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修文：1975年生人，毕业于湖北大学中文系。著有长篇小说《滴泪痣》、《捆绑上天堂》，中短篇小说集《浮草传》、《闲花落》及散文集《山河袈裟》等，曾获鲁迅文学奖、春天文学奖、茅盾文学新人奖等多种奖项，编剧作品曾获大众电视金鹰奖，现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武汉市作家协会主席。

作家与《收获》

2001年第4期《收获》 短篇《夜半枪声》

2002《收获》长篇专号（春夏卷）长篇《滴泪痣》

2002《收获》长篇专号（秋冬卷）长篇《捆绑上天堂》

杨晓澜：从最近在各刊物发表的几篇新作看，你的散文气息更加自由洒脱，相比《山河袈裟》，现在仿佛生活质感更足，语言更自如，视野更辽阔？

李修文：最近的这些作品，其实仍然可以视作是《山河袈裟》的延续，和《山河袈裟》里的许多篇目一样，这些文章，也断断续续写了十年，有好多篇都是一次次重写的结果，但是的确如你所说，在这些作品里，我希望生活本身的质感更加充足一些，简而言之，我甚至希望自己从一种有名有姓的写作变成无名无姓的写作，也许我根本没做到，但我确实有志愿写出些类似《古诗十九首》气质的作品——如你所知，十九首的每一首都深深地站立在日常生活中，明确，坚实，静水深流，有一种日常生活的正当之气，这样的作品，不仅仅是风格，而是风格的源头，也不仅仅是个人美学，而是个人美学的源头。

所以，这就要求我必须有匹配的语言，过去，有一个“我”，往往忍耐不住，在叙事的进程里跳出来，现在，我则更多希望这个“我”消失，做万千野草中的一株，做万千水流中的一滴，不去执迷奔突之声，而是更多地去伴随、去加入旷野山林的背景音，对，不是站出来宣告“我”在，而是这个“我”要去服膺于那些亘古流传的劳苦和美德，果能如此，恐怕这个“我”才能真正地浑然自足，真正地在众多水流里独自向前。

至于视野，我写的仍然是我曾踏足过的地方和我曾目睹过的人与事，如果有什么辽阔之处，这辽阔莫如说是狭隘——那可能是一种对于不值一提之人或事的强烈迷恋，再大的辽阔，我也得将其收窄在这个狭隘里。如果有什么抱负的话，我的抱负，就是下定了决心为那些不值一提的人或事建一座纪念碑。

杨晓澜：你多次表达对《楚辞》《古诗十九首》等古诗词的喜爱，大量古文的阅读对你写作的影响大吗？

李修文：影响当然至深，我是个中国人，我自然要读古书，诵古文，以此辨认我们自己的出处和来历。我们的情感和伦理构成，与他国体验显然是两回事，我明显觉得：某种相对典型的中国式面孔，在今天的叙事里越来越安放不下，我们每个人都在阔步向前，但是我们之所以身为中国人的那种不可被替代的东西去了哪里呢？越读古文，越去辨认自己的出处和来历，就越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一种可以笼统称为“现代性”的洪流已经将我们深深席卷了，可是，我固执地认为，我们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现代性”还远远没有完成，我们的写作，也将在漫长的时间里仍然深埋在这种未完成之中。

当然，我们也要格外小心，我们是否经常容易被“古代”囚禁？老实说，我讨厌那些晚明逸风，讨厌那些做旧的情怀，甚至讨厌某种对号入座的才子气，读古文，不能把自己读成古人，“传统”在今日之所以仍然能成为“传统”，首先是它在它诞生的年代里一定具备强大的创造力，抑或破坏力，面对古文，面对古代的作家，我最渴望的，其实是得到这两种力量的浇灌。

杨晓澜：不少评论家都称你是对古代文章的传承，有着古文的语言、意境和修辞。但我认为，其实你继承的是杜甫“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的性情，继承的是古人的人生态度、豁达情怀和别开生面的为文意识。你觉得呢？

李修文：我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得到的最大启发，并不是美学趣味，更多的是一个写作者应该如何去生活、如何去写作的严正境界。很显然，古人不像我们受到如此学科、专业细分之后的限制，所以，他们不会深陷在某种专业生活里无法自拔。他们的文章，只是他们生存和挣扎于世的证据，他们向山水张开，向时间张开，最后，他们让自己的身体作为容器去接纳山水、历史与时间，同时，又让自己的身体作为一根强劲而敏感的神经去感受着它们，最终，他们通过这种相遇，完成了对自己的命名，也完成了和他们所处时代的共鸣。所以你会发现，古代的文人通常是不会写自传的，因为他们普遍都有这样一种信心：他们的遭际已经化为文字变成了他们个人生存与美学的纪念碑，这种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进，这种面向虚空的实在，才是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之于我最能产生动力的地方。

