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尤恩的十三个细节
来源：上海译文 | 黄昱宁 2019年06月07日07:27
01
好天气
伊恩·麦克尤恩抵达首都机场十分钟之后，刚刚坐上我们的车，就用小说家的笔调口述了他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我推着行李出来，先是看见几个愁眉苦脸的司机举着牌子，以为里面有一个是冲着我来的。没想到再走几步就看见一个新世界：有花，有好多lady 和她们的笑脸。我觉得我的运气太好了。”
“就是天气……不太好。”我瞥了一眼车窗外灰黄的雾霾。
“如果这次看不到著名的霾，我也会觉得遗憾的。”麦老师轻轻地笑。
那天是2018年10月25日，足足刮了一夜的风。第二天起来，霾散云开，空气清澈冷冽，阳光亮得晃眼。
伊恩•麦克尤恩，英国当代著名作家。1976年以处女作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成名，并获当年毛姆奖。此后佳作不断，迄今已出版十几部既畅销又获好评的小说，其中《阿姆斯特丹》获布克奖，《时间中的孩子》获惠特布莱德奖，《赎罪》获全美书评人协会奖。
02
半小时
给一位七十岁的英国作家张罗活动，时常让我觉得自己的这份工作有点不近人情。整整一个星期，日程表总是满的，而麦老师也总是挣扎在时差反应中。白天跟他确认第二天的行程，他总是说好好好；晚上送他去酒店，他微笑，拥抱，然后眼里闪过一丝为难。
“再晚半个小时开始怎么样？你看，北京时间十一点，伦敦还是半夜……”
后来几天，我干脆就提早计算好这半个小时的差额，把后面的活动安排得紧凑一点，等着满足他对自己的“最后一分钟营救”。事实证明这个固定节目还算有效，最后那张日程表上的项目全都打卡成功。麦老师有四十多年与媒体打交道的经验，他知道怎么控制时间，知道怎么活跃气氛，也知道怎样竭尽所能，把那些讲了几百遍的题目翻出一点新花样来。有记者功课做得厉害，挖掘出他早年偶尔当过一次清洁工的历史，要他讲讲这对他日后的写作有什么意义。
“我真的已经忘记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但我还是回答了。我说，意义很重大，可能意味着我后来写的都是垃圾。”
只有在一位女记者呆呆地对着稿子、不停追问他的小说是否写的都是欲望时，他才表现出一丝不耐烦来。
“不是，那不是我的主题。”
女记者开始结巴，因为她稿子上的一半问题都跟“欲望”(lust)有关。于是她继续追问，麦老师继续否认。周围的空气像刷了一层胶水。女记者不明白的是这个词在英文中的分量——那差不多是在指控麦老师一辈子都在写色情小说。
吃饭的时候，麦老师突然沉下脸，严肃地问我：“你认为我的小说都是写欲望吗？”
“不是。”
“那为什么她要这么问？”
这回轮到我结巴了。好在，及时上桌的烤鸭救了我。麦老师把鸭肉、山楂条和关于欲望的困惑，都卷进了面饼，若有所思地塞进嘴里。
03
老问题
“你的写作灵感从哪里来？”麦老师所到之处，总有人这么问。
“这是个……老问题。”
按照麦老师的说法，英国作家们私下会面，常常会拿这个“老问题”来对一句暗号，交换一下眼神。“怎么样，有人问你这个问题了吧？说说你是怎么回答的？”如果把这些答案编一本集子，那么，麦老师的回答大概属于特别实诚的那种。
