩世不恭,却自有逻辑:为了升道坊里有一个专做毕罗饼的回鹘老头,为了看大雁塔的小沙弥,为了普济寺的雕胡饭,为了东市驯骆驼的阿罗约,为了舞姬李十二……长安是具体而鲜活的长安,一个个平凡的生命在其中挣扎,努力实现着卑微的梦想。因为他们,张小敬才愿付出牺牲。

随着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热播,这个被设定在1275年前发生的虚构故事再度引起热议,它至少有两点打动了人们:

首先,复原了唐代都市生活的种种细节,从108坊的建筑风格,到长安人的生活习惯,乃至各种名店与美食,俨然是一部穿越版的旅游手册。

其次,展现出人性的复杂。张小敬是一位“反英雄”,喜欢抱怨,下手毒辣,却忠诚于自己所相信的一切;对手曹破延狡诈、残暴,可在主子面前,却温驯无比,在他内心深处,保留着对女儿的一份深沉的父爱;李泌(电视剧中改为李必)少年得志、前途无量,可他向往着修仙,他一边扮演果敢、干练的能员,一边又对尘世多变、人心惟危充满厌恶……

《长安十二时辰》的故事犹如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图》,述说着盛唐气象。为深入这个故事,我们特专访了原作者、著名作家马伯庸。

写长安,是为了试试自己的能力

北青艺评:您当初是如何想起写《长安十二时辰》的?

马伯庸:那是在知乎上,有网友提了一个问题:如果你给《刺客信条》写剧情,会把背景放在哪里?《刺客信条》是一个沙盘类的电子游戏,主角穿梭于一个古代或近代的城市里,执行各种刺杀任务,我很喜欢玩。

看到这个问题,我马上就想到了唐代的长安城。我想,如果有一个刺客在长安108坊中跑来跑去、执行任务,这是多有意思的一件事?因为唐代的长安城对我来说,是一个梦幻之地。在那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实在是一个创作者所能想到的最合适的舞台。

我随手答了几千字,没想到网友纷纷留言,都对这个想法感兴趣。《长安十二时辰》就是在这个回答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一部40多万字的小说。到后来,它与游戏已没什么关系了。

北青艺评:这本小说您写了多长时间?

马伯庸:写了大半年,其中搜集资料用了很多时间,我还去西安实地考察了好几次。

对我来说,写唐代长安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因为我希望小说尽可能靠近史实,在细节上要站得住脚,可相关资料太多了,而且用哪个不用哪个,不那么容易取舍。

此外,整个故事压缩在一天一夜之内完成,这是非常难处理的。如果你写几千字,时间短一点会比较好处理,可《长安十二时辰》是40多万字,需要持续保持张力。那时人们也没手机,通讯落后,做事效率也比较慢,如何写出节奏,把一个慢吞吞的古装传奇武侠剧,变成一个古代反恐题材的快节奏孤胆英雄戏,这是我给自己出的、一道极端艰难的考题。

我选择这种写法,也是为了试试自己的能力。

写“牵钩”,才有唐朝味

北青艺评:小说为何选择以天宝三年(744)为背景?

马伯庸:因为这一年没发生大事。在史书上,这是平凡的一年,所以我才想写。越是平凡的年份,越能凸显出故事性——长安城差点儿就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但阴谋被及时拆穿,日常生活得以继续。表面上越是风平浪静,越能衬托出背后的惊心动魄。

此外,天宝三年,唐朝与突厥之间恰好发生了战争,乘突厥内乱,唐玄宗命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出击,突厥惨败,在此背景下,他们派一拨人到长安来捣乱,以缓解边境的军事压力,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北青艺评:书中使用了“牵钩”(即拔河)、干谒(古代文人为推销自己而写的一种诗歌,类似于现代的自荐信)等古代才使用的词,这是为什么?

马伯庸:我希望还原唐代长安人的生活细节,包括当时的人们爱说什么话、吃什么东西、周边的环境、平时用什么,这样才能展现出时代特色。如果我直接写成拔河,味道就没了。

北青艺评:书中有很多有趣的细节,比如曹破延冒充胡商进长安时,门吏对他有怀疑,批了个“未”字,在一番贿赂下,又改批为“听”字,这种公文书写方法是您想象出来的吗?