杨晓澜：我注意到，你的近期作品大多写法非常独特，往往打破了虚构和非虚构的文体概念，这应是你有意为之？

李修文：“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这两句诗，我特别喜欢，你看，这里既有我们承认的现实，也有对于现实的无力，承认它，本就是一种现实。所以，它是虚构，也是非虚构。今日之世界，真实与虚幻，庞大与轻盈，那么多明显的分界都在重新撞击，重新汇合，重新构成，我们的体验日渐变得暧昧和难以言传，而“我”，那个作为写作者的“我“，成为了我们唯一可以确认的真实，无论事实如何，作品风貌如何，一个精神个体趋近真实的”我“才是真正值得信任的，正所谓：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迫切地传达出这种感受，我以为是我们时代的作家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但是，要真正面对它，就要轻蔑文体，当真正的问题横亘于前，我们还在讨论真假，讨论”形散神不散“，这不就是”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吗？

被公认为非虚构作家的阿列克西耶维奇说过这么一句话：“当我走在大街上，多少长篇小说遗失在风中。“我以为，这句话的真意，绝非仅仅是在强调非虚构作品的力量，在相当程度上，它其实指明了其他文体对于小说这种文体的抢夺和侵占：小说的一部分功能，已经成为了别的文体的重要支撑。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置身的处境。

杨晓澜：之前你的散文比较关注人间、人民和生活，现在你好像更在乎山川万物和天地自然的汇集，越来越追求天人合一之感。为什么？山川自然更符合你的灵魂价值和写作理想？

李修文：其实，我一如既往地着迷恋着写下各种各样的人，没有人，再辽阔的山川自然也是空落落的，我为什么会集中去写这么多被称之为“散文”的作品呢？如前所说，我明显觉得许多中国式的面孔，在今天的叙事里越来越安放不下——在还房贷的队伍里，在CBD痛哭的人群里，在各种素食或长跑的队伍里，贾宝玉还在不在？林黛玉还在不在？我觉得他们都还在，所以，写下他们，写好他们，一直是我的夙愿。

至于你所说的某种天人合一之感，我相信，那是我血液里流淌的东西仍然在作祟的缘故，作为一个楚人的后裔，我没办法不去写我之“山鬼”，我之“天问”，我之人神共居和万物有灵，但是，我想我并不特别迷恋这些，它们是行囊，是底色，但绝非志愿，我的志愿仍然是穿过它们，写下此时此刻，写下此时此刻里的离乱兴衰。

杨晓澜：散文自古以来都是最重要的文体，可在当下，小说似乎格外被世人看重。你觉得，在今天，散文创作到底还有没有一种新的可能？

李修文：在今天，散文是一件大事，因为自互联网社会诞生以来，我们遭逢的其实是千年未有之变局，惟有重新出发，重新生长，散文才有可能真正和这个时代比翼齐飞，实际上，我从未觉得自己是个散文家，可能也正因为如此，我所受的文体负担几近于无，一句话，我是要写作，而不是为了某一种文体去写作。

说到散文创作，我还是想再说一句老话，所谓“修辞立其诚“，这个”诚“，不仅仅是那个遗老怀念过去王朝式的”诚“，更是拥抱我们此身此在的那个”诚“，阿法狗已经诞生，智能社会正在到来，而今最大的真实与自由，是知道我们究竟要面临一种什么样的途径，走上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崭新的体验和疑难又将以一种什么样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眼前，如果罔顾这样的行进，那反倒是一种虚假。散文，多么浩大，我们不能将如此浩大的地界扭曲成只有巴掌大的地方，在今天，动用各种手段，戏剧，音乐，电影，小说，让这些元素全都作用于散文，在我看来，才是替这一文体去开疆拓土的人间正道。

杨晓澜：你是一位小说家和散文家，还是影视剧的编剧和监制，多方面创作是兴趣使然，还是看不同时段的创作感觉？

李修文：我必须将自己的生活袒露成写作本身的样子，而后才能去写作，自我写作至今都是如此，所以，我其实经常遇见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难处，这难处又动辄令我怀疑自身写作的必要性，所以，为了活着，也为了活成一个真实意义上的人，出自天性和好奇心，除了写小说写散文，我也会去涉足些影视剧的工作，但是他们于我几乎是救命稻草，很难想象，没有十多年的泥牛入海东奔西走，我的写作怎么可能得以继续？

再说了，我倒是觉得，我从未有过什么“跨界“，我不过是顺从了我的命运，四体不勤之时常有，但总归要出门去分清五谷吧？想想古代的文人们，宦游吟诗也好，结社唱戏也罢，说到底，这都是生活，也都是创作；要我说，轻看自己的人设，恐怕正是对自己最大的解放。

杨晓澜，《芙蓉》杂志编辑，青年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