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自近代以降，中国知识分子与俄罗斯知识分子传统开始产生深度的精神关联。1932年，鲁迅在回顾清末知识界由关注欧美文学转向俄罗斯文学的变动时指出，欧美文学“包探，冒险家，英国姑娘，菲洲野蛮的故事，是只能当醉饱之后，在发胀的身体上搔搔痒的，然而我们的一部分的青年却已经觉得压迫，只有痛楚，他要挣扎，用不着痒痒的抚摩，只在寻切实的指示了。那时就看见了俄国文学。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

“五四”时期，鲁迅、周作人兄弟开创的以介绍俄国和东欧、北欧文学为主的“弱势民族文学”翻译，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主流译介模式，并且伴随着“十月革命”产生的重大冲击力，俄罗斯知识分子传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最为重要的借鉴范本和参照对象之一。1949年后，中国政权及其意识形态以“苏联为师”，俄苏文化对中国当代知识界的影响更是广泛而深远。

当代学者王富仁教授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亲苏”的时代语境中进入大学俄语系求学，并深受俄罗斯文学及其精神传统的影响，他80年代以后从事鲁迅研究学术工作，更是打上了深深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烙印。2017年5月2日，王富仁教授遽然去世，重新阅读他的早期学术专著《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的过程中，王富仁与俄罗斯知识分子精神遗产的关系问题就浮现了出来。

2017年7月底，王富仁教授的弟子彭小燕君嘱我写篇纪念王老师的文章，我几乎没有迟疑就答应了，但轻易允诺之后就有些后悔。王富仁老师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筚路褴缕、以启山林的开创，对我们这一代学人的精神恩泽太深，我理应为他的去世写点纪念文字，更何况我个人的学业还得到他的关心和照顾；然而我毕竟不是王老师的入室弟子，我毕竟因自己跟长辈交流时往往过于拘谨而跟包括王老师在内的许多学者交往甚少，这样贸然答应写悼文，无异于给自己找麻烦，真的担心自己写不了这篇文章。

在纠结犹豫中进入了8月初，我与家人开始了前往俄罗斯的旅行。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地所做的一周旅行，领略了俄罗斯的自然之美，浏览了俄罗斯两大城市的主要名胜古迹，初步接触到了俄罗斯的社会生活。结束旅行归来的第二天，见到王富仁老师的弟子们在微信上发文纪念“先师去世百日”。我觉得自己该动手写悼文了，想起7月底曾阅读过王富仁老师的文章《中俄知识分子之差异》，遂打算围绕王老师身上所显示的某种俄罗斯知识分子精神气质写点什么。

王富仁老师在《中俄知识分子之差异》中指出，俄国知识分子系从俄国贵族阶级中分化出来，属于社会上的支配者阶层，自然对社会生活有着“原发性的责任感”，他们把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视作崇高的事业，把自己的苦难与民族、人类的苦难连为一体，因而他们能在所从事的事业中获得自我的生命价值；而俄国国民通常会把知识分子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俄国知识分子创造出来的文化、文学、艺术也因此能够保持着它们的崇高性和庄严性。相比之下，中国知识分子并非社会的支配者，只是为统治者“出主意的人”，他们无法摆脱统治者而获得独立地位，在他们的观念里，文化近于一种可以被统治者所用而达到某种社会治理目标的“法术”，除此之外，文化只是中国读书人纯个人自娱自乐的手段和生存方式，与整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没有关联。王老师在此揭示出了俄中两种文化传统的重大差异，前者的神圣性、形而上性与后者的凡俗性、形而下性，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对中俄文化特性做上述对比和界定，并不意味着无视中国文化的优长和俄罗斯文化的局限，事实上每种民族文化里超迈和沉沦的基因常常是缠绕在一起的。中国文化的凡俗性使得中国人更加热爱现世社会，中国文化的人间性（非神圣性）使得中国人殊少陷于宗教的迷狂和战争中；但是中国文化整体上缺乏崇高庄严感，的确是不容避讳的事实。俄罗斯人对于神圣性、形而上性的耽迷，在给他们的文化造成深刻崇高品质的同时，也给他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带来诸多可怕的冲突和撕裂。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其专著《俄罗斯思想》中就指出：“在俄罗斯精神结构的基础中有两种对立的因素：自然的、语言的、狄奥尼索斯的力量与禁欲主义的僧侣的东正教。在俄罗斯人身上可以发现矛盾的特征：专制主义、国家至上和无政府主义、自由放纵；残忍、倾向暴力和善良、人道、柔顺；信守宗教仪式和追求真理；个人主义、强烈的个人意识和无个性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自吹自擂和普济主义、全人类性；世界末日—弥赛亚说的宗教信仰和表面的虔诚；追随上帝和战斗的无神论；谦逊恭顺和放肆无理；奴隶主义和造反行动。”这的确是深刻的洞见，它有助于我们去认识俄罗斯精神遗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相信王富仁老师会认可别尔嘉耶夫所道出的俄罗斯精神遗产的诸种局限，但他还是要突出强调俄国文化的神圣性、崇高性，这可能是因为中国文化相对缺乏这种禀赋。正如鲁迅在翻译日本学者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等著作时，放过厨川所批判的日本缺乏“独创的文明”、缺乏伟大创造力的致命弱点，在译著《出了象牙之塔》的“后记”中，鲁迅指出日本的确“并无固有的文明和伟大的世界的人物”，他因此而担心“当两国的交情很坏的时候，我们的论者也常常于此加以嗤笑，聊快一时的人心”。鲁迅通过与中国的对比，睿智地分析了缺乏悠久传统和巨大创造力的日本的好处：“然而我以为惟其如此，正所以使日本能有今日，因为旧物很少，执着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不像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