马伯庸:不,这是历史事实。在敦煌,出土了许多唐代文献,其中有唐代对公文写作的要求,这个细节是依据相关文献而写的。

把外来文化转化成中国文化

北青艺评:您为什么这么关注唐朝长安?

马伯庸:我从小就对唐朝感兴趣,那时是因为听了《隋唐演义》的评书,后来又看了一些材料,对唐朝有更多了解,为写《长安十二时辰》,又深入阅读了许多材料。

在中国历史上,长安城最接近现代都市。不同语言、不同种族的人们生活在这里,不论你是高丽人、波斯人、东南亚人,还是欧洲人、非洲人,长安都能包容,大家彼此生活在一起。唐朝原本是一个开放的朝代,拥有文化自信,可惜后来这种自信便越来越少了。

唐朝的开放,源于它开国时的气质,对不同民族、市场经济,都采取了包容的态度,所以海纳百川、多元丰富,而后来的王朝对这些往往采取抑制的态度。

唐朝不避讳外来文化,而是将它化为己用。比如葡萄酒,本是西域特产,葡萄自汉代时传入中原,中原曾试酿过葡萄酒,但应用范围比较窄。整体来看,葡萄酒是舶来品,可出现在许多唐诗中,它就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葡萄美酒夜光杯”。当诗人们想起奢靡或异国情调时,他们就会写到葡萄酒。

再比如白居易的诗中,有“半江瑟瑟半江红”,而“瑟瑟”出自波斯语,本意是“玻璃”或“玻璃杯”,唐代诗人常用“瑟瑟”来表示颜色,比如杜甫的“雨多往往得瑟瑟”,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谁也不觉得“瑟瑟”是外来文化。

总之,唐朝的吸收能力、同化能力特别强。

张小敬只有一个优点

北青艺评:张小敬是一个争议人物,匪气较重,为何将他设定为故事的主角?

马伯庸:张小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他有很多缺点,但他有底线,正是这唯一的优点,让他成了拯救长安城的英雄,这本身就很有趣。在传统文学中,少有这样的人物,一提起英雄,就是“高大全”。

从“高大全”到“反英雄”,这是现代审美转变的产物。比如早期动漫中的英雄,像超人、蝙蝠侠等,都是力大无穷,性格完美,而且相貌堂堂,可漫威开发出来的英雄,如钢铁侠、绿巨人、死侍等,都不能说是完美人物,他们在性格上各有缺点,却让我们觉得更亲切。

当然,唐朝可能不存在张小敬这种人,因为唐朝是一个高度重视身份的社会,不大可能产生张小敬这种强调人人平等、重视每一个体生命价值的认识,这属于现代人的价值观。但只有展现出现代性,读者才能理解,任何历史小说都如此,每个历史小说作家都会有所寄情,都会把自己的想法放进去。

虽然张小敬的理想破灭了,他的努力被别人利用,他自己也遭遇了背叛,但长安城的平民得到拯救,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他获得了成功。

北青艺评:在小说中,岑参的感觉有些滑稽,而贺知章又给人僵化、官僚之感,与普通读者的印象不尽相同,为何这样安排?

马伯庸:我不认为小说中的岑参滑稽,他有自己的理想和坚持,只是今天的读者对他有一种固定印象,觉得他是边塞诗人,长期生活在军营中。但人生有不同阶段,年轻时岑参和当时的人想的差不多,也试图走科举之路,只是今天读者不太知道这些而已。我希望捕捉不同历史人物的变化,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一个人在年轻、壮年、年老时的想法与表现是不一样的,岑参也如此。

至于贺知章,在《长安十二时辰》中,他有僵化、官僚的一面。其实,我们过去在课本上从没说他不是个僵化的人,只是过于强调他是诗人,可事实上,他的主业是从政,副业才是写诗,我们原来对他的了解不够全面。

小说不可能奔着拍电视剧去写

北青艺评:在网上,读者对《长安十二时辰》评价不一,有的网友认为它是马伯庸的代表作,也有网友说它是“美剧思维+大唐风物”,认为这是一本悬疑小说,还说它充满野心,一开始就奔着拍电视剧去的,不如干脆写成剧本,您怎么看?

