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生日宴会看演出，是《红楼梦》中贾府常有的娱乐活动。

宁国府给贾敬祝寿，虽然贾敬在道观不肯回家过，但府里照样请了戏班子来招待客人。薛宝钗、王熙凤、老祖宗等的生日，都有戏曲表演。宝玉生日虽没有安排大型演出活动，但群芳开夜宴时，宝钗抽得牡丹签，艳冠群芳，可以随意点人唱歌，芳官遂被宝钗点中，在宴席上细细唱一曲《赏花时》，也算是对演出活动作了变化处理，这是《红楼梦》摇曳生姿的笔法。第八十五回补写了前八十回没有写过的给林黛玉过生日，由戏班子演绎嫦娥天上人间的故事《蕊珠记》，而这一天，作为绛珠仙草投胎到人间的黛玉，打扮得貌美如嫦娥，戏里戏外，前世今生，形成了呼应关系。

不过，因演出娱乐的同时又节外生枝，惹得一些人生气，在写薛宝钗生日活动中出现了台下戏，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第二十二回写荣国府为薛宝钗过十五岁生日，老祖宗格外起劲，特意出钱吩咐王熙凤置办演出。戏曲开演前，又特意让宝钗先点戏。宝钗推让不开，知道老年人喜欢热闹，就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又称《山门》）。宝玉向来不喜欢热闹戏，第十九回写过春节，宁国府请戏班子来演戏，宝玉也受邀听戏，就无法忍受他们所点的热闹戏。这次见宝钗点“醉闹”的戏，自然不敢苟同。但大概也是考虑到老祖宗的兴趣，所以他便带点无奈的口吻说：“只好点这样的戏。”自己既觉得有点扫兴，话里似还有安慰薛宝钗的意思——在宝玉看来，请戏班子毕竟是为宝钗过生日，老祖宗叫她点戏，也是把她的趣味放在第一位，但宝钗却想着先如何迎合老祖宗口味，虽然是敬老，但多少有点委曲求全。

薛宝钗却不承认这一点，这究竟是她为人不坦诚，或者确实是被宝玉误解了，还真不好判断。总之，她反驳了宝玉，说宝玉不懂这戏的排场、辞藻等诸多好处，还念了一首曲词《寄生草》，让宝玉赞赏的同时，又夸赞她无书不知。结果，在场的林黛玉听不下去了，嘲笑宝玉道：戏还没唱《山门》，你倒《妆疯》了。

林黛玉挪用戏名嘲笑宝玉，似乎是随机之举，但也让人觉得她有一股暗暗跟宝钗较劲的意思。之前，宝玉来邀黛玉看戏，说要为她点戏时，黛玉就抱怨说这天她不过是借光看戏，谈不上为她而点戏。逢宝玉夸奖宝钗，黛玉借戏名嘲笑宝玉的吵闹，则似乎一方面暗示了自己对戏曲也熟悉，宝钗的“炫”词没啥稀奇，另一方面，也让嫌戏吵的宝玉和他自己在台下的不安静构成了反讽。但这仅仅是台下戏的序曲，大幕是在后面拉开的。

戏散场，老祖宗特别喜欢一个演小旦的和演小丑的，让人唤来这两人，给零食和赏钱。于是就有了如下一场戏：

凤姐笑道：“这个孩子扮上活像一个人，你们再看不出来。”宝钗心里也明白，便只笑不肯说。宝玉也猜着了，亦不敢说。史湘云接着笑道：“倒像林妹妹的模样儿。”宝玉听了，忙把湘云瞅了一眼，使个眼色。众人却都听了这话，留神细看，都笑了起来，说固然不错。一时散了。

