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西川读书会由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李怡教授发起，自2011年起，与西川论坛和西川青年学者论坛构成了系列学术沙龙，力图探索学术的多种可能性。“西川”这一命名方式传达了勾连远古性与当下性、激活学人创造力的追求。其中，西川读书会由李怡教授主持，主要参加者包括四川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博士研究生以及全国各高校青年学者，每月举办一到两次，为青年学人提供了交流思想和阅读感受的平台。

重读《家》：作为问题的“家”

蔡益彦：巴金的《家》就是一股激流，没有什么能够阻碍其喷涌而出的情感。火一样的热情，风一般的遒劲，燃烧着内心的冲动，席卷着生命的激情。青春是美丽的东西，死亡却如影随行，年轻的生命横遭摧残，消逝在时代无情的漩涡中。制度、礼教、迷信拧成一股强大的破坏力，把人世间一切美好吞噬。“家”是一种精神沙漠，没有爱和理解，只有专制和集权，俨然成为一种暴力机器，粉碎了每个人的“主体意识”，唯有“不抵抗主义”才是生存之道，可是生存的真相又是如此的残酷，那些绽放着青春光彩的女性一个个尽把眼泪往心里流，默默承受着命运无情的安排。故事的结尾，觉慧终于出走了，离开这个思想的牢笼，然而走出去的终归是他一个人，家族的命运依然在延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悲哀，走出去的终归是少数人，而且步履艰难。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梦醒了却无路可走，究竟是选择沉醉的梦还是挣扎出一条希望的道路，我想这是《家》的意义所在吧。

王奕朋：《家》中给我感触最深的人是大哥觉新。无论小说中两个弟弟，还是小说外的广大读者，对他的态度都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我却对他充满了理解之同情。就拿包办婚姻来看，许多受新文化洗礼的青年，都做出了与觉新相反的选择，甚至在婚后选择单方面“离婚”。这固然保全了个人自由，但却让这些女子成了新旧文化、新旧时代交替过程的牺牲品。四川诗人吴芳吉的名作《婉容词》就表现了这种悲剧。觉新没有抛下未婚妻而去追求自己朦胧的爱情，一方面是遵从了父母之命和封建传统，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对这位素未谋面的女子的保护呢？婚后的和睦也算是对觉新的宽慰了。觉新的处境，在现今时代仍然存在，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没有了封建压迫，却还有种种其他的无奈。正因如此，我才能够用宽容的态度来看这个人物，换位思考，恐怕我也无法做出更好的选择吧。

李扬：我认为，《家》通过五四这个主题使巴金获得了一种表达自己的契机：不仅是表达对旧家庭的“愤怒”，要“为自己，为同时代的年轻人控诉，伸冤”，也包括对他思想困境的一种自救。大哥去世后，在上海的巴金一个人去了四川路，这意味着什么呢？小说突出的一个主题就是对家的弃绝，但是觉慧遭遇了伦理困局，他所要打碎的东西恰恰是一个人最无法割舍的血缘亲情。我们会发现，觉慧的每一步成长，觉民和觉新都是见证者；对巴金来说，即使大哥不再作为与他生命息息相关的一部分，但仍要以文字的形式作出一种纪念。这种伦理困局也是一种历史困局，只是说，在这个文学文本中，这种历史困境以浪漫主义的方式被想象性地摆脱了。觉慧在小说最后告别了“家”，驶向了“群”的生活，但现实中的巴金却自出走后一直保持着与哥哥的联系，这种身体与心灵、信仰与现实的张力或许是我们进入这部文学作品的一种路径。

金彬那丽：我来自韩国，那我就中韩两国家庭题材的作品做一比较。巴金的《家》以“家族史小说”的形式叙述封建家庭的没落过程，韩国的家族小说中也有类似的故事结构，也受到了一些韩国学者的关注。我们会发现，虽然《家》和《三代》《太平天下》等同时代韩国家庭小说在创作时间和结构上有相似之处，但作家的世界观与立场显然不同。从巴金的《家》中可以明显看出封建与反封建二元对立的格局，充分表现出受五四影响的作者对“革命”的期待和热情，强烈揭露封建主义的各种问题和弊端，以及坚决拒绝旧体制的态度，体现在作品中展现出作者对革命、新时代和青年的乐观期待和希望。相反，《三代》和《太平天下》等上个世纪30年代韩国家庭小说围绕殖民统治和资本主义的复杂现实状况，通过对传统家庭制度的没落过程的叙述，描写苦恼、挫折、彷徨的人物形象，表现出当时知识分子的困惑感。

