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美国文艺创作领域，“越战”向来是一个引人关注的母题。既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美国社会的彷徨动荡交织于一处，又成为那段伤痕岁月最鲜明的时代背景。毫无疑问，英语世界绝大部分以越战为主题的作品，无论是从哪种意识形态出发、持何种立场、或褒或贬，几乎都是从美国人的视角来看待这场战争。无论是越共军队，还是南越军人，又或是被卷入战场的寻常百姓，都与绵密的丛林、难熬的雨季一道化为这场远东冒险的另一个符号而已。无论是美国的“越战电影”，还是“越战文学”中，大概只有美国人才会被赋予复杂、具体的内涵，而他们面对的越南人都只是一个个模糊、抽象的形象。这类形象要么被塑造成亟待美国人拯救的对象，要么就是理应被消灭的“赤色敌人”，要么就是身材婀娜的异国少女，要么就是凶神恶煞或“被洗脑”的士兵。

2016年，颇有纪念意义的第一百届普利策小说大奖颁给了美籍越裔作家阮清越的小说《同情者》（The Sympathizer）。这是自1993年，美国作家罗伯特·奥伦·巴特勒的短篇小说集《奇山飘香》（A Good Scent from a Strange Mountain）后，又一本以越战为背景、越南人为主角的得奖作品。《同情者》《奇山飘香》之所以能获得高度肯定乃至推崇，或许都可归因为这两部作品都试图站在越南人的角度来书写这场战争所带来的影响。《奇山飘香》的作者巴特勒之前是一位精通越南语与当地文化的美军情报人员，而阮清越则是在年幼时随南越难民潮逃到了美国。对外界而言，真正站在北越的视角来叙述这场惨烈战争的文学作品似乎仍是稀少的。在欧美乃至世界范围内，真正有影响力的、来自越南本土作家的越战小说更是凤毛麟角。而越南作家保宁的小说《战争哀歌》或许可算是一本。

《战争哀歌》在欧美国家的影响力很大，也被定为不少院校的必读书目。此间缘由除了题材以及小说本身高素质外，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本书非常独特的传播路径。《战争哀歌》的原名是《爱之命运》（Destiny of Love），1990年前后就已经问世。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就是为了故意让小说名字听上去不像是有关战争的。不过，当时这本日后的名著并未在越南国内正式出版，而是以自印本、复印本的方式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悄悄流传。不久后，越南裔诗人Phan Thanh Hao将其翻译为英文并联系英国出版社塞克和沃伯格（Secker & Warburg）。当时，英国出版社的编辑读了译稿后，建议在英语世界里找一位精通越南风土人情的作家，由他根据Phan Thanh Hao略生硬的译稿来润色这部作品。于是，这个差事落在了澳大利亚记者弗兰克·帕默斯（Frank Palmos）身上。1965至1968年期间，帕默斯本人曾作为战地记者深入越南各地，亲眼见证过1968年北越发动的“春节攻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帕默斯的“润色”更近乎“重译”，即根据之前译本的内容，以更符合欧美人阅读习惯的方式来“重写”这个故事。当然，这种“重写”并不是任由帕默斯随意发挥。在正式动笔前，帕默斯曾多次前往越南河内与作者保宁见面，确认细节和翻译方式。而保宁在读过帕默斯的越战回忆录《与魔鬼同行》的越南语译本后，也对其文笔表示认可。前后花了七八个月的时间，帕默斯在西澳大利亚的老家完成了这部译稿，又或说是重写了这部作品的英文版。最终，保宁的这本小说在欧美正式出版，书名则改成了现在的名字——《战争哀歌》。显而易见，这段曲折的出版经历也给这部小说增加了几分传奇色彩。不过，若比起作者本人的战争经历，这或许也只是一段不大不小的插曲而已。在《战争哀歌》中文版序言中，保宁还提到《战争哀歌》在越南正式出版时，他父亲特意用汉越音为他朗读王维的《凉州词》以示庆祝。

