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后排从左到右：曹靖华、胡风、徐悲鸿、郑振铎、田汉、茅盾 前排从左到右：艾青、巴金、史东山、马思聪

第一次文代会主席团全体代表合影

第一次文代会

1949年2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扬等人，决定全国文协理事会与解放区文协召开联席会议，筹备新的全国文协大会。此后，中共中央与周扬多次沟通筹委会的名单、具体的工作计划以及代表大会的代表产生办法等问题。3月22日，在北平的全国文协总会理监事郭沫若、马叙伦、柳亚子、田汉、茅盾、郑振铎、曹禺、叶圣陶、周建人、洪深、许广平、葛一虹、张西曼、戈宝权等19人开会议决，“原在上海之文协总会，即日起移至北平办公，并会同华北文协筹备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便产生新的全国性的文艺界组织。”（《重建全国文艺组织 将召开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 推选郭沫若等为筹备委员》，《人民日报》1949年3月25日。）这也意味着旧文协和即将产生的新文协的交替。

茅盾在《文艺报》的“发刊词”上号召文艺工作者对即将成立的文艺组织展开讨论：“对于将来的新的全国性的文艺作家协会，它的任务组织，工作方式，会员成分等等，文艺工作的朋友们一定十分关心，而且有很多意见；我们希望朋友们把意见写出来，交给本刊发表。因为筹委会工作之一是起草章程及其他重要文件，当然这些规章要在大会上讨论而后通达，但筹委会同人极愿于事前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在思想上先有一准备。”（《文艺报》1949年第1期）同时，茅盾还发表《一些零碎的感想》一文，对新的文学组织的组织形式和性质问题谈了“个人的感想”：新组织究竟应该是“同业公会呢，还是文艺运动的指挥部”，“大概有不少朋友认为这是不成问题的。最积极的朋友大概要主张新的文协必须是文艺运动的指挥部。这当然有它充分的理由，大家都想得到，这里不必絮说了”；“但是恐怕也还有不少朋友觉得新的文协还是不应当完全抹煞它的同业公会（或职工会）的性质，或至少它应具有同业公会与文艺运动指挥部两重的性能，这看来好像是折中的主张，两面顾到，颇易为大家所接受。如果这样，我倒以为应该先让我们把这问题仔细研究研究，先作思想上的准备”。（茅盾：《一些零碎的感想》，《文艺报》1949年第1期）

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此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建立了当代文学所要遵循的‘路线’，规定了‘当代文学’的性质，以及题材、主题，甚至具体的艺术方法。另外一个成果就是成立了‘专管文艺’的全国性机构。”（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94页。）这个全国性的机构就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全国文联）。

周恩来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里，曾专门提到了文学组织的问题：“这次文代大会代表大家都感到要成立组织，也的确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我们要成立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的联合会，而且我们要像总工会的样子，下面又有各种产业工会，要分部门成立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等协会。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便于进行工作，便于训练人才，便于推广，便于改造。这一点是大家所赞同的，现在就需要开始，因为我们不可能常开这样的大会。希望在会中或会后，就把各部门的组织成立。”（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32页）

在7月14日的会议上，大会秘书长沙可夫报告了全国文联章程草案草拟经过，会议讨论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草案）及选举文联全国委员会条例（草案），“经全体代表热烈慎重商讨与修正后，当即表决通过”。（《文代大会第十一日 通过全国文联章程草案》，《人民日报》1949年7月15日）7月17日，选举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大会首先通过包括152人的候选人名单，由主席团根据签名人数发票，当场收票531张。大会选出周文、冯至、陈白尘、钟敬文、王地子等5人主持开票事宜。（《文代大会第十三日 选举全国委员会委员 诗歌工作者筹组联谊会》，《人民日报》1949年7月18日）7月19日上午第一次文代会闭幕，“同时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正式成立”。闭幕式首先宣布文联全国委员会当选委员名单。郭沫若做结束报告后，由周文宣读全部当选委员票数，郭沫若、丁玲、茅盾、周扬等87人当选委员（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四次扩大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提补老舍、邵荃麟、孙伏园、艾芜、沙汀5人为全国委员会委员，另留3名待台湾等地解放后再补。《全国文联举行扩大常委会议 通过今年工作任务报告 提补老舍等5人为委员》，《人民日报》1950年2月13日），彦涵等26人当选候补委员。（《文代大会胜利闭幕 全国文联宣告成立 选出郭沫若等87人为全国委员 一致决议大力贯彻毛主席文艺方向》，《人民日报》1949年7月20日）

