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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回延安》:一首诗,让一代代人血脉相通

来源:光明日报 | 王久辛  2019年05月31日08:03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一首好诗,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如果没有对历史情绪与情感的高度凝聚与提炼,那么它的深刻思想从何而来?高妙的技艺如何附丽于其身?独特的形式又如何与内容融汇为一体并落地生根?有了这样高度浓缩与提炼的表达,一首诗才可能具有经典的价值。从这个角度来重温诗人贺敬之的经典之作《回延安》会发现,这是浓缩了几代人情绪与情感的凝炼之作,它所表达出来的精神境界极富感染力,使读者感同身受。

为什么贺敬之要选择“信天游”这种形式来表达?因为“信天游”是这一方水土之上的人最熟悉最热爱最富有感情的艺术形式。诗人理所当然要选择这个能够与当地人最为贴心的艺术形式,来表达他与这片土地及土地之上的人心心相通的情感。且不要小看对这一形式的选择,因为作为一个“外来人”,要掌握好陕北民歌这一形式绝非易事!而要真正地运用好这个形式,还要有更为扎实的生活基础,并获得语言的畅达流利。而贺敬之正是因为有抗战期间在延安鲁艺的数年学习生活经历,才获得了对这一艺术形式的娴熟掌握。

可以清楚地看到,贺敬之对“信天游”语言行云流水般的表达,就恰似当地人民群众亲切有如己出的语言——“白羊肚手巾红腰带”“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米酒油馍木炭火”“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等,可以说一如竹筒倒豆子。这又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只有身心皆入陕北本土人民的生活,与他们息息相通,才能与他们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语言艺术实现融会贯通。

贺敬之首先闯过了这最关键的一关,实现了匠心独运地对“信天游”形式与陕北民间语言的自由选择与运用。继而,在他浓烈的思想情感的推动下,创作出了“这一个”经典诗作。这首诗保留了诗人作为“老延安”的历史,又加进了“回延安”的情绪与情感,实现了对历史有温度、有激情的文学表达,从而获得了他那一代“老延安”的强烈共鸣,同时也赢得了陕北人民的高度认同与赞誉。

我是20世纪70年代初第一次读到这首诗的。坦率地说,对诗中那种急切的情绪与强烈的情感表达,当时我并没有真正地理解,甚至觉得过于强烈了一些。如今想来,也许这就是隔代人、未曾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在情感上与父辈的某种隔阂吧?所幸的是,一次精神的游历,使我有了一次进入父辈心灵的机会,不仅对父辈的情感,而且对诗的情绪情感表达,都获得了新的认识。

1976年10月,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我父母所在的工厂,即原铁道部西安三桥车辆工厂也和全国各行各业一样,开始了拨乱反正。党委急需选出一个政治和能力俱佳的干部部部长,最后决定把还在延安南泥湾劳动的父亲接回来。这是1977年7月的事情,那天早上,因为母亲工作走不了,家里决定让我代表全家,和赵志书记与厂办的另外一位姓何的阿姨一起去延安接父亲——那一年,我18岁,第一次去延安。

听说要去延安,我兴奋得睡不着觉。小学时,我们就唱陕北民歌,唱“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唱“太阳一出来呀,哎咳呀,满山红哎,哎咳哎咳呀”,特别是那支笛子独奏曲《陕北好》,天天都能从工厂的喇叭里听到,还有“鲁艺”,还有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古元的版画、贺绿汀的歌曲……可以说,延安对于当时的我——一个文学少年来说,是真正的“圣地”!从梦想到现实的每时每刻,我激动的心情与《回延安》诗中表达的极为相似,也是恨不能立刻就“双手搂定宝塔山”,把梦中的延安仔仔细细地看个遍……

那天,我只背了一个军挎包,装了一本读了几十遍的贺敬之的《放歌集》,就随赵志书记上了车。当时,从西安到延安全是盘山路,我们的国产面包车早上6点多出发,直到下午6点左右才缓缓驶入南泥湾。是赵志书记最先看到的父亲,他喊:“停,停。那不是荩民吗?”定睛一看,果然是父亲。他的脸晒得通红。赵书记跳下车,拉着父亲的手说:“走,收拾东西,现在就走。”父亲似乎没有反应过来,但是他的笑脸——灿烂的笑脸,我永生难忘。那是瞬间迸发出来的毫无保留的笑容,是贺敬之诗中的“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的感觉。

此时的延安,不仅更加巍峨壮丽,而且还充满了更加广阔丰富的魅力。一如诗中所写:“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当时只有二层楼的延安宾馆,也就是周恩来总理回延安时住过的延安饭店,喝了小米粥,吃了馍馍,便急火火地去延安革命历史纪念馆参观,我的心始终渴望着认识和理解更多的革命历史。伴随着一幅幅照片所揭示的历史,我的心里有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而在画卷的正中央,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总指挥部——延安;而在延安城的画卷上,有一盏灯——那是枣园窑洞的灯光。仿佛是一种情感的累积,我们的车子似乎一下子被推到了枣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的窑洞前……那一天,我在毛泽东的窑洞里,看到了玻璃柜中《论持久战》的手稿,是铅笔写在粗糙的马兰纸上,非常流利的“毛体”字,一张一张地叠压着,像历史一页一页地躺在寂静的时空里,以无限的思想昭告着世界:人民战争必胜!赵志书记摸着我的头说:“小家伙,胜利不容易啊。”

“枣园的灯光照人心,/延河滚滚喊‘前进’。”从窑洞里出来,我特意请摄影部的同志给我在窑洞前照了一张相,而照片上我手里拿着的,正是带来的那本《放歌集》——诗集中的毎一首诗,我都读过了几十遍,而唯有在此刻,我才觉得那诗是活的。“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因为人心是活的,它表达了人心,它当然有了生命。

2016年10月,父亲87岁,听说姐姐一家要去延安,便执意要回延安看看。一路上,父亲都在唱《南泥湾》,他唱了一遍又一遍。我想,当年贺敬之作为这首歌的词作者,一定也会像我父亲这样反复地唱吧?母亲劝他别唱了,嗓子要发炎了,可他还是要唱,就像他要回延安,劝也劝不住。参观完延安革命历史纪念馆,父亲站在馆门边上儿童团员的雕像前,要姐姐给他拍照。他指着那个手拿红樱枪的儿童团员说:“我就是先当的儿童团长,后参加的八路军,那时14岁。我与这个战友合个影。”

如今,我看着父亲的这张照片再读《回延安》,对贺敬之诗中的情绪与情感,似乎有了与父亲血脉贯通的感受,不再觉得那情绪与情感过于强烈了。因为“树梢树枝”有了“树根根”,看山看水有了“亲山亲水有亲人”的体验。这些活的诗句,与虚空高蹈的标语口号不同,它的情绪与情感是真实的——生命的真实、思想的真实。无须去“火”,更无须脱“水”,这是浓缩了几代人的思想情感、超越了一个时代的卓越的经典文本,饱含着浓浓的最真切的情绪与最真实的情感。这情绪属于历史,因为有情绪才有勃勃生气;这情感属于历史,因为有情感才有爱憎。活的历史中有活着的灵魂在歌唱,它歌唱往日的辉煌,歌唱今天的创造和未来的美好。

“身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当一首诗,成为心灵的呼唤,成为精神的路标,并使一代人与另一代人血脉相通,它便获得了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