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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孟浩然的《春晓》是公认的千古名作，后人评价甚高。但有些解析仅局限于诗的字面意思，不免“就象说象”。如果《春晓》的意境仅此而已，那它只能算是一首不错的写景小诗，而绝对称不上千古名篇。

辞约旨丰 事近喻远

朱自清先生认为，诗言志乃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志即意，就是情志、怀抱；诗言志就是作诗要抒发诗人的情志、怀抱。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大抵是圣贤抒发情志、怀抱的作品，即“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诗言志的方法有赋、比、兴三种——“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简单来说，赋就是直说，如杜甫的《石壕吏》、李绅的《悯农》、白居易的《观刈麦》等。因为这些关心民生疾苦的作品是写给普通百姓看的，只有通俗易懂才能广泛流传。但诗人之志有时不便直说，有时受到语言和诗体格律等限制而言不尽意，因而常通过形象用比、兴的方法来言志。

这种方法，早在上古时代就得到了运用。中国最古老的文献典籍《易》，就是用简单的两个符号作为卦象来表现义理的。诗人作诗在言不尽意或不便直言尽意时，也会“假（借）象尽辞”，从而达到“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和“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的表述效果。

例如，“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诗人之志并不在简单地登鹳雀楼。

又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诗人说“仆庐山诗尽于此矣”，可见其志绝不在庐山，而是别有哲理、禅意。故黄庭坚曰：“此老于《般若》，横说竖说，了无剩语。非笔端有口，安能吐此不传之妙哉？”

南宋诗论家、诗人严羽说：“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他还进一步提出作诗的“六忌”——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音韵忌散缓，亦忌迫促。

跟严羽同时代的诗论家、诗人刘辰翁说：“诗欲离欲近。夫欲离欲近，如水中月，如镜中花，谓之真不可，谓之非真亦不可。谓之真，即不可索；谓之非真，无复真者。”

这里的“水中月”不在水中，而在天上，故不可于水中求之；“镜中花”不在镜中，而在镜外，故不可于镜中求之。如此一来，既不能说“水中月”和“镜中花”是真的，也不能说“水中月”和“镜中花”不是真的。说它是真的，却不可求索；说它不是真的，却再也没有其他真的了。

诗的“象外之意”也是如此。如果以“象”为“意”、就“象”解“象”，只从诗的字面去理解，那就是水中捞月、镜中摘花，去诗人之意远矣。

我们来看陈子昂和张九龄的“感遇诗”：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

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陈子昂《感遇诗三十八首》其二）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

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张九龄《感遇十二首》其一）

表面上看，两首诗都是写花草，实际却另有寄寓。前者抒发怀才不遇的惆怅，后者抒发不汲汲于富贵的高洁，都在用比、兴手法来表述“象外之意”。如果以为这两首诗是描写花草的，那与诗人之意就大相径庭了！

为什么没人认为这两首诗只是描写花草的呢？因为芳草之象为人们所熟知，《诗经》《楚辞》中早已有之。因此，读者一眼就能看出来。

相比之下，孟浩然《春晓》的“象”与“意”关系曲折隐晦，且这“象”本身又写得极美，因此读者就很容易忽略其“象外之意”。

遂志而求 论世而考

清吴昌祺说：“文多直而显，诗多曲而隐。凡牢愁郁悒、怨愤哀思，欲言而不敢明言者，一寓之于诗。后之人因其词寻其义，或遂志而求，或论世而考，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弗喻也。”由此观之，要想揭示孟浩然《春晓》的“象外之意”，自然也需遂志而求、论世而考。

《新唐书》记载：孟浩然，襄州襄阳人。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隐鹿门山。年四十，乃游京师。尝于太学赋诗，一座嗟伏，无敢抗。张九龄、王维雅称道之。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诏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

宋计有功《唐诗纪事》的记载有所不同，认为唐玄宗因张说引荐而召见孟浩然的——明皇以张说之荐召浩然，令诵所作。乃诵：“北阙休上书，南山归弊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帝曰：“卿不求朕，岂朕弃卿？何不云：‘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因是故弃。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不用到北阙向朝廷上书献策，还是回到襄阳南山下家园的破屋。自己没有才能，理当被圣明的君主遗弃；身体多病，自然就被老朋友疏远。头上的白发正在催人变老，新年的春天正在逼走旧年。长怀愁绪彻夜不眠，睁眼看着从松枝间透过的月光泻入我这空虚的窗子。”

古代皇帝宫殿的大门外，左右各置一台，台上有楼观，称为“阙”。汉代尚书奏事和群臣谒见都在北阙，后用作朝廷的代称。

孟浩然“红颜弃轩冕”，从年轻时就不追求功名利禄，被玄宗这么一说，也许就产生了争口气的应试念头：皇帝以为我没有才能不敢来应科考吗？我只是不屑科考而已。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考给你看。

孟浩然是亚圣孟子的第三十三代孙，家学渊源甚深，而且勤奋用功，因此“少年舞文墨，属意在章句”。唐代科考的内容一般包括明经、词（诗）赋和策论。明经科是考查对儒家经典的记诵和基本经义；策论是议论当前政治问题，向朝廷献策；辞（诗）赋最见功力，也最受重视。

