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本书一开头，就描述了某个美国医院候诊室里咖啡、热巧克力和饼干的味道。

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作者陪着母亲在这里化疗，在这里度过了几百个小时；作者一边喝着加巧克力的咖啡，吃着饼干，一边和母亲举行“读书会”。

作者威尔·施瓦尔贝曾是《纽约时报》资深记者，是世界知名出版公司Hyperion Books的高级副总裁和总编辑，他出版过的一些书是中国读者熟悉的，比如《长尾理论》《你在天堂遇见的五个人》等等。

这场生命最后的读书会起源于他陪母亲化疗时询问“你最近在读什么书”，这是他们全家几十年彼此问候的一种方式。

当时母亲说了一本书的名字，并且反问儿子看过没。

在新闻出版界摸爬滚打20多年，作者练就了一个本领：对没有读过的书能装作已经阅读、比较熟悉的样子，必要时还能大加称赞。他说这是他的“工作内容之一”。

可是面对身患绝症的母亲，他不可能撒谎，他坦承自己数次想看那本书但是没看过。

于是母亲催着他去读，读完后交流读后感。

下次化疗的时候，他们聊了起来，这成为两人之间的一种仪式，这个仅有两名成员的读书会成立了。

两年间，他们一起读了90多本书，从热门惊悚小说到经典畅销书，从诗歌到悬疑故事，母子二人借这些书籍讨论了勇气、信仰、陪伴、孤独，感恩、学习、倾听，还谈了死亡和葬礼等多个话题，甚至讨论了母亲死后应该怎样答复亲友们写来的悼念函（“要用蓝墨水，黑色墨水过于严肃了”）。作者得以探寻母亲的生命历程，从中获得勇气，最终辞去出版社高层的职务，投身于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业——建一个烹饪网站。

母亲的身体状况起起落落，掉发、腹泻、便秘、吃不下饭，各种治疗反应纷至沓来，医生尝试着不同的疗法，肿瘤有时似乎在变小，有时没有起色。

在确认肿瘤扩散的那一天，作者不知和母亲说什么好，他脱口而出一句话：“我要写一本书，把我们一起读书的这些事情写下来。”

母亲当时沉默不语，次日，她给儿子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里面整整齐齐记录了两人读的每一本书。

主角是母亲，机智温婉的老太太

作者的母亲玛丽·安是个不简单的女人，1934年生，曾经当过中学校长，哈佛大学的招生主任，后来投身于国际难民事务，去过中东、非洲等各个交战地区，从事公益工作；她9次进入阿富汗，在当地成立了一个图书馆基金会；在她生命的最后两年，她心心念念要在喀布尔建一座图书馆，并在各地建起移动分馆，这件事花去了她最多的精力。

在玛丽·安出入战地的生涯中有一些惊险时刻。有一次她到非洲某个战乱国家，一下飞机就听到一个认识的难民大叫她“妈妈”，她马上大声回答“儿子”并和对方拥抱。那个难民得知她要来，冒死穿越封锁线，谎称要到机场接自己的妈妈，士兵威胁他说，如果发现不对就当场枪毙他。最后玛丽·安成功把那人救出来。

众所周知，在西方人的职业履历上，如果有做过慈善基金会工作的记载，会极大提高当事人的知名度、美誉度，而且这项工作本身收入也不低，所以会有不少人想去“镀金”。玛丽·安就曾遇到不少金融界人士和律师，他们表示同情难民，想为慈善公益出力，愿意到相关的基金会、协会去工作，但是要领薪水。

玛丽·安对付这些人有绝招，她会先反问：“你会请一个仅有难民经验的人从事金融或法律工作吗？”答案当然是“不行”。她就接着说出自己要说的话：没有一定的资质和经验，同样无法为难民服务；如果对方有心，可以跟着她先从事一段志愿工作，以此接受培训；如果对方没那么多时间，想要快速帮助难民，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捐钱。

