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9年是《长江文艺》创刊70周年。

《长江文艺》创刊于1949年6月18日，比新中国成立的国庆日还要早上几个月。它被誉为“新中国文艺第一刊”，经历了漫长的70年岁月，仍屹立文坛，确是值得庆贺的事。与此同时，人们也自然会想到创刊初期筚路蓝缕的艰辛。

一

中国的解放战争由北向南推进，河南的解放先于武汉。1948年3月洛阳解放，10月开封解放，不久便成立了中共中央中原局。1949年3月28日，“中原文艺工作者代表会议”在开封召开，会后成立了“中原文协”。我的父亲出席了这次会议，任筹备委员。

我的父亲李蕤，本名赵悔深，河南荥阳人。自20世纪30年代起，他就是活跃在河南文坛上的青年作家和新闻记者。1936年他考入河南大学文史系，不久参加“北方左联”。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即离开河大，到郑州《大刚报》当一名记者，采访过台儿庄大捷，在徐州参加范长江领导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抗战中他担任《阵中日报》、《前锋报》、《中国时报·前锋报》联合版等报刊的副刊主编、主笔等，1943年曾不顾禁令采访报道了河南大饥荒，1940年和1947年因坚持抗日、争取民主两次被捕入狱。1948年秋携全家奔赴洛阳解放区，到宝丰县中原大学学习。1948年底，奉派到开封市委机关报《开封日报》主编文艺副刊。

形势出人意料地迅猛发展。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了。中共中央中原局派遣大批文艺干部随军跨过长江，聚集武汉，把原本准备叫《中原日报》的机关报改为《长江日报》，把《中原日报》的《文艺》副刊改为《长江文艺》。

当时解放区文艺干部奇缺。《长江文艺》创刊号，是由中原大学政治教员俞林一人编辑的。中原大学设在开封河南大学原址。1949年6月，俞林将编好的稿子送到郑州《中原日报》社印刷。6月18日，《长江文艺》创刊号出版了，版权页标明编辑为：“中原文协筹委会《长江文艺》编委会”。“新中国文艺第一刊”就这样诞生了。

黎黄陂路一带过去是英法租界，房子大都是洋房，居民房也是坚固的砖石所砌。“黎黄陂路三十五号”中南文联筹委会的办公地点，如今是黎黄陂路33号江岸区交通大队所在地。进巷子走到头，右边是一栋四层楼房，有两个门栋，靠里的一个门栋，就是中南作协的办公地点。《长江文艺》编辑部和图书馆设在二楼，三楼有个大会议室，叫“文艺厅”，在那里可以举办集体活动；另一个门栋，住的是早期中南文联的职工，有于黑丁、李季、田涛、李冰等。

到1950年1月，《长江文艺》已出满了第1卷。此前编辑部只是一个临时班子，这时才正式成立编辑部，改编委制为主编制，李季任主编。《长江文艺》最早的一批编辑，大多是中原大学南下工作队的成员。

二

1949年8月5日，李季开完第一次文代会后，南下到武汉创办《长江文艺》，路过开封时，应我父亲之请，为他题写了一首诗歌，把文艺编辑比作辛劳的“园丁”。当时我父亲也正奉命创办《河南文艺》和《翻身文艺》。诗云：“中原有荒园，畦畦皆枯苗。辛勤灌溉者，持壶频频浇。一日复一日，一朝复一朝。花儿渐见绿，朝朝开花早。花开娇且艳，园丁日渐老；每望满园花，相视皆含笑。告彼灌溉者，莫厌花之交，鲜花朵朵红，君岂无功劳？”这首诗包含着对编辑奉献精神的歌颂与同行之间的互相勉励。

1952年3月到11月，我父亲参加巴金率领的“赴朝写作组”，到朝鲜前线生活了8个月，回国后出版了通讯报告集《在朝鲜前线》一书。他在朝鲜前线收集了大量生活素材，本想辞去在河南省文联的行政职务，专心搞写作，在北京时已征得中国作协领导的同意。但不久即接到上级调令，让他赶赴武汉，担任中南作协副主席、《长江文艺》副主编。