他开始回忆，一本小说一本小说地列举。最近的那个名叫《我的紫色芳香小说》的短篇，是因为要完成一场艺术展览的约稿，眼看着要截稿时突然染上了流感。于是，文字在高烧中舞蹈，四个小时就冲到终点。《儿童法案》源于法官朋友讲述的一个真实案件——这是麦克尤恩写作生涯中为数不多的、一听故事就知道是个现成小说的特例。《在切瑟尔海滩上》原先写一个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故事，但是写着写着就觉得不对劲，于是推翻原先花哨的技巧，改成了契诃夫式的切入方式。《赎罪》的动机离成品十万八千里，罗比原先是一个未来的科幻故事的主人公，脑子里被植入了某种高科技产品。麦老师写到灵感枯竭之后才决定回归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奥斯丁的叙述笼罩在伍尔夫的微光中”（厄普代克语）。至于《坚果壳》，灵感起源于与怀孕八个月的儿媳的谈话，他突然意识到每句话都会被倒挂在子宫里的胎儿听见……
“这样解释一下也是有好处的，”我听到麦老师自己咕哝了一句。
“什么好处呢？”
“比方我到美国去，才发现那里的读者认为我写《坚果壳》是为了反堕胎。你看，美国人太奇妙了……”
04
写作课
不止一次，有人翻出伊恩•麦克尤恩的履历，指出他的处女作《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其实是他硕士就读的创意写作专业的成果——这项成果确实有让人艳羡的理由，因为一出手就拿到了毛姆奖。但是麦老师却拒绝将这本书作为全世界“创意写作专业”的成功范例。
“其实在大学里，我的课程只有一小部分跟写作有关，等我毕业了以后那一小部分才被扩展成了整整一个专业。问题是，我的声音，比起学校公关部的声音，还是太微弱了，所以……”麦老师耸耸肩。
总体上，麦老师似乎对“写小说能不能被教出来”这个问题，持相当审慎的态度。不过，只要是有关写作技术的问题，麦老师总是回答得格外认真。他聊起文学观来也许不像纳博科夫或者卡尔维诺那样华丽而绝妙，他不会突然击中你，让你眼冒金星、呼吸困难，但他的话总是很实用。
我告诉他，如果没有翻译他的经历，我很难想象我会开始写小说。当面表白偶像多少有点尴尬，好在偶像只是淡定地微笑，很快就把话题岔开。我说我正在犹豫着怎样从中短篇过渡到长篇，他马上给出一条具体的建议：“寻找一个同样也适合短篇小说表达的题材，一个小规模的故事，看看有没有办法扩展到更长。”看我还在发愣，他又继续补充：“也可以是两个短篇故事，你看看是否有办法能将它们捏在一起。”
他喜欢强调错误、犹豫和“什么也不写”对于写作的意义。在他看来，所有灵感滞涩的空白、信步走上的歧路，抑或神游天外的思绪，都不是浪费时间。你得通过在尝试、中断、调整、继续尝试之间反复盘桓，才能在黑漆漆的隧道里找到出口。这种对“错误”的珍惜，甚至延续到了小说出版之后。麦克尤恩一直记得收到过一封读者来信，指出他在《只爱陌生人》中写到的某个细节不够准确——“在那个季节的夜晚，你在威尼斯的夜空里是看不到猎户座的。”
这个认真的读者指出的细节，被麦老师认真地记录下来。“我有一个文件夹，”麦老师告诉我，“里面装满了我的错误。我有事没事都会打开看看。”
05
好奇心
麦老师每天都必须做的事情是看报纸，他把自己描述成嗑报纸成瘾的重度新闻依赖症患者。他接受采访，文学的话题多半回答得中规中矩，但是一讲到国际政治形势就两眼放光。在上海的活动，嘉宾小白提到他的长篇小说《无辜者》中的分尸情节，他马上就把这桥段与沙特驻土耳其领馆里那桩骇人听闻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只是那个事件里没有狗而已。”
那只在《无辜者》中围着装满碎尸的行李箱流连不去的狗，确实是“恐怖伊恩”写得最揪心的黑色细节之一。小说家对于节奏的控制，对于细节的执念，对日常生活的近乎贪婪的好奇心，在那一刻高度凝聚。