玛丽·安曾经给一群高中生做演讲，其中一个学生的父亲是一位企业高管，她说服父亲捐赠了数量庞大的供给品，连空运的邮资都支付了。

所以玛丽·安会告诉所有人在阿富汗兴建图书馆的计划，”你永远不清楚谁会帮助你。”于是，给母亲做治疗的医生护士、出租车司机、一起吃晚餐的朋友，甚至熟食店遇到的陌生人都知道了阿富汗图书馆的事。

一天作者开玩笑地说：“妈妈，偶尔我会想，假如你的公寓失火了，在消防队员赶来现场进去灭火之前，你也会先告诉他们阿富汗图书馆的事。”

“我不可能到那种地步啦，”母亲说，“不过也许我会在他们灭完火后告诉他们。”

在玛丽·安的葬礼上，她的一位老朋友提到，玛丽·安从大学起就对每个人微笑，他曾提醒她不要对那些青年男子微笑，以免引起误会，“谁知道她就这样度过了一生——对陌生人微笑。”

与父母共同读书，有一天不会再难

在《生命最后的读书会》的结尾，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话：“母亲离世后，我被不可抑制的负罪感困扰了很久，对在讨论某本书时该讲的内容没讲而感到懊恼。在讨论一本书的时候，我曾有过能够提起某件事极好的机会，却始终没讲。最后我意识到，读书会的最大馈赠，是让我有时间和机会向母亲提一些问题，而不是告诉她一些事情。”

难道非要等到生离死别才能有这种觉悟？就不能在平时和父母组个家庭读书会什么的吗？

记者的答案是：“是的，在平时就是很难。”

在平顺、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里，大部分成年人都不会和父母组这种“家庭读书会”。“各忙各的”只是表面上的原因，现在各种交流工具都很方便，如果想要交流还是可以做到。

真正的原因是，读书会也好，其他交流形式也好，只要这种交流进行到一定程度，必然演变成“交心”；它会涉及隐私，涉及各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深层，而且很容易和各人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乃至现实利益格局联系起来。

而在我们过去的四五十年间，社会变革很大，观念更新也很快，相隔10年，在观念上就是两代人；与此同时，我们也经历了从匮乏、温饱到小康的跨越，大家对物质生活很有追求、也非常敏感。

在这种代沟很深、利益牵扯很大的背景下搞什么“交心”，其结果，要么是“假假的”，停留在浅层次交流，大家兴致阑珊，难以持续；要么撕开温情脉脉的面纱，暴露了此前被隐藏起来的矛盾，或者引发新的矛盾。

人们对此心照不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维护大家庭的和睦和谐是最重要的，何必去搞吃力不讨好的“交心”呢？《都挺好》这种电视剧能够大“火”，就说明大家对“大家庭”的现状有某种共识。

这种局面也是被都市人广泛接受的，有各种好听的理论支持，“给每个人空间”“大家都是成年人”等等。

例外当然也是有的，《傅雷家书》就是两代人之间深层交流的例子；这种成功交流需要彼此有大体相近的三观，有比较一致的追求，双方都有交流的兴趣愿望，还需要一点时空上的配合。

回首往事，记者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也曾经把自己喜欢的书推荐给父亲读，他还做了笔记和眉批；工作以后我给他买过书，他很喜欢，也曾荐书给我读；这种事回忆起来都很温馨。毕竟，人们内心深处还是渴望着交流和认同，如果这种交流和认同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那就更美好了。

有道是：“富过三代，方知饮食”。岂止是饮食，各种品味、观念和生活方式，都需要三代人的时间，才能稳定下来有所传承。

希望寄托在今天的城市中青年人群身上，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他们这样的父母：物质比较充裕，思想比较包容，有一些科学养育的知识，接触了现代科技，熟悉各种娱乐方式，与此同时，社会也不再急剧变化，而是驶入长期稳定的进程。当这些人年华老去、步履蹒跚之时，相信他们也不会太脱节；无需生老病死，相信他们就能成功组建起很多很多的“家庭读书会”。

到那时，“与父母共同读书”将仍然是一种需要珍惜的缘分，但不再稀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