1953年春，李季奉派到我国第一个大型油田——玉门油矿深入生活去了，父亲接替了他的工作。于黑丁是中南作协主席、《长江文艺》主编，但他的工作繁多，不能把主要精力用来办刊物，父亲便担负起《长江文艺》的编务，副主编还有俞林、田涛，俞林抓创作，田涛负责出版事宜。

1953年春，我父亲带着哥哥姐姐先从开封来到武汉，由于我们家来得比较晚，就住在中南作协隔壁的一个叫文记里的巷子里。这个巷子，与中南作协的巷子只有一墙之隔，墙上开了一个小门。这年8月，我母亲带着奶奶和我，把整个家都搬来了。我家人口多，散住在一楼和二楼的几间房子里。李文、沈毅夫妇，丁明顺、曾理慧夫妇还有莎蕻夫妇等都住在那里。我母亲宋秀玉，原在河南省妇联任《河南妇女》杂志编辑，到武汉后，分配到位于黄兴路的中南出版社教育组，负责编纂教材。

父母都全力以赴地投身工作。我的哥哥姐姐，被送到原址汉口西商跑马场的中南育才子弟学校做插班生，我被送到位于汉口花桥的中南育才幼儿园，兄妹4人全寄宿，只有星期日才能回家。家里平时只有一个从河南带来的老保姆照顾奶奶，父亲经常出差、采访，很少过问家事。

放假时我们也到机关办公楼去玩。记得办公楼三楼有个大会议厅，叫“文艺厅”，星期天经常举办舞会。为了方便跳舞，地板上洒了滑石粉。有一次，《长江文艺》编辑部两对新人结婚，在文艺厅摆上喜糖、茶点等，大人们都来庆贺，我和姐姐也跑去了，抓了一大把糖果，顺着洒了滑石粉的楼梯连滚带溜地往下跑。那几年机关气氛很宽松，女青年夏天穿着花布做的“布拉吉”（连衣裙），办公楼里经常回荡着《喀秋莎》、《三套车》的歌声。

武汉是建国初期的重镇，中南局辖六省二市（豫、鄂、湘、赣、粤、桂；武汉、广州二市），《长江文艺》是中南大区的文艺刊物，编辑部责任大，任务重，制度也很严格。

据老编辑们回忆，《长江文艺》编辑部分为评论组、小说组、诗歌组和收发组。各组采取分工负责。

在我父亲到《长江文艺》之前，李季已经打下很好的基础，编辑们大都是中原大学年轻学员，文化素质较高，编辑部已建立了严格的制度，使父亲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编辑部制度为：来稿必复。基础较差的稿子，要用印好的退稿单退回；稍有基础的稿子，编辑要亲自给作者写信，指出优缺点，说明准备退稿或希望修改后再用；对于作家来稿，更要慎重处理，常常由编辑先提出意见，交组内讨论，然后给作家回信说明准备采用或是修改。这些信写好后，还要交给组长审查后再发。

编辑部还有定期政治学习、业务学习，对党的文艺政策、办刊方向、培养新生力量以及来稿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等都要学习和讨论。特别是编前会议，各组要拿出预先选好的稿件，经集体讨论决定是否发表。

不少老编辑回忆道，我父亲在《长江文艺》时，工作认真、作风民主、为人谦和。开会时，他总是让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这一时期，编辑部里热气腾腾，大家不分上下班，晚上办公室常常灯火通明。我至今还记得父亲站在马路边与同事热烈讨论；记得许多叔叔到我家来边抽香烟边聊天；记得一觉醒来，父亲还在浅绿灯罩的台灯下伏案写作……从1953年春到1957年春，父亲在《长江文艺》工作4年，刊登了不少新人佳作，如吉学沛、李凖、公刘、未央、刘真的小说，海默的电影剧本，公刘、白桦、韦其麟的诗，徐懋庸、宋谋瑒的杂文等。

父亲分工管评论组，自己也写一些文学评论，发表在《长江文艺》上。如《试评高秀山回家》（1954年第2期）；《大风暴前夕的农村画图》（1956年第1期）；《评<一面小白旗的风波>》（1956年第3期）；《温故而知新》（1957年第5期）；《充分发挥短兵器的威力》（1956年第3期）；《不是唯一的，但是最好的》（1957年第3期）等等。

