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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四位绍兴籍校长 一部北大风云史

近年来，每年都有北大师生组成的参访团来绍兴寻访老校长的故居，站在笔飞弄蔡元培故居门前，面对毛泽东所撰“人世楷模，学界泰斗”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许多人都会驻足凝视，感慨不已。

其实，120年来，北京大学校长中有四位是绍兴籍人士，这也是绍兴人的骄傲。目前，除了何燮侯故居正在修复之中外，其他三处北大老校长故居都已开放，作为名士之乡的绍兴之所以人才辈出，这与绍兴的历史文脉所分不开的，是故乡的沃土培育了这一棵棵参天大树。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于1898年12月。这是清末戊戌维新运动的产物，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和最高教育行政机关。1907年，刚从日本考察大学教育制度回国的原京师大学堂教习、学部员外郎何燮侯（1878—1961，浙江诸暨人）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监督兼新校舍建筑主任。在何燮侯的主持下，德胜门外的新校舍于1908年动工兴建。至1910年，除医科外,经、政、文、格致（理科）、工、农、商7个分科大学均正式开办。在建造校舍时，曾有日本营造商贿送厚礼，希冀中标。何燮侯拒绝接受，秉公定标。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教育经费被清政府移充军费，年底下令京师大学堂暂时停办。何离校时，建筑经费尚有数十万元结余，管事人按官场惯例，请示厘定留成的比例数，以便伪造清册。如按此办理，不但主事者可得巨款，与事者均可分惠，但何燮侯坚决不同意，并亲自核对账目移交，这在当时贪污成风的官场中是很少见的。

1912年底，为筹办京师大学堂费尽心血的何燮侯成为众望所归的人选，受命担任北大校长兼工科教授，月薪800元，他仅取其半，余数作学校购置图书、仪器之用。何燮侯上任后刻意整顿，严格规章制度，使原来纪律松弛、教学秩序混乱的京师大学堂逐步走上正轨。是年冬，新任教育总长汪大燮提出将北大并入天津北洋大学，何燮侯代表北大师生极力反对。合并之议虽然作罢，何燮侯却因深恶痛绝尔虞我诈的官场而辞职。但他廉洁奉公的作风，给早期的北大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1917年1月，蔡元培受聘出任北大校长，北大校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蔡元培对北大的贡献已载入史册，有目共睹。简而言之，一是端正了学校的办学宗旨，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是升官发财之阶梯。二是不拘一格延揽人才，充实与提高教员阵容，一时间，北大人才济济。文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等名流，还包括虽无高学历却有大学问的梁漱溟，理有李四光、翁文灏、丁文江等专家。三是在办学方针上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新旧各派，同校共事，使北大的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四是改革大学的学制与体制，在全国首创男女同校，实行教授治校，民主办学等等。

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影响所及，震动国内外。它不仅为民国的大学教育树立了崭新的楷模，而且使北大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蔡元培因此被誉为“北大之父”。美国教育家杜威博士曾经这样评价蔡元培对北大所起的作用：把一所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在世界上有很多，但通过办好一所大学影响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的大学校长，全世界只此一位。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虽然名义上有10年，但因不满当局的政策，中途多次离职或出洋，实际到职时间只有5年半。蔡元培不在北大时，校务由蒋梦麟（1886—1964）主持。蒋出生地余姚，向属旧绍兴府范围，故他一直以绍兴人自居。蒋梦麟早年就读于绍郡中西学堂（今绍兴第一中学前身），是与蔡元培关系最密切的高足之一。后留学美国，获哲学博士学位，一度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1920年8月与1921年2月，蒋两次受蔡元培委托主持北大校务，1924年起代理北大校长，1928年任教育部长，1930年12月因与当局意见相左而辞去教育部长，重新出任北大校长，直至抗战爆发。蒋梦麟在主持北大校务期间创设研究院，聘请名教授，建图书馆、地质院，并提出北大发展的三个方向：一要研究西学，二要整理国故，三要注意自然科学研究，建立完备的实验室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侵略者的淫威，蒋梦麟率领北大师生机智地与当局周旋，在一段时间内，使北大免遭日军的侵扰，暂时稳定了教学秩序。直至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陷落，北京大学奉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南迁长沙。蒋梦麟主持北大校政的近20年，是北大走向现代化教育坦途的关键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大校长成为众所关注的职务。中央高层一致认为,经济学家马寅初是最佳人选。于是一纸调令把正任浙江大学校长的马寅初调任北大校长。

马寅初（1882—1982）祖籍绍兴，为中国第一位留美博士。1916年归国后任北大法学教授、经济系主任，是北大历史上第一任教务长，也是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得力助手。1951年5月出任北大校长以后，他积极推进教育改革，提出要以全面发展的观念教育学生，使学生不仅有丰富的知识，而且有高尚的思想和强健的体魄；他广泛延请专家、学者、政府部长乃至总理到校讲学，使1957年前的北大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由于1957年以后那场“人口论之争”,使他连遭厄运，被迫于1960年3月辞去北大校长之职。1979年9月恢复名誉，任北京大学名誉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