麦老师自己也喜欢把“好奇心”挂在嘴上，用来回答诸如“你为什么写作”这样的大问题。他的好奇心常常溢出文学的疆界，蔓延到千奇百怪的领域。《追日》之于理论物理，《甜牙》之于冷战间谍史，《儿童法案》之于宗教和法律，都是这样的例子。他很享受深度浸淫于陌生领域的调查过程，这一点跟我常见的中国当代作家很不一样。写《星期六》的时候，为了写好男主人公，他每周都要见一位神经外科医生。“让我算算，”他低下头想了一会儿，“一共坚持了一年半。”
06
机器人
麦克尤恩的第一台电脑，是1985年买的。那时他打心眼里欢呼，因为在他看来，人类最糟糕、丑陋、笨拙的发明是打字机。他用打字机当了十年的作家，终于等到了升级换代的机会。
然而升级的魔匣一旦打开，速度便超越人类的想象。时至今日，麦老师已经不得不在手机上装个App来强制自己每天断网一段时间了。虚拟对于真实的入侵，既对他构成刺激，也让他时时警惕。如果在他开始用电脑的那个年代，机器人已经通过了图灵测试，那么历史会怎么改写？这个念头最终变成了一部长达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像我这样的机器》。小说的草稿已经完成，麦老师打算在访华结束后再改最后一稿。在这部小说的开头，麦老师用狄更斯式的上帝视角说，“那（人工智能）是科学的圣杯。”
如是，也难怪他此行至少有一半心思都在围着机器人打转。活动现场，上海人工智能专家张峥跟他聊机器人搞文学的可能性，英文专业术语飞来飞去。我们在旁边听得一头雾水，麦老师却是瞬间进入舒适区，兴致勃勃地讲了他新小说里的段子：
“有个电机工程师跟着未婚妻去见未来的丈人，身边跟着一个满腹经纶的机器人。那老头是个莎士比亚专家，他跟机器人聊得一见如故，错把他当成了女儿要嫁的人。工程师不想打破老头的美梦，只好扮演机器人，对他说‘我到楼下充充电’。如果未来是这样，我希望自己不要活到那一天。”
07
弄脏手
在维基百科上，麦克尤恩有两个身份：小说家和影视编剧。
问他为什么要“触电”，他说写小说太封闭太自我太“干净”了。“我需要定期走出这种状态，与他人接触、合作。我需要把我的手弄脏。”
这是麦克尤恩式的平衡。在我看来，麦老师从早期的叛逆青年慢慢走向成熟的标志，就是达成了这种平衡。在他看来，在娱乐圈的染缸里把手弄脏并不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因为他知道自己能把握住分寸。好莱坞不是觉得《甜牙》的剧本太复杂吗？那就搁两年再说。不是有人想把《追日》拍成四集电视剧吗？那就让别人来编吧，因为“编四集的时间可以用来写两部小说”。
很少有人知道，麦克尤恩“弄脏手”的历史，其实跟他写小说的历史一样长，第一个完成的剧本在1976年被拍成电视剧。他甚至跟我们提到了他在1988年作为编剧参与的一部喜剧电影《酸甜》。“演女主角的是一位香港女演员，很有特点，眼睛里有特别的东西。”
我在网上查到了这部电影，在剧照上看到了张艾嘉棱角分明的面孔和倔强的眼神。我告诉麦老师，Sylvia Chang在中国很出名，不仅是好演员，后来也当上了导演。麦老师一个劲地点头，说：“知道这个消息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08
小鼓女
难得闲下来，跟麦老师提起英剧，从《唐顿庄园》说到《王冠》，他微微点头；说到《保镖》，他频频点头，还插了一句，嗯，这个好看；再说到《黑镜》，他就干脆把话抢过去，开始复述第三季第一集的剧情。
“那个要买房子的年轻女人，被别人打的分数活活逼疯……嗯，非常聪明的想象力，但又不是天马行空、离我们很遥远的那种。”
然后他向我推荐《小鼓女》（Little Drummer Girl,网上很多人译成“女鼓手”，但真是不如“小鼓女”那样既忠实又摇曳生姿）。“我出门前这个剧刚刚开始，好看，你一定要看。”