马伯庸:到目前为止,《长安十二时辰》是我自己最满意的一本小说,但读者有读者的权利,对一部作品有不同看法,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至于说“美剧思维”,我的写作掺杂了各种因素,美剧也是其中之一。在今天,作家要学习不同的写作风格,汲取不同的养分。

至于《长安十二时辰》,我觉得很难用某种类型去套,如果一定要套的话,最多只能比较宽泛地算成是历史小说,因为它包含了多种元素,也可以称它是动作小说、政治小说等,很难说它是严格意义上的悬疑小说。

至于说一开始就奔着拍电视剧去,这绝对是外行的观点。电视剧是完全不同的专业,投资比较大,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中间有很多环节,不是你按着它的要求去写就行。任何小说都不可能按这个方向去写,就像没有一本小说是奔着得诺贝尔奖去写一样,那样写出来的小说肯定也没法得奖。

小说市场并未低迷

北青艺评:这两年,小说市场较低迷,您怎么看?

马伯庸:我没注意到这一现象,我觉得小说市场依然很热,和过去的情况差不多,写得好就会卖得好,不可能今天好卖,明天就突然不好卖了,关键在于有没有质量过硬的作品。

至于怎样的小说好卖,这没有一定之规,毕竟每位作家的风格不一样,没有统一的标准,但共性还是有的,就是足够好看。小说市场比较直接,只有好看,读者才会继续看,不好看就根本看不下去。

小说的读者群不会马上变化,但阅读方式会有变化,有的会买电子版,有的人会继续看纸质书。

北青艺评:《长安十二时辰》收集了这么多材料,您今后还会写其他关于唐朝的小说吗?

马伯庸:我肯定还会写小说,但具体写哪个朝代,现在没定,毕竟每个朝代的特点都不一样,看搜集材料的情况。至于会不会再写唐朝,现在只能说,一切皆有可能。

自《长安十二时辰》后,我一直没再写小说,今年年初出版了《显微镜下的大明》,那是非虚构写作。我最近这段时间就是在读材料,每天至少读一到两个小时,既看专著,也看论文,专著更有概括性,论文则注重深入挖掘。不论阅读什么,我都会做读书笔记,至于总共留下多少字的读书笔记,我也没数过,因为很多存在电脑里。

总之,不断阅读,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有写的灵感了。

写小说的秘诀就是持续写

北青艺评:《长安十二时辰》电视剧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有的网友认为它与原著存在一些不同,您怎么看?

马伯庸:小说是文本表达,电视是视觉语言,二者有完全不同的表达体系,肯定会有不同。从知道要拍电视剧第一天起,就放手让编剧去改,我没有参与其中的工作,而是交给更专业的人去自由发挥。我和我的团队对此有共识。

北青艺评:在今天,很多年轻人有意愿写小说,您对他们的建议是什么?

马伯庸:写小说的前提是,你得持之以恒地去写。我不是天分特别高的人,从开始写作,坚持到现在,也快20年了。在这期间,高考、上大学、找工作、结婚生子,都没中断过写作。我见过很多有天分的写作者,他们初期的文字感觉非常好,可因为种种原因,中途放弃了,等回过头再想捡起来,那就太难了,文笔都生涩了。

其实上大学时,我学的是市场营销,和文学不沾边。上中学时,我的作文也只是一般好,算不上特别好。高中时写了两年日记,都是些流水账式的东西。上大学时,我才开始写小说,因为生活太无聊了,写东西才能让自己高兴一点。那时也没想过发表。写东西的终极目标是让自己爽,能让别人爽,那是最好的,如果做不到,让自己高兴也行。

回头再看当年的东西,确实比较青涩,但也有一些我现在不太能找到的闯荡劲,那时敢写,没限制,更自由自在。

总之,一路写下来,我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刚开始在电脑里写,后来在网上写,再后来就出版了,这么一直走了下来。我觉得,只要坚持得时间足够长,有人得到的回报多一点,有人得到的回报少一点,但不论如何,总会有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