孟浩然擅长诗赋，因此考进士看上去不过是小菜一碟。可不巧的是，开元十七年正月的这次礼部试，没有考辞赋。二月放榜，孟浩然名落孙山。

开元十八年春，孟浩然专程到今江西南昌拜访洪州刺史张九龄，希望得到他的举荐。在南昌，孟浩然写下了著名的求荐诗《自浔阳泛舟经明海》：

大江分九流，淼淼成水乡。舟子乘利涉，往来至浔阳。因之泛五湖，流浪经三湘。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魏阙心恒在，金门诏不忘。遥怜上林雁，冰泮也回翔。

诗人感慨：我远远地羡慕那上林苑的大雁，它们在春暖冰消的时候就可以飞回北方，我却一直浪迹江湖，得不到朝廷的重用。魏阙，是古代天子、诸侯宫门外两边高耸的楼观，是悬挂法律、昭示教令的地方，后借指朝廷；金门诏，即金门待诏，汉武帝时东方朔、主父偃和汉景帝时的严安等，都曾待诏于金马门，不久便被朝廷重用。

张九龄很欣赏孟浩然的才华，表示将来有机会便举荐孟浩然。开元十九年三月，张九龄被召回长安，擢升为秘书少监兼集贤院学士。孟浩然刚赶到长安，张九龄的母亲就去世了。按照当时的规定，父母死后，子女要守丧，三年内不做官、不婚娶、不赴宴、不应考。

没了张九龄，孟浩然的求仕之路又中断了，于是只能回家。临行前，洛阳的几位朋友为孟浩然饯行。孟浩然在《东京留别诸公》一诗中直言：“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可见，他对仕途已经彻底厌倦了。

还有人分析，孟浩然其实是对在位岁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的玄宗失去了信心。他已然觉察到，大唐正处在由盛而衰的转捩点上。玄宗虽然名义上到处网罗贤才，不过是叶公好龙而已，而且他也不具备研判贤愚忠奸的能力。盛唐用人取士非常重视诗赋才华，但玄宗对诗赋不过是附庸风雅，并无真正的文学鉴赏力。

屈宋英声 皆与神通

开元二十七年初，沔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宋鼎来荆州公干，顺便看望孟浩然。宋鼎曾任襄州刺史，与孟浩然是好友。孟浩然陪同宋鼎登览新建的荆州城北门楼，并赋诗一首《和宋太史北楼新亭》：

返耕意未遂，日夕登城隅。谁谓山林近，坐为符竹拘。丽谯非改作，轩槛是新图。远水自嶓冢，长云吞具区。愿随江燕贺，羞逐府僚趋。欲识狂歌者，丘园一竖儒。

诗人说，我在夕阳西下的时候登上城墙的谯楼。谁说隐居的山林很近呢？我却被留在刺史幕府中为公务所拘羁，不得脱身进入山林隐居。壮丽的谯楼不是原有谯楼的修葺，而是重新建造的，栏杆上绘了新的图画。汉水从远远的嶓冢山流出，浓云连绵不断吞没了太湖。我宁愿随着江上的燕雀来庆贺，却羞于跟在幕府臣僚后面恭谨地小步奔走。

之后，“去意已决”的孟浩然回到了瓮牖绳枢、室如悬磬的家，真正成了率意狂歌的“丘园一竖儒”。

这天深夜，孟浩然披裹着粗布短袄靠在屋角的床头上，久久不能入睡。外面刮起了风、下起了雨，风雨吹打着窗户，寒意变得更重了。

面对相似的境况，李煜在《浪淘沙》中叹曰：“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奈五更寒。”可是，孟浩然的门窗上哪有什么帘？床上哪有什么衾？别说罗衾了，就连杜甫家里“布衾多年冷似铁”的布衾都没有。

面对相似的境况，李清照在《声声慢》中叹曰：“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可是，孟浩然又哪里去寻什么淡酒呢？

思绪万千过后，天已经亮了，鸟儿在四处啼叫。此时，孟浩然随口吟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明人徐学夷在《诗源辨体》说：“浩然五言律诗兴象玲珑，风神超迈”，“乃盛唐最上乘”。清袁枚《续诗品·神悟》评价：“鸟啼花落，皆与神通。人不能悟，付之飘风。”

《春晓》里的“风雨”“花落”都是兴象，既是自然的“风雨”“花落”，更是社会政治的“风雨”“花落”。“花落知多少”与《离骚》的“哀众芳之污秽”有同工异曲之妙，但又不像《离骚》的沉郁悲戚，而是以清雅超绝写悲戚之情。这是借鉴了《诗经》以乐写哀的笔法。

《诗经·小雅·采薇》是戍卒战后归家途中写的诗，末章抚今追昔、悲喜交加，感叹“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人以春天杨柳依依的乐景，写当时抛家出征的生离死别；以冬天雨雪霏霏的哀景，写如今侥幸生还的无比喜悦。

清王夫之《姜斋诗话》说这几句是“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当我们了解孟浩然的生活阅历、思想历程和《春晓》的写作背景之后，再来读这首诗一定也会倍增哀痛的。

孟浩然的家乡襄阳，属古代楚国。屈原是楚国人的骄傲，当然也是孟浩然的骄傲。屈原的学生、楚辞大家宋玉的故乡，距离孟浩然的祖宅涧南园不过六七十里。孟浩然20多岁的时候，经常与襄阳的士子们举行诗会，大家的理想就是再现“屈宋英声”。

因此，孟浩然的思想和操行或多或少都有屈原、宋玉的影子，他的诗作也深受楚辞特别是《离骚》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孟浩然确是襄阳的小屈原，《春晓》可谓一首微型的《离骚》。

（作者为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传统文化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