小说中的主角阿坚在1969年二十一岁时参军，投身战争，随后被分配到了B-3战区。在1961年越南劳动党代表大会上，将当时整个战争区域划分为越南北方、越南南方、老挝、柬埔寨，并分别以字母A、B、C、K来指代。到了1966年，越南南方即B战区又被细分为五个战区，其中，B-3战区包括越南西原地区的嘉莱、昆嵩、多乐三个省，当时的司令员是北越著名将领阮友安。而在现实中，当时十七岁的保宁同样在1969年加入战争，“就跟那时所有其他越南人一样，你会迫不及待地投身其中”。

一年之前，即1968年1月底北越集中超过五十五万人的兵力发动了著名“春节攻势”。战斗在南越三十六个省会、五个大城市、六十四个县城和五十个村镇一起爆发。同时，潜伏在敌后的游击队也向西贡机场、南越总统府和南越总参谋部发动了一系列袭击，甚至美国驻西贡大使馆也遭到了夜袭。从军事上来看，尽管北越的“春节攻势”声势浩大，但并未收获相应的战果，反而遭受近十万人伤亡的重大损失。但在政治上，“春节攻势”则成了整场战争的转折点。两个月间，超过两千五百名美军阵亡的消息，深深震动了美国舆论界。新闻中惨烈的战斗画面与越来越长的伤亡名单，成为了美国国内反战运动的“助燃剂”。另一方面，在经历“春节攻势”的遭遇后，美国军方认为至少需要再投入二十万美军，才有可能够彻底摧毁北越的军事力量。这也导致美国政府渐失战意。1968年3月，宣布放弃连任的约翰逊总统表示美军将逐步从越战撤出。5月，交战双方在巴黎展开会谈，10月，约翰逊宣布暂时停止对北越的空袭轰炸。1969年1月，尼克松正式就任总统，开始推行所谓“越南化”政策，即美军逐步撤军，将战场转交给南越部队。同年8月，美国已单方面撤出了两万五千名美军。

尽管如此，战争的惨烈程度却没有丝毫降低。无论是在前线密林还是在后方城镇都无法摆脱随时从天而降的美军空袭阴影。亲身体验过这种恐惧的保宁曾这样回忆：“当炸弹落下时，只有石头才能不被吓到。美国人一旦注意到森林有动静，就会摧毁掉整片森林。天晓得这花多少钱，都是美国纳税人的钱。如果扔下了凝固汽油弹，整个雨林都会化为一片火海。你能想想‘火海’的样子吗？”在小说中，主人公阿坚所在的第27营，经受了美军凝固汽油弹的轰炸，几乎全都葬送于丛林的火海之中。1972年3月，北越集中了比1968年“春节攻势”更大的兵力，发了“复活节攻势”。在美军B-52的狂轰滥炸下，整场攻势以失败告终。1973年1月，筋疲力尽的各方终于签订《巴黎和平协约》。随后两个月间，美军除保留小部分海军陆战队守卫美方机构外，驻越美军全部撤走。

尽管美国人走了，但越战依旧在继续，甚至因为临近尾声而变得更加血腥与激烈。正如小说中阿坚讲的那样：“对B-3前线的步兵来说，1973年签署《巴黎协定》之后的日子实在是漫长难熬。连续个月的撤退、反攻、冲出一条血路，之后接着反攻。一场战役接一场，没完没了，令人绝望。在雨中能听到100公里外传来的加农炮开火的回声，这就是该死的旱季的前兆。昆诺战役、芒登战役，接着是芒布战役，9月，我军开始攻打昆嵩镇的防守线，炮火声震动天，彷佛要把北翼的每一寸土地都撬开一样。”

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北越持续不断地蚕食南越的前线，并在敌后组织游击战。1975年1月，缺少美国人支持的南越政权在苟延残喘近两年后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末日。从“复活节攻势”中恢复过来的北越发起了决定性的攻势。短短三个月间，几乎击溃了南越所有的主力部队。1975年4月30日7点53分，搭载最后一批美国人的直升机飞离西贡。五个小时后，北越坦克轰鸣着冲入了南越总统府。成为南越总统才三天的杨文明随即宣布投降。