7月23日全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出席委员64人，会议首先选举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郑振铎、萧三、沙可夫、夏衍、田汉、柯仲平、赵树理、欧阳予倩、马思聪、张致祥、袁牧之、徐悲鸿、阳翰笙、李伯钊、刘芝明、洪深、曹禺等21人为常务委员并推选出郭沫若任主席，茅盾、周扬任副主席，大会又通过了全国文联各部负责人名单，秘书长：沙可夫、黄药眠、周巍峙，联络部：萧三、冯乃超、叶浅予，编辑部：丁玲、曹禺、何其芳，福利部：郑振铎、阳翰笙、江丰，指导部：柯仲平、阿英、张致祥。大会听取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戏曲改革、曲艺改革等8个协会的筹备及成立经过报告后，就各协各组织及相互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最后通过各协会为全国文联会员。（《文联全国委员会首次会议选出常委 郭沫若茅盾周扬任正副主席 通过八个协会为文联会员》，《人民日报》1949年7月24日）

7月23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在中法大学大礼堂举行，实到代表208人，主席丁玲，先通过主席团名单及大会议程。茅盾在致辞中说：这个会的主要目的是要依照全国文联的章程来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文学工作者协会。文代会确定了今后工作的方针与任务，就是为人民服务，并首先为工农兵服务，把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普及到新解放区与待解放区去。我们要求产生更多的表现新时代、新人民英雄的作品，也要求加紧文艺组织工作。文代大会已经胜利闭幕，现在各人将按他的业务组编起来，准备开上前线。然后在全国文联领导之下，配合各兄弟部队，在毛泽东旗帜下，迈步前进。中共中央委员林伯渠在讲话中号召文学工作者进一步团结起来，他说文代大会仅仅是团结的开始，必须把大会的团结精神普遍到全国各个地区去，带到文学部门的各个方面去。

7月24日成立大会继续举行，首先由冯至报告23日选举结果，选出委员丁玲、曹靖华、冯雪峰、周扬、夏衍、叶圣陶等69人，候补委员骆宾基、闻家驷、黑丁、柳青、何家槐等16人（留有待解放区委员名额6人）。沈起予、俞平伯、陈望道、王统照、吴组湘、杨振声、靳以、李霁野、胡风、邵力子等人讲话，郑振铎致闭幕词，他说：文代大会和文协成立大会的召开，使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聚会一堂，互相交换工作经验，这是很大的收获。中国的文学工作者的倾向大部分是好的，但没有明确的方针和工作，今后我们团结在毛主席的旗帜下，有明确的文艺方针了。会议决定向毛主席、朱总司令致敬电：

毛主席、朱总司令：

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之后，为了把我们的力量组织起来，具体执行文代大会所规定的方针和任务，我们二百多个来自各地的文学工作者，又在人民的京城北平来举行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的成立大会。我们文学工作者衷心感谢你们把中国人民引向胜利和解放的伟大领导，感谢你们对于中国人民的文学艺术事业的关心和指示。今后我们要更加团结，更加努力，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人民文学而奋斗！

全国文协由茅盾任主席，丁玲、柯仲平任副主席，分研究、创作、编辑出版、组织四部与一个文学顾问委员会。组织部负责人为冯乃超、周文，创作部负责人为赵树理、田间，研究部负责人为郑振铎、立波，编辑部负责人为艾青、靳以，顾问委员会主任为茅盾、丁玲、柯仲平。

8月19日，华北人民政府致函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准予备案”：“八月十一日呈及名单均悉，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暨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业已正式成立，经本府审查合格，准予备案。所请经费补助，希即造一详细预算，说明今后事业费、经常费至开支数目，报本府审核，再行确定。”（《华北政报》1949年第11期）

文联此后经过了几次组织上的改革，如1950年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等等。此后文联最大的一次变革是其会员单位全国文协的改制。1952年8月6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召开了第五次扩大常委会，目的是要“整理组织，改进工作，使文协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领导文学运动和创作思想的战斗的组织，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会议通过了“关于整理组织改进工作的方案”， 明确规定了文协必须经常进行下列业务活动：一、组织作家参加实际斗争、进行创作，推动作家拟定创作计划，督促、检查计划的实现；二、研究文学运动和文学创作上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文学批评活动；三、组织作家的政治和艺术的学习；四、组织作家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加强作家与群众的联系。会议决定在三个月内要全部完成审查会员的工作；建立诗歌小组、小说小组及电影、戏剧文学小组；筹备成立儿童文学委员会；着手组织第二批作家到实际斗争中去等。方案中规定：首先从调查会员情况着手整理文协组织，根据文协章程所规定的会员条件，将全部会员名单加以审查，重新举行登记。整理后的会员名单将在报刊上公布。会员必须遵守文协章程，参加一定的文学活动及承担一定的义务。方案中还具体规定了文协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应经常讨论文协的工作方针和计划，及有关文学运动和创作上的思想领导问题；应定期讨论全国文协机关刊物《人民文学》的编辑方针和计划，关心文学作品的出版，及帮助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工作等。方案中并规定成立“文协机关工作委员会”，执行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和进行日常工作。（《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整理组织改进工作的方案》，《文艺报》1952年第17期）