临回国前，我告诉麦老师，我已经看了两集《小鼓女》，他嚷起来：“哎呀你的进度居然超过我了。我回去马上补。”
麦老师告诉我，《小鼓女》的剧本是勒卡雷的儿子写，所以“味道很正”。“勒卡雷写的，是最有趣也最知识分子的间谍故事，没有那么多暴力或者太过炫目的人物。实际上，他笔下最有趣的部分是办公室政治。在他的故事里，最大的敌人并非来自对方阵营，而是你的老板或者同事。”
听着他侃侃而谈勒卡雷，我忍不住在心里默念：没错，这才是写得出《甜牙》的那个人嘛。在《甜牙》里，军情六处和中情局之间的勾心斗角，办公室楼上楼下的微妙关系，同样写得栩栩如生。
我发愣的时候，麦老师已经开始讲那个著名的间谍段子：俄国派了四个间谍去荷兰侦查关于毒气的情报，却被警察扣住。警察在车上不但发现了一系列用来搞情报的电脑设备，还在钱包里找到了一堆写着莫斯科总部抬头的发票收据。
“因为他们要回去报销啊哈哈，”麦老师眉飞色舞地说，“而且他们的护照都是连号的。所以说，俄罗斯人也是很奇妙的……”
09
老马丁
好多年以前，麦克尤恩跟马丁•艾米斯在一个派对上初次相逢，原本以为不过是圈子里的泛泛之交，不料马丁当时的女朋友突然挤过人群来告诉他——“马丁不喜欢你。”
“所以我当即决定，我也不喜欢他。”
当然会有喜剧性地转折：马丁向麦老师澄清，他只是得罪了女朋友，被她报复而已。在这个故事里，马丁是迷人而无辜的英国文二代，麦老师是闯入伦敦文学圈里的敏感而宽厚的外乡人。他们成了好朋友。
这对好朋友要比《我的紫色芳香小说》里的那两位作家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读书会上，上海作家孙甘露要麦老师推荐一位好朋友的作品，他毫不犹豫地说：“那就按字母顺序排吧，艾米斯(Amis)在巴恩斯（Barnes）前面。”
不过，事实上，在整个访华期间，马丁也确实是他提起最多的朋友的名字。私下里，他为马丁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伦敦场地》首映后收到的负面评论而担心，也在吃饭的时候提起二十年前的往事。
“那年我拿到布克奖，马丁正好从外地回来。机场上，他看到我这条新闻，当时有点发愣。他问自己开不开心，最后想清楚了——其实他不开心。”
“你看，我们就是这种朋友——他会把这样的真实想法告诉我。”
10
孩子们
麦克尤恩的代表作《赎罪》使用了很多素材，其中有一则是这样的：“我父亲是军人，在二战时受过伤，他养伤的时候发现，他住的医院，就是我祖父打一战时住过的那一所。后来那所医院，就出现在《赎罪》的第三部分里。”
“重点是，”麦老师的语速突然慢下来。“我在写那家医院的时候就在想，你看，这两场大战之间相隔得似乎并不远，人类好像总是在重复这样愚蠢的错误。我写《赎罪》的部分动机，可能就是想知道这背后的原因。我们还要让儿孙们再来到这同一家医院吗？”
“恐怖伊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恐怖的？麦老师在回答这类问题时，常常会说到孩子们。他会轻叹一口气，说他很早结婚生育，生活的每个阶段总是会被孩子们fascinate。这个词不太好译，有那么点迷恋，也有那么点困惑，好像词语一说出口，便有某种被捅到软肋的感觉弥漫在空气中。他写过一个叫“梦想家彼得”的童话，那个叫彼得的孩子，躲进猫的身体，让别人挠它毛茸茸的肚皮。
饭桌上，第一次见面的麦老师和阎老师（阎连科）相对客套了好久。酒过三巡，不知谁第一个提到了孩子，两位爷爷的脸上顿时生动起来。他们都有刚满四岁的孙辈，手机里都装满他们的照片。他们一张张点开，交换记忆和欢笑，完全不需要翻译。