战火纷飞数十载后，终于迎来了和平，但对于从一场场煎熬中幸存的战士来说，战争却并未结束。《同情者》的作者阮清越有过一句话，“我们的越战永远不会结束”。这句话，对“隐居”在河内的保宁来说，或许同样适用。用他在小说中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被战争毁掉了，只是各自被毁的方式不同。”

若用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小说主人公在战后的迷茫状态是一种非常典型的PTSD症状：“每天都会有新的噩梦，甚至连父母都怕我。我渴望能忘记战争，但它却拒绝减轻施加我身上的挞伐。”保宁在小说中称之为“战争之痛”：“ 那是一种崇高的痛苦，甚至比幸福还要崇高，超越战争本身。正因为这种痛苦，我们逃过了战争的劫数，逃过了无尽的杀戮。我们经过扛枪战斗的困苦，经历过那些暴行，又重新回到各自生活的道路上，可能不会有欢乐，甚至会犯很多错。”

书中曾有政委这样开导道：“在B-3前线当兵多年，青春挥洒在这里，双手沾满鲜血，现在和平了，应该重归自然，与劳动人民亲近，才能感受到生活的祥和，才能化解内心的痛苦。”但在保宁看来，这种“战争之痛”几乎将伴随战争幸存者一辈子，并非意识形态话语抑或政治教育所能化解的。

小说中的主角阿坚在1969年二十一岁时参军，投身战争，随后被分配到了B-3战区。在1961年越南劳动党代表大会上，将当时整个战争区域划分为越南北方、越南南方、老挝、柬埔寨，并分别以字母A、B、C、K来指代。到了1966年，越南南方即B战区又被细分为五个战区，其中，B-3战区包括越南西原地区的嘉莱、昆嵩、多乐三个省，当时的司令员是北越著名将领阮友安。而在现实中，当时十七岁的保宁同样在1969年加入战争，“就跟那时所有其他越南人一样，你会迫不及待地投身其中”。

一年之前，即1968年1月底北越集中超过五十五万人的兵力发动了著名“春节攻势”。战斗在南越三十六个省会、五个大城市、六十四个县城和五十个村镇一起爆发。同时，潜伏在敌后的游击队也向西贡机场、南越总统府和南越总参谋部发动了一系列袭击，甚至美国驻西贡大使馆也遭到了夜袭。从军事上来看，尽管北越的“春节攻势”声势浩大，但并未收获相应的战果，反而遭受近十万人伤亡的重大损失。但在政治上，“春节攻势”则成了整场战争的转折点。两个月间，超过两千五百名美军阵亡的消息，深深震动了美国舆论界。新闻中惨烈的战斗画面与越来越长的伤亡名单，成为了美国国内反战运动的“助燃剂”。另一方面，在经历“春节攻势”的遭遇后，美国军方认为至少需要再投入二十万美军，才有可能够彻底摧毁北越的军事力量。这也导致美国政府渐失战意。1968年3月，宣布放弃连任的约翰逊总统表示美军将逐步从越战撤出。5月，交战双方在巴黎展开会谈，10月，约翰逊宣布暂时停止对北越的空袭轰炸。1969年1月，尼克松正式就任总统，开始推行所谓“越南化”政策，即美军逐步撤军，将战场转交给南越部队。同年8月，美国已单方面撤出了两万五千名美军。