1954年夏天，武汉爆发特大洪水，父亲不仅组织《长江文艺》进行专题报道，自己也操起记者老本行，深入抗洪第一线现场采访。据母亲回忆，那些日子父亲差不多天天都在大堤上，关注长江水位变化，哪里有险情，哪里有抗洪抢险的动人故事，他就赶到哪里采访。他写了长篇通讯《和洪水搏斗——写给关怀武汉的人们》（1954年第9期《长江文艺》并被《新华文摘》转载）、《移山倒海的人民力量》（收入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防汛纪念集《和洪水搏斗的武汉人民》一书）；他还写了短篇小说《三代人》，把1954年的抗洪斗争，和1931年长江决堤后的惨景加以对比，反映新旧社会的巨大变化。

武汉长江一桥从1955年9月开始兴建，但前期准备工作比这个时间要早。1955年8月15日，我父亲李蕤就发表了报告文学《长江大桥工地的日日夜夜》（1955年9月《长江文艺》），介绍了大桥首创的施工法——“管柱钻孔法”和许多普通建设者。当时武汉市政府发给我父亲一个“特别渡江证”，为他采访长江大桥的建设提供便利。父亲不仅常到汉阳龟山的大桥工程指挥部采访指挥员，还经常坐着小艇，到江心去观察大桥桥墩的落成，与工人共同体验建设中的艰险与喜悦。

1955年，我母亲所在的中南出版社从黄石路迁到新华路，当时公共汽车很少，交通非常拥挤，母亲上下班不便，加之奶奶年老多病，家务无人主持，就由于黑丁做主，把我母亲调到《长江文艺》编辑部小说组任编辑，以便兼顾家庭。

三

1956年10月，父亲受中国作协委派，到朝鲜参加作家代表大会，之后又去波兰参加作家大会，1957年初刚回国，便赶上了“大鸣大放”。他响应号召，参加了市委邀请文艺界人士的座谈会，并发表了两篇后来被称之为“毒草”的杂文，一篇是《注意脚下的小草》（《长江文艺》1957年第6期），一篇是《谈嗅觉》（《桥》1957年第3期）。

《注意脚下的小草》是为女作家刘真鸣不平的。刘真写了一篇《谈“鞭打”》的文章，批评了某地个别农村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文章投到报社后，被报社领导认为有思想问题，不予发表。我父亲认为，在当时，仍然存在官僚主义，这就涉及了社会主义文艺还需不需要揭露生活中的黑暗面的问题；另一篇《谈“嗅觉”》，举出一个老干部把房里热水瓶塞子的“突突”声误认为是敌人发电报的真人真事，父亲认为，如今到了和平时期，不要把斗争的弦绷得太紧。没想到，这两篇短短的杂文，后来却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在反右运动中，我父亲被划为极右，连刚刚调到《长江文艺》不久的母亲也受到牵连未能幸免于难。

这以后，父母和我们整个家庭在生活上和精神上所受到的磨难，自不必多说了。所幸的是，到了1978年，经过了20年后，父母的冤案终于平反。当年的“毒草”，后来又被收入《重放的鲜花》。1997年，我父亲在《李蕤文集》的代序中写道：

一九五七年春，党号召整顿三风：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我认为这是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大扫除，理应抱着对党的一贯赤诚，积极参加。因此，除对机关内部的党员领导同志提了一些逆耳的诤言之外，也写了《谈嗅觉》《注意脚边的小草》两篇短文，对社会上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进行针砭。结果是，正在翻箱倒柜打扫卫生的人，忽然变成了前来打家劫舍的强盗——我被划成“极右派”，《谈嗅觉》《注意脚下的小草》两文，也被列为“毒草”，并列入《右派言论集》中，作为永不能翻案的“罪证”。自此，我手中的笔被夺走了，我失掉了创作的权利，而且一直达二十年之久。

这场阶级斗争扩大化给党和国家造成的损失，是人所共知的，在此不再赘述。不少当时被打成“毒草”的作品，经过几十年的时间考验，再用清醒的眼光看一看，又被誉为“重放的鲜花”。我在这个文集里，重新收入这两篇文章，倒不是认为它们是什么“鲜花”，应当“重放”，而是想说明，它们和我的其他文章一样，出于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一片赤诚，而决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希望今后的有权有力的人，千万不要只凭嗅觉办事，重演这样的悲剧。（《李蕤文集》第1卷，《一个跋涉者的足迹·代序》）