11
要有光
“现在的我，学会让更多的光透进来。爱情、政治、科技、法律，种种元素都可以在我的书里找到。持续四十五年的写作生涯，不可能只写阴暗的东西，不然的话我大概就被关到精神病院了，也不可能坐在这里。”
记不清多少次听他说这样的话，连我在旁边都替他不耐烦。婚床上的尴尬瞬间（《在切瑟尔海滩上》，物理学家家里的桌角引发的血案（《追日》），深夜失眠的医生目击窗外坠毁的飞机（《星期六》），谁能说这样的情节不够黑色？在他近二十年的作品中，他的批判力度并没有减弱，只是视角更多变，立场更中性，在事物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之间，他更关注前者。与其说他变得柔软了，不如说他变得宽阔了。
在透进他世界的光谱里，一定也有音乐的位置。麦老师吹过长笛，很为自己对音乐的悟性而骄傲。他喜欢去威格莫音乐厅听室内乐，把《在切瑟尔海滩上》的女主角设置成四重奏乐团里的小提琴手。在《阿姆斯特丹》里，他大段大段铺陈作曲家的专业音乐知识，据说得到了真正的作曲家的赞赏，这让他得意了好久。
“其实我听很多音乐，除了古典乐之外也听民谣、布鲁斯、爵士乐和摇滚。实际上我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关于‘音乐意味着什么’的概念，我想音乐最好的特质就是它其实‘不意味着任何事’。”
12
坤宁宫
“伊恩，你知道这地方为什么叫紫禁城（ Forbidden City）吗？”
“因为要买票才能进来嘛。”
麦老师第一天来就说要去看看故宫，还点名要看坤宁宫（Palace of Earthly Tranquility）。太太在旁边温和镇定地说：“伊恩，你不能抱太大希望，毕竟名叫tranquility(“宁静”的名词)的地方不一定是真的tranquil（“宁静”的形容词）。”
坤宁宫里果然游人如织，人声鼎沸。从麦老师抵达北京第二天开始就刮起的大风仍然没有停下的意思，站在路上简直能被风带着跑。我们说，故宫里的房子都差不多（similar）。麦老师探头望望坤宁宫里的摆设，说，“嗯，其实是分毫不差（identical）。”
再问下去，原来麦老师对故宫的情结里还包含着一件陈年往事。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和贝托鲁奇一起合作搞个剧本。辛辛苦苦工作了两年之后，贝导约他去咖啡馆撂挑子，那电影拍不成了——“因为他说他要去中国。”
后来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了。麦克尤恩当然去看了那部让他两年的心血付之东流的《末代皇帝》，并且记住了坤宁宫。在故宫里转悠的大部分时间里，麦老师都在跟太太讲这部她没有看过的电影，讲中国最后一个皇帝如何在历史的缝隙里安放自己的命运。临出门前，他们在一处路标前合影，麦老师手指“文华殿”（Hall of Literary Brilliance），说：“我想要的可不就是‘文华’（literary brilliance）吗？”太太反应很快，马上指着“文渊阁”（Pavilion of Literary Profundity），说：“那我就要‘文渊’吧。”在英国人看来，brilliance意味着“华美”，profundity则指向文本的深度。一不小心，在纯文学的语境里，太太仿佛赢了一局。
13
绿裙子
