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对于那种毕业四五十年之后的聚会，教育部真该明令禁止。我何苦要去摧毁自己曾经渴望和心仪的姑娘在记忆里留下的美好印象呢？我又何苦非得去见证那些自己曾经羡慕不已的健硕少年如今变成了何种模样？这比戴上眼镜看镜子里的自己险些石化的感觉更加糟糕。”只看这句话，会毫不犹豫地断定，它出自哈谢克（《好兵帅克》的作者）之手。

事实是，写这句话的是斯维拉克。他是一名演员、电影编剧，70岁后，一连出了两本短篇集（《女观众》和《错失之爱》），混入小说家的行列。

令人惊讶的是，作为写小说的新手，斯维拉克表现得自信和成熟。比如前引的这段话，主题竟是在写中学时的班主任。在非常环境中，他不惜说谎，几次救了学生的命。如此催泪的题材，却用搞笑的方式呈现：在几十年后师生聚会时，大家共同提起当初严厉、古板、目不斜视的数学老师哈珀尔。班主任透露，哈珀尔天性好色，下课时常抱怨，为何将丰满的某位女生放在第一排，这谁受得了？这哪里是上课，简直是在表现英雄主义气概。

同学们记得，哈珀尔每次下课，班主任都会对他说“筷子”或“三个杠铃”（在捷克语中发音近似）。几十年后，班主任破解了这个谜：哈珀尔是国际象棋高手，一次意外地和女棋手有了一段不可描述的遭遇，对方说“悉听尊便”（在捷克语中，与“筷子”音近），哈珀尔将这个怪词牢记在心，并广为传播。

乍一看，这是一篇被误写成散文的小说，但仔细品味，又会发觉它颇有意味：当人无法捍卫自我时，当环境将心灵窄化成一片沙漠时，本能反而成了滋养人性的港湾。班主任的低级趣味让他变得如此富于同情心与善意，如果他不会用“悉听尊便”调侃，他还会一次次站出来吗？在灰烬般的、干巴巴且一脸严肃的人海中，“悉听尊便”至少提醒了班主任，他还是一个人。

这种写法，便是反讽。

所谓反讽，指口是心非，说出的话和内心的话相反，却人人尽知弦外之音。与讽刺不同，反讽没有攻击性，它不是挖苦，而是自嘲。哲学家基尔凯郭尔在《论反讽》中说：“反讽本身并非冷眼旁观、不动声色，毫无喜怒爱憎；毋宁说它是一种由于别人也想占有自己所欲求的东西而感到的不快。”

换言之，反讽并不只是一种文学手法，而是一种生命境遇——当我们感动、入戏与沉醉时，突然有人告诉你，这一切前人早已做过，你不过是在重复而已。

在《不朽》中，米兰·昆德拉曾用小说的方式，表达了这种尴尬：在不经意间，女主角做出一个充满魅力的动作，可想一想，地球上曾有过几千亿人，人类的动作才有多少？换言之，不是我们在做动作，而是动作在做我们。那么，我们的爱情呢？我们的理想呢？我们所坚守的那些价值呢？我们曾如此珍视它们，可它们只是赝品，是对别人的模仿。

所以，基尔凯郭尔“神补刀”：恰如哲学起始于疑问，一种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人的生活起始于反讽。

只有通过反讽，我们才能对自我存在的真实状况有所察觉，而斯维拉克对此的感悟，堪称滔滔江水、绵绵不绝：

在《追踪记》中，他哀叹“布拉克失去了一位个性奇特的人物，这座城市确实了一种神奇和不确定的诗意特性”。其实，这个“诗意特性”不过是一名叫巴施蒂希的老汉，他被生活所累，为养家糊口，几无喝酒钱。所以，他想出一个鬼主意，常年带着雨伞、浑身湿透去串一家家酒吧。客人看到他，以为外面正下雨，会在酒吧中多待一会儿，老板的生意因此提升，而巴施蒂希也能混到一杯免费酒。

在《伯利恒之光》中，作为低能儿的儿子只会说真话，四处碰壁，过年时，他见桌上蜡烛正燃烧，基于父母曾经的教导，他将其吹灭。母亲知道后，大吃一惊，那是穷鬼父亲为了转运，历尽千辛万苦搞来的“伯利恒之光”（类似于圣火）。母亲忙用火柴将蜡烛重新点燃，叮嘱儿子决不能告诉父亲真相。于是，一家人在“伯利恒之光”的笼罩下相安无事——父亲坚信来年会转运，母亲避免了家庭纠纷，儿子终于懂事，学会了说谎……以神圣之名，假冒神圣帮大家解决了所有烦恼。