王熙凤虽然看出林黛玉和旦角长得像，但她不愿意说出来，怕黛玉对她心生怨气，而她实在又太愿意让大家知道这一点，一起来看笑话。按文艺心理学的规律，看笑话得有回应，必须有众人的附和和分享才能出效果。单独一人偷着乐，是难以获得好笑的愉悦感的。问题是，林黛玉像旦角，怎么就成了可以让众人围观的笑话？那是因为在当时社会中，演戏者的地位，是连三等丫鬟也不如的。贵族小姐与旦角之间在地位差距甚远的前提下，突然被发现了两者相貌的紧密联系，这种差距与联系的突兀感，才让人有忍俊不禁的感觉。而王熙凤那设置悬念般的“你们再看不出来”，其实也给大家看出结果带来了张力，有意让大家在台下又看了一场小戏。

此处，宝钗的“不肯说”和宝玉的“不敢说”，用词是极为精准的。

宝钗不肯说，在于她通达人情世故，不愿意主动得罪黛玉，免得惹事上身；而宝玉不敢说，则主要是为黛玉的心情着想，怕她被人嘲笑而受伤害。在这样的背景下，史湘云不善于瞻前顾后、脱口而出的性格，也就呼之欲出了。可惜宝玉考虑不周，反应迟缓，等到湘云已经说出来后再使眼色阻止，除了让湘云和黛玉都生气，已经没有积极的意义了。

史湘云因此生气还好理解，因为知道宝玉使眼色阻止自己，首先是怕黛玉受伤害，其次才顾及她得罪黛玉后也会自讨没趣；另外，使眼色是一种阻止，让湘云言行的自由受到了妨碍，变成了必须看别人眼色来行事。

林黛玉又何以对初衷良善的宝玉生气呢？一方面是她听到了宝玉和史湘云的对话，暗示自己是个多心人——多心人反而希望被认为胸襟开阔，宝玉向湘云使眼色，就已经告白了黛玉的惹不起。但更重要的，还是黛玉认为宝玉也参与到了这场看笑话的游戏中，尽管这让宝玉深感委屈。宝黛有一段对话非常有意思：

宝玉道：“我并没有比你，我并没笑，为什么恼我呢？”黛玉道：“你还要比？你还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比了笑了的还厉害呢！”

黛玉的反驳看似逻辑不通，似乎让宝玉左右为难，无路可走，但自有其深刻的地方。因为当宝玉为自己的“没有比”“没有笑”申辩时，已经预设了一个可能“比”、可能“笑”的前提。之所以说他的“没有比”“没有笑”已经比别人的“比了笑了”更厉害，是因为黛玉心中早把宝玉视为唯一的知音与依靠，对他并不设防。所以，当她已经被置于围观的中心时，宝玉没有出面大声制止（当时才十二三岁的贾宝玉也不可能出头），混在围观者中，可能是更令黛玉受伤害的，这意味着她被悬在空中示众，又找不到任何人作依靠，在这样的瞬间，黛玉觉得被排斥在大家之外，有强烈的孤独感，生出怨气也就不足为怪了。

因为被比作一个旦角而让黛玉伤不起，这固然是黛玉爱使小性子的心理问题（而这爱使小性子与她孤苦伶仃进贾府的身世有关），但把这种伤不起向宝玉全部倾吐，让宝玉一并承受，还是说明了她和宝玉最贴心。但更重要的，与旦角长相相似，居然能让一个贵族小姐蒙羞，甚至引发众人围观，这说明当时社会，等级制观念是多么普遍，多么“深入人心”。

台湾学者欧丽娟曾经说，曹雪芹明明没有反封建等级制度，何以好多红学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是的，从主观愿望上，确实看不出曹雪芹有这样的思想自觉，但在小说的生动描写中，这种制度笼罩下的不合理、非人性的一面，又被他充分暴露出来，从而在客观上达成了反思、反讽的效果。这一通过创作方法实现的超越，在一个伟大的作家这里，未必不能通过深刻的体验与符合人物性格命运的笔触而达致，而在当代，这种现象则不难通过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来解读，读《红》应具有不拘于一时的宽阔视野，也是当代学人之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