巴金创作转型与“家”的蜕变

张墨颖：《憩园》丰沛的情感、诗化的语言、第一人称如泣如诉的讲述姿态，随处可见巴金赤子般炽烈的内心。一方面，故事的情节有太多巧合，无论是电影院、茶馆、路边，“我”似乎总能遇到杨氏一家，而每次遇到也多伴随着重大的情节转变。另一方面，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也很独特，姚太太感性、浪漫，有文学修养，有独立的精神世界，苦闷落寞的一面不为人知，和作家“我”在思想上有较深切的共鸣，却与庸俗鄙陋的姚先生感情甚笃，他们的婚姻基础值得探寻。杨梦痴作为一个隐藏的主角，在杨家小孩的叙述中被无限宽容原谅，可从事实层面来看，又实实在在是一个毫无担当、将美满家庭置于破碎境地的人，杨家小孩却对其有无限的怜惜。这些看似超出生活现实和逻辑的地方正是《憩园》的魅力所在，浓郁的人情味不仅是作品的人道主义，也是对读者的关怀，巴金怀着善意和信任，让我们相信“活着究竟是一件美丽的事”。

丁菡：“给人间多添一点温暖，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这句恳求般的话，不停地反复在握笔者的耳边响起。世事苦难，暗如黑夜，黎先生在他的《憩园》里为老车夫和瞎子女人留了一盏烛光，当我们期许幡然悔悟也能够重新亮起圆满的希望时，巴金先生却用“偶然”结束了《憩园》中两个鲜活的生命。落魄的杨梦痴和年少的姚小虎的死亡，是这篇笔触平静从容的小说里最让人难以释怀的悲伤。“长宜子孙”的观念借“富裕的寄生生活”让两个本应温暖的家庭危机四伏，摇摇欲坠，可是在这种沉痛之后，我们却又仿佛看到杨家老三贴出了红彤彤的双喜字，听到万夫人为姚家带来了一个哭啼响亮的新生儿。巴金先生在小说的结尾，将两滴已经失去理想和自我的泪水用笔揩去了，他好像已不忍继续一种姚小虎到杨梦痴的重复。尽管黎先生已乘车而去，大仙祠也变作一堆瓦砾，我们不知道欢乐和温暖能否如愿绽放，他年憩园的茶花又是怎样的姿态，但巴金先生对“家”那份“控诉”后的“同情”，对整个社会那份百感交集的关怀和爱，却给了我们深深的感动。

林依依：无数读者曾为《家》中善良的瑞珏扼腕叹息。她以巴金嫂嫂为原型，结局却悲惨得多。其悲剧背后是鲜明的时代主题和叙述框架。时隔13年，巴金在《憩园》中塑造了另一个身份和命运更为复杂的天使形象——姚太太万昭华。虽然遭遇赵家的仇视、小虎的轻蔑和丈夫的不了解，昭华仍尊敬长辈，关心继子，体贴丈夫。她藏着极深的内心的寂寞，提心吊胆地在大公馆里学着持家。昭华诉说着巴金善意的心声，有无数种人生的可能性，这是对于身处高公馆的瑞珏的超越。昭华看似弱小，却有巨大的精神力量：心怀社会，喜爱文学，甚至使小说叙述者第一次看见自己的无能与失败。随着核心家庭化，若《憩园》续写，孩子出生后姚家的焦点更集中于她。又或许，她终日为书中人物掩面而泣，望着桌上孤零零的茶花，马路尽头只有冷清清的月亮。她寂寞地活着，又寂寞地死去。我认为，两个天使形象都融入了巴金极深厚的感情和理想，二者所潜藏的不同的文学机制、作者思想的转变、女性书写的意义以及对于文学创作的启示则有待读者去发掘。

左存文：我发现，很多同学都关注到了《憩园》中的人物个性，也会关注到多重结构的魅力。但是对于巴金在这部小说中塑造的作家形象，却仅仅以叙述者、故事参与者的视角来感受。其实巴金在《憩园》中对作家生活有一种乌托邦想象，资产丰厚并对作家礼敬有加的同学姚国栋，温柔善良并崇敬作家、有很高文学修养的万昭华，以及安静秀丽的憩园、一帮照顾周到的仆人，没有比这更为理想的写作环境了。以这个视角来看，小说中“黎先生”与“姚太太”之间的暧昧耐人寻味。这种乌托邦想象让人很自然地想起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欧洲一些国家的作家生活状态，尤其是很有名望的诗人或作家，一些贵妇人竞相邀请他们到家中做客，并资助他们写作，这些贵妇人以此为荣。比如里尔克后半生几乎就是在这种资助状态下度过的，尤其是他的长诗《杜伊诺哀歌》就是在资助人提供的杜伊诺城堡写成的，巴金笔下的“憩园”简直与杜伊诺城堡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传统文人的科举之路被历史掩埋之后，专业作家的社会形态尚未成熟，加之稿费制度在战乱年代的不稳定，巴金笔下出现的这种作家生活的乌托邦想象就更值得关注了。

未完成的思考：断裂还是承续？

杨洋：从《家》到《憩园》显示了巴金的成熟，体现在他跳出了早年的“线性进化观”，不再以新旧对立的思维来看待传统经验，并且能辩证地看待自己的过去和过去的那个家庭以及传统文化。巴金在《憩园》里写下了自己最想写的也是他曾经最熟悉的旧家庭中的人和事。巴金关于文学、关于理想和信仰、关于同情和怜悯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促进“人”的发展。这里的“人”还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一味追求个性自由解放的人，而是有理想、有信仰、有爱心、能给别人提供真心的帮助，甚至还有牺牲精神的人。巴金对理想人格的信仰与对人伦模式的反思和重建始终紧密相连，并成为巴金坚持一生的人生和创作追求。