在《错失之爱》中，广告创意师被公交车上一次偶遇打动，努力寻找擦肩而过的女孩，就在数学家老板告诉他，找到那个女孩的概率只有千分之一时，广告创意师竟然真的找到了，并成功将她追到手。然而，那个女孩终于厌倦了，她从不记得有过什么偶遇，也不愿一次次被所谓的偶遇绑架。那么，偶遇中的那个女孩真的存在吗？还是她暂时失忆了？或者偶遇这件事也是虚构的？一切又陷入数学家老板感到满意的混沌状态中。

在《在火车上》，母亲正带着幼儿旅行，倍感疲惫。幼儿看到车厢上涂抹的一句脏话，却误认为是卖鸟广告，缠着母亲要买。母亲无法告诉他，“鸟”在捷克语中的双关含义，只好假装打电话去买，结果不出意料：鸟已被卖掉了，联系得太晚了。在这个混乱而尴尬的场景中，特拉维克故意插入一个正在学捷克语的越南女孩，成为他们的旅伴。她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看到大家都在谈“鸟”，便高兴地讲了一个越南的关于鸟的童话故事。最终，她被戏剧精神附体——轻抚小男孩额头，说：“你喜欢我们越南的童话故事吗？”通过复调叙述，特拉维克隐喻了人生：以为梦想触手可及，其实只是我们的误解，可总有局外人会将一切讲成童话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女观众》和《错失之爱》是特拉维克的恶意实验室，那里面，有被丈夫耽误一生的妻子，每天为购买什么罐头而争吵，最终，妻子在想象中杀死了丈夫；有被乐评人放逐的音乐家，只好在各地学校科普古典音乐，因患了重感冒，只好自己弹奏，让他趣味单一的司机替他讲述。结果，经典音乐被讲成一个个黄色故事，恰好乐评人在现场，被当场气死；有重新获得演出机会的老演员，他以为自己的演技终于得到承认，却发现导演只需要他不做任何表情，而似乎爱上他的女孩，其实是求他给别的男孩捎信，他以为是自己，但在大家眼中，他只是人畜无害的布景……

在斯维拉克笔下，一切都是错位而模糊的，人们甚至不再挣扎——他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因为正被未知的力量所掌控。最聪明的解决方案是：装作在场，但心有旁骛。

意大利思想家维柯曾把世界历史分成四个持续退化的阶段，即：

神祇时期：通过比喻，给自然界赋予永恒精神；

英雄时期，通过转喻，表达特殊人物的永恒精神；

人的时期：以借代为主，表达人类整体之间的共通性；

颓废时期：以反讽为主，意识变成谎言，人已无法看清真实与伪装的差别。

显然，斯维拉克写的是颓废时期文学，而支撑他反讽的，无非两端：

其一是理性注意通过泯灭趣味，实现对个体的加害，它甚至神经质到遍地敏感词的地步。因名诗中有“大叔般狡黠的微笑”，被要求改成“科学家般和蔼的微笑”。困惑的老师问同侪，难道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也要这么改吗，得到的回答是：“柴可夫斯基也会理解，音乐就是服务。”

其二是对生命挣扎的无望。摄影师后悔给情人写了分手信，可邮局工作人员拒绝退回，因为“这信已归邮局了”。万般无奈，摄影师持枪抢回自己的信，却误伤了一名邮递员，锒铛入狱。情人因此得出合理推断：摄影师果然是有暴力倾向的人，还是赶快结束这段感情吧。以结果相反的方式，奋斗精神完成了自己的“修炼”。

显然，斯维拉克的世界正在崩溃，但它并不灰色，其中不乏人性的温暖：健壮的出租车司机出口斯文，他来自下层，曾与老师产生不伦之爱，虽然没有结果，却让他变成一个有教养的人；在《复视》中，音乐家约瑟夫与英格丽的爱只能是萍水相逢，但他们却彼此拯救，终于突破了女伯爵设置的沉闷生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鸡汤横飞与故弄玄虚的时代，像斯维拉克这样的专业故事匠人已成凤毛麟角。他的细节刻画异常生动，寥寥几笔，便能让读者看尽其中荒诞。两本小说集均不超200页，却有19篇小说，且其中很多短篇中，容纳的是中篇的故事量。

不否认，故事可能会背叛写作者，会使写作轻浅化，可问题在于：如果我们放弃故事，又如何面对理性主义投下的巨大阴影？又如何在这阴影中，坚守住自我？

“倘若一个人有所期待，他的生活会变得意义非凡。”也许我们都将在时光中走失，也许每个个体注定都会被吞噬，但我们仍需期待。这，或者就是斯维拉克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