1958年春，汉口解放公园路新建的文联大院竣工了。大院由一栋L型的办公大楼和三栋红砖盖的宿舍楼所组成，院内场地广阔，有食堂、篮球场、养鱼池，四周种满了各种花木，环境之优美，在当时实在是少见的。

由于中南局的撤销，中南文联、中南作协也随之更名。1958年文联大院的办公大楼门前，挂有4块牌子：“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中国美术家协会武汉分会”、“中国音乐家协会武汉分会”、“中国戏剧家协会武汉分会”。《长江文艺》编辑部属于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也在这座办公大楼里办公。

据我母亲晚年回忆，50年代初，中南作协在黎黄陂路办公时，由于会址设在闹市区，作家们居住得分散，不利于工作和写作，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时，我父亲和其他代表就此事向周恩来总理反映，后来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在汉口解放公园路郊区划出一大片菜地，建设了办公住宿一体化的文联大院，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优越的工作和写作环境。

但1958年我的父母搬进文联大院时已划为右派，与《长江文艺》无缘了。父亲被下到东西湖劳动改造，母亲留在大院喂猪种菜。一直到1960年他们先后摘帽，父亲被分配到武汉市戏剧研究室，母亲被分配到武汉市文化局管理图书。

1966年“文革”爆发，文联大院成为重灾区。

1968年底，文联大院的职工绝大部分下放到干校、农村，当时省市文联已分家，省文联干部下放到湖北沙洋，市文联的干部下放到湖北崇阳，文联大院人去楼空。后来这里的房产收归房管局，变成大杂院。

直到“文革”后期，文艺干部纷纷回城。改刊多年的《长江文艺》也重新复刊恢复原名。由于它是省文联的刊物，一度在武昌紫阳路过渡，后来又搬到东湖附近新建的省文联大院去了。

四

1978年，武汉市委专门发了文件，为我父亲平反。父亲和母亲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由于历史转折时期人才青黄不接，武汉市作协成立后，父亲当选为市作协主席，主编《芳草》杂志。

这时父亲已经有67岁的高龄，他认为，不要纠缠于历史旧账，应利用余生多做些有益的工作。他创办了武汉市文联的文学刊物《芳草》，继续培养文艺新人。1985年，在他任武汉市作协主席期间，组织了全国性的“黄鹤楼笔会”，并组织“雕塑大武汉”的报告文学写作等活动。

1988年初，文联换届改选，父亲辞去武汉市作协主席职务，离休那年他已是77岁高龄。

父亲一生历经战乱、颠沛流离，磨练出坚韧不拔的意志，他心胸开阔，为人宽厚，虽在《长江文艺》工作时期蒙冤受屈，却不计较个人恩怨。1994年《长江文艺》创刊45周年之际，父亲写了《一个文艺老兵的祝贺——纪念长江文艺创刊四十五周年》，他回顾了《长江文艺》创刊的历史后，真诚地祝福《长江文艺》，“希望她像日夜奔流的长江一样，永远前进。”

省市作协虽然分家，一个在武昌，一个在汉口，但我父亲和省作协原《长江文艺》编辑部许多老同事还保持友谊。1998年元旦，父亲去世前的十几天，他用邮政贺年片给亲朋好友送上新年祝福。1998年1月14日，父亲因心肌梗死猝然去世。

事隔一年，1999年1月14日，在武汉市委宣传部、武汉出版社和武汉市文联联合举办的《李蕤文集》首发式上，原《长江文艺》编辑沈毅发言，提到父亲去世前不久，还给他和妻子李文、以及苏群（蔡明川）的老伴王淑培写贺年片，惦记曾在《长江文艺》共事过的同志。这件小事，使他们很受感动。（见《让我们的爱伴你远行》）

从1953年到1957年，父亲在《长江文艺》担任四年的副主编。父母在《长江文艺》曾蒙冤受屈，“文革”中再次罹难。幸运的是，他们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岁月。父亲因历史机遇而浴火重生，以文品和人品为自己的一生划了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