1953年3月24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六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改组全国文协和加强领导文学创作的工作方案”，会议决定在全国文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下设立一个创作委员会，作为具体指导文学创作活动的机构。创作委员会将在北京的作家按志愿编为小说散文、剧本、诗歌、电影文学、儿童文学、通俗文学等创作组，分别帮助作家订立和实现其创作计划，进行关于作品和创作问题的经常讨论，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和艺术的学习。创作组吸收非会员的有写作才能的青年文学工作者参加，对他们进行培养。会议上选出丁玲、老舍、冯雪峰、曹禺、张天翼、邵荃麟、沙汀、陈荒煤、袁水拍、陈白尘、严文井等11人为创作委员会委员，邵荃麟为主任，沙汀为副主任。

会议决定在常务委员会下设立一个刊物委员会，负责研究全国文协各机关刊物的方针、计划，并检查其执行情况。全国文协以《人民文学》作为发表创作的刊物。会议决定：商请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将《文艺报》划归全国文协领导，作为文学艺术的理论批评刊物；全国文协接办《新观察》，作为文艺性的政论和小品散文刊物；筹备出版《译文》，作为介绍世界进步文学的刊物；全国文协并应加强对通俗文艺刊物“说说唱唱”的领导。会议上选出了冯雪峰、沙汀、陈企霞、王亚平、陈冰夷、戈扬等6人为刊物委员会的委员，冯雪峰为主任。（《全国文协常委会扩大会议通过改组文协和加强领导文学创作的方案》，《文艺报》1953年第7期）在这次会议上，常务委员会决定在最近征求全国委员会各委员的意见，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讨论改组全国文协机构。

1953年9月23日第二次文代会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更名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改组为中国作家协会，独立建制。在这次会议上，周扬在报告中谈到了改组文联的原因，“文联作为各个文学艺术团体，主要是各个专业的协会的联合这样一种组织形式，要来直接地、具体地组织文学艺术各个不同部门的创作和学习，是有困难的。由于文学艺术各部门的特点不同，组织文学艺术创作的任务，宜于由各个协会分别地来进行。现在各个协会的组织和工作正在整顿和加强，今后全国文联将继续作为全国文学艺术团体的联合组织，在加强全国文学艺术界团结和联系，动员文学艺术工作者参加国家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活动上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努力》，《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资料》，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印，第37页）

在第二次文代会上通过的《章程》规定，中国作家协会“是以自己的创作活动和批评活动积极地参加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中国作家和批评家的自愿组织”，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在全国作家代表大会闭会时期，以代表大会选出的理事会为最高领导机关。理事会闭会期间，由理事会选出之主席团负责处理日常工作。这一届作协主席为茅盾，周扬、丁玲、巴金、柯仲平、老舍、冯雪峰、邵荃麟为副主席。（张僖：《只言片语》，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5页）此后中国作协继续完善其内部组织，除了第二次文代会之前就已经成立的创作委员会和刊物委员会外，作协还陆续成立了外国文学委员会、普及工作部、古典文学部、文学基金委员会，其负责人分别为萧三、老舍、郑振铎等人。1955年10月27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第十四次会议将中国作家协会普及部改为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

为了加强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1956年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根据理事会主席团的提议，决定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下设立书记处。书记处是一个集体的工作机构，它的任务是负责处理作家协会的日常工作，书记处由书记9至11人组成，书记由作家协会主席团从理事中遴选。（《关于成立书记处的决议》，《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427页）书记处的成立，使中国作协有了一个处理日常事务的常设机构。

与此同时中国作家协会的分会也迅速发展，1950年的分会数量是6个，1957年达到10个，1959年增加到23个，（《小统计》，《文艺报》1957年第7期；邵荃麟：《文学十年历程》，《文艺报》1959年第18期）现在的会员单位已经达到45个，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各民族作家自愿结合的专业性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作家、文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繁荣文学事业、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社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