于孟溪：我发现，《家》和《憩园》中都存在一个花园的空间，花园是人与自然亲近的所在，是人不用离开城市即可以感受到自然的空间。“花园”这个空间在这两部小说中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它将花园中的人与屋子里的人和事隔绝开来，花园中的人可以摆脱束缚只做“人”本身。《家》中的花园，是青年解放个性、暂时摆脱封建家长权力控制的地方。在这个花园中人物可以摆脱身份差异带来的鸿沟，作为独立的人、作为独立的个体交谈、恋爱，他们可以掌握自己的生命轨迹、展露真实的情感。因此鸣凤与觉慧的爱情故事在花园发生，而鸣凤为了成为“人”最终选择在花园结束自己的生命。《憩园》中的花园，黎先生在这里还原了杨梦痴的故事。花园里没有道德的评判，有的只是对真挚情感的追溯。从《家》到《憩园》，花园这一空间的存在，使得人物有了成为人的可能，也使读者一直被压抑的感情有了喘息缓和的空间。

陈佳：在我看来，巴金先生的《家》和《憩园》都是关于家庭的文本，贯穿在这两个文本的同一线索便是对家庭模式、家庭伦理的思考。在《家》当中，反叛的时代新潮儿觉慧对有着封建性质的高家有批判有厌恶，但他不可能完全弃绝，因为血缘关系无法分割，这就使得以觉慧这样的个体为代表而组成的群体陷入了一种伦理的矛盾。这种“弃绝——无法分割”的伦理矛盾其实在《憩园》中杨梦痴的两个儿子对待他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到，大儿子决绝地抛弃父亲，代表反叛，而小儿子一直照顾父亲，在父亲失踪后不放弃寻找父亲，代表守候。

《家》展现的是一个“旧”家庭体现出来的旧传统的问题，与之相比，《憩园》展现了“新”家庭的旧传统问题。如果说《家》在抨击高家作为旧式家庭的封建性，那么《憩园》则表现了新人组建的新家庭依然有“旧”的遗留问题。在《憩园》中，新主人姚国栋是完全不同于《家》中的高老太爷，他上大学留过洋，想当作家，任职于学术和官场，而姚太太也喜欢读小说，看电影，较之于同时代的女性，她是“新”的，姚氏夫妇甚至可看做是觉慧的影子，但这样的“新”家庭里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如在对待儿子小虎的教育问题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从《家》到《憩园》，展现了青年的觉醒以及青年觉醒后真正实践入世又陷入了家庭困境。

范玲：巴金的作品，总让人觉得诚恳。他怀抱着自己的信仰，在30年代，陆续写完“激流三部曲”，其间的青春气和天真感，仿佛还原了五四一代青年在那样一个动荡时代的慷慨激昂。40年代写下《憩园》的巴金，还是那么诚恳，还是不愿放弃自己的信仰，但对现实，对未来都有了更为复杂的体会。他不再一味挣脱“家”的束缚，批判旧的，崇仰新的。对曾经在五四被极力宣扬和追求的“自由”，巴金开始有了反思，对曾经在五四被极力打倒的“旧”，他难掩叹惋的心情。或许人到中年，都难免进入这样一种更为深沉和复杂的状态。不过，巴金从青年到中年，从激昂到叹惋，正与中国20世纪从五四发展至40年代的时代情绪相契合。这或许可以成为探讨巴金作品变化的另一条路径。

赵静：实际上，《家》是巴金青年时代充满激情的文学作品，是他对于五四精神的文学实践，在这座兄弟聚居的高公馆内，当亲情撕掉其温情脉脉的面纱之后，摇身一变成为了狠辣的刽子手，将鲜活的生命堵在“家”内，一些“出不去”的人为此献祭，而另外一些人也在试图挣扎。“家“成为狭小的笼，“出走”成为小说《家》的重要主题，而觉慧所幻想的没有血缘牵绊，没有经济负累的“群”的生活则代表了巴金理想中的社会面目。而到了《憩园》中，巴金似乎不再执著于大家族的生活，大多是人丁简单的小家庭，公馆里生活的人也多是从五四一代过来的知识青年。可这些曾受过五四精神影响的青年们在三四十年代冗杂、细碎的家庭生活面前，在多变的社会环境面前依旧有着无法忽视的悲剧性。事实上，从《家》到《憩园》，巴金始终关心“家”这一空间，其实是想通过写“家庭”来试图寻找理想的社会关系，通过看人在家庭中的生活方式，来探讨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合理性问题，即人如何在社会、家庭中妥善安放自我，实现自我的生命意义。

（本文发于中国作家网与《文艺报》合办“文学观澜”专刊2019年6月24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