麦太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安娜丽娜。安娜丽娜是资深记者，近年来也全力投入写作，出版了好几部长篇小说。当著名的伊恩的太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时还要展开自己的写作生涯就更不容易。平时，他们互相不看对方正在写的稿子，只有在大家都完成得七七八八时，才会挑选“某些特别的日子”，隆重地打开那个近在咫尺的秘密，像履行某项仪式。
麦老师很喜欢讲他们俩初次邂逅的故事，兴致好的时候还会多加两个转折：“那时我正陷在跟前妻离婚之后的沮丧中，你知道，就是那种动不动要在电话里讨论什么时候能看到孩子的状况。一地鸡毛。那时我出了一本书，跟我的经纪人说不想接受任何采访。他说，这样吧，就安排两个行吗？半天就能解决。在这个决定命运的时刻，我同意了。”
“第一个进来采访的是《金融时报》的记者。你当然猜出来了，那一定是安娜丽娜。半小时过去，我的经纪人进来告诉我下一个记者已经到了。我说，不存在下一个了。请替我取消后面的采访。”
我一直都想问问后面那个倒霉的记者到底是哪家的，直到麦老师离开中国都没有找到机会问。
但是安娜丽娜实在值得麦老师做出那个决定。才见了几面，她的温柔得体就征服了我们所有人。好几次，我陪着安娜丽娜坐在观众席里，多少带点歉意地问她：“这些话你听过几百次了吧？”
“但是伊恩每次都回答得不一样。”
有记者提出采访安娜丽娜，麦老师哈哈大笑，说你终于也有一项工作要完成了。安娜丽娜耐心地跟记者聊了大半个小时，后来我悄悄问她，“你们聊点什么呢？”
“其实我知道她并不是想采访我，只是因为没排上单独采访伊恩的机会，所以想跟我打听他……不过，我理解，真的，这是个甜美的姑娘。”
一九八八年夏天，记者安娜丽娜来过中国，在两个星期里跑了九座城市。在火车上，她教了中国口译员一首苏格兰民谣，换来对方教会她唱《东方红》。她至今都能把旋律完整地唱出来。我的同事告诉她，上海外滩的钟楼就是用《东方红》的旋律作整点报时的。麦老师在旁边飞快地接口：“好吧，这下你每个小时都能唱这首歌了。”
站在天安门广场上，麦老师说：“这地方比我想象得还要大。安娜丽娜三十年前来的时候，说到处都是自行车，现在自行车都去哪儿了？”
谁都看得出麦老师对安娜丽娜的关注和依赖。来中国之前，安娜丽娜的身体状况出过一点问题，一度曾让麦老师考虑放弃中国之行——这个悬念整整煎熬了我们一周。在上海的诵读晚会开始之前，麦老师突然坚持要我们派车送安娜丽娜回宾馆。“我没事啊，”安娜丽娜小声抗议。“你已经陪了一天了，现在你得休息。就这么定了。”
偶尔，安娜丽娜也会跟我们说起他们在英国的生活。作为英国人，他们当然都看足球。不过，也许是因为都有苏格兰血统，所以他们更关注的是苏超而不是英超。一家人几乎都是苏格兰凯尔特人队的拥趸，只有麦老师除外——他更喜欢格拉斯哥流浪者队。
在离开伦敦一百二十多公里的乡间，麦老师家的花园在整个英国文学界赫赫有名。园里有湖，湖中有岛，岛边有船。像所有典型的英国人一样，安娜丽娜是热烈的园艺爱好者。“说起来，我们家也是有中式建筑的呢，”安娜丽娜兴致勃勃地说：“那是个亭子，是那园子的前一个主人——一位来自斐济的女士叫人建造的。”
在那个没有安娜丽娜陪伴的朗读之夜，麦老师突然拿起一本新版的《赎罪》中译本，注视着塞西莉亚在封面上抽烟。塞西莉亚的裙子，在灯下闪着明亮的绿光。“你知道吗，”麦老师问我，“电影里的绿裙子，所有的细节，都是严格按照小说的描写订制的。”
“我知道，这裙子实在太好看太有名了。在中国，它也是这小说和电影最鲜明的符号。”
“但你知道这裙子是谁给我的吗？我在写的时候，需要一条让人记忆深刻的裙子，你知道是谁告诉我它应该是这个式样、这个颜色的吗？”
我猜出了答案，但还是摇摇头。我想听麦老师自己把那个名字说出来。
“安娜丽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