尽管如此，战争的惨烈程度却没有丝毫降低。无论是在前线密林还是在后方城镇都无法摆脱随时从天而降的美军空袭阴影。亲身体验过这种恐惧的保宁曾这样回忆：“当炸弹落下时，只有石头才能不被吓到。美国人一旦注意到森林有动静，就会摧毁掉整片森林。天晓得这花多少钱，都是美国纳税人的钱。如果扔下了凝固汽油弹，整个雨林都会化为一片火海。你能想想‘火海’的样子吗？”在小说中，主人公阿坚所在的第27营，经受了美军凝固汽油弹的轰炸，几乎全都葬送于丛林的火海之中。1972年3月，北越集中了比1968年“春节攻势”更大的兵力，发了“复活节攻势”。在美军B-52的狂轰滥炸下，整场攻势以失败告终。1973年1月，筋疲力尽的各方终于签订《巴黎和平协约》。随后两个月间，美军除保留小部分海军陆战队守卫美方机构外，驻越美军全部撤走。

尽管美国人走了，但越战依旧在继续，甚至因为临近尾声而变得更加血腥与激烈。正如小说中阿坚讲的那样：“对B-3前线的步兵来说，1973年签署《巴黎协定》之后的日子实在是漫长难熬。连续个月的撤退、反攻、冲出一条血路，之后接着反攻。一场战役接一场，没完没了，令人绝望。在雨中能听到100公里外传来的加农炮开火的回声，这就是该死的旱季的前兆。昆诺战役、芒登战役，接着是芒布战役，9月，我军开始攻打昆嵩镇的防守线，炮火声震动天，彷佛要把北翼的每一寸土地都撬开一样。”

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北越持续不断地蚕食南越的前线，并在敌后组织游击战。1975年1月，缺少美国人支持的南越政权在苟延残喘近两年后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末日。从“复活节攻势”中恢复过来的北越发起了决定性的攻势。短短三个月间，几乎击溃了南越所有的主力部队。1975年4月30日7点53分，搭载最后一批美国人的直升机飞离西贡。五个小时后，北越坦克轰鸣着冲入了南越总统府。成为南越总统才三天的杨文明随即宣布投降。

战火纷飞数十载后，终于迎来了和平，但对于从一场场煎熬中幸存的战士来说，战争却并未结束。《同情者》的作者阮清越有过一句话，“我们的越战永远不会结束”。这句话，对“隐居”在河内的保宁来说，或许同样适用。用他在小说中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被战争毁掉了，只是各自被毁的方式不同。”

若用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小说主人公在战后的迷茫状态是一种非常典型的PTSD症状：“每天都会有新的噩梦，甚至连父母都怕我。我渴望能忘记战争，但它却拒绝减轻施加我身上的挞伐。”保宁在小说中称之为“战争之痛”：“ 那是一种崇高的痛苦，甚至比幸福还要崇高，超越战争本身。正因为这种痛苦，我们逃过了战争的劫数，逃过了无尽的杀戮。我们经过扛枪战斗的困苦，经历过那些暴行，又重新回到各自生活的道路上，可能不会有欢乐，甚至会犯很多错。”

书中曾有政委这样开导道：“在B-3前线当兵多年，青春挥洒在这里，双手沾满鲜血，现在和平了，应该重归自然，与劳动人民亲近，才能感受到生活的祥和，才能化解内心的痛苦。”但在保宁看来，这种“战争之痛”几乎将伴随战争幸存者一辈子，并非意识形态话语抑或政治教育所能化解的。

2018年12月，在接受一家印度英文杂志专访时，保宁曾讲道：“你很难确定自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如果我没去打仗，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也没什么可写的了……我依旧在整天写作，靠写作来打发时间。”对照小说中，主人公的回忆与写作，很难不让人认为这是保宁本人的一种自我投射。无论是对书中的主人，又或是保宁自己，写作都已成为他们与“战争之痛”战斗的方式。而这场战斗，或许将一直持续到当事人生命的终点。作为一名有世界声誉的作家，保宁在战后数十年间的作品并不多，正式出版的更少，且大部分都是短篇小说和散文，他的处事也非常低调，外界对他的详情同样知之甚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是一个作家。可以写，但没本事好好聊自己。我真的没有太多话要说。”

在2018年12月这次访谈后一天，保宁正好会有一场外科手术。采访结束时，记者对他说：“祝你的手术一切顺利！”

保宁笑着回答：“我是一个战士，已经不会害怕任何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