而且王富仁老师并未忽视俄罗斯社会和文化世俗性的那一面，不过他能够思辨性地把世俗性升华为神圣性。他认为俄国文化并无明显的雅俗之分，每个人的日常的生活都是“俗”的，知识分子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个体可以也必然是“俗”的，但既然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是狭隘的、庸俗的，文化、文学艺术就是把人从狭隘、庸俗的日常生活中提升出来，把人提高到崇高精神境界中的途径，“文化和崇高是一体两面的东西”。王富仁老师洞察到了俄国文化具有化俗为雅的升华力量，他注意到俄国文化能够把大量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吸纳进来，他注意到平民知识分子通过不断的努力，“把自我从狭隘的、庸俗的、纯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提高到具有普遍社会价值的人性价值的崇高精神境界”，而不是把文化变为“庸俗的纯个人物质实利的谋生手段”。

在凡俗和崇高的识读方面，如果缺乏思辨力就可能“看走眼”，世人对王富仁老师“乡气”的辨识、理解就存在某种误读。中国古代社会对雅与俗、“上智”与“下愚”有着明确划分，但仍有陶渊明等少数传统知识分子对农人、俗事颇多好感；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受“劳工神圣”思潮的影响，大批像沈从文这样的知识分子纷纷以“乡下人”自居；20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尤其是1949年新政权建立之后，让知识分子接受工农改造成为时代的主流话语。五六十年代进入高校学习的那一代知识分子，有的出身于民国官员、知识分子家庭（如钱理群教授等），更多的是出身于农工或农工干部家庭，王富仁老师是后一拨知识分子的代表，在生活和精神上，两拨知识分子都经历了或自愿或不自愿的“劳动人民化”改造过程。“文革”更是要彻底根除知识分子身上“非劳动人民化”的精神气质，知识分子纷纷从城市前往小镇、农村工作，甚至去插队落户当农民。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批“归来”知识分子返回城市后，大多继续奉行布衣粗食、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

王富仁老师身上所保留的“劳动人民”气质相对更为明显，他本人在课堂、学术会议上，也包括在著述中，常常自称为“农民”；不少同行也带着尊敬或带点调侃地称他为“村镇干部”。但事实上“乡气”只是王富仁式的老师们穿衣打扮的外在生活形态，他以及钱理群老师那一代知识分子对世界（也包括国家）发展前景的深切忧虑，对人类（也包括民族）命运的热切关怀，对精神（也不排斥物质）生活的深层思索，使得他们与鲁迅《这也是生活……》中所展示的“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的精神传统续上了联系，使得他们的生活和生命境界变得相当充实与阔大，使得他们具有了思想者的精神光彩和人格魅力。在《中俄知识分子之差异》一文中，王富仁老师对世俗生活中的俄国知识分子生存价值评价道：“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的创造者则是崇高的、严肃的。”这个评价同样可以用来指称王老师本人及其他那一类知识分子的生存本质及其生命意义。

当然，不宜过高评价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崇高性；事实上，真正具备鲁迅式精神界战士品格的人是另类和异数。中国知识分子是依附在政权大树上的寄生者，缺乏独立性和主体性，正如王富仁老师在《中俄知识分子之差异》中所言，在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大旗”下，中国读书人实现的是“个人升官晋爵的目的”，“文化自身的崇高性荡然无存”，知识分子那种凭借服务权力的能力获得赏识和报酬的观念，一直流布并影响着现今的中国知识分子，“这使我们的文化中缺少知识分子人格力量的酵素”，中国“更多是知识分子的聪明，而不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和人格力量”。这是王富仁老师对中国知识分子弱点最为深刻的指证，他的这一洞见仍然建立在中俄比较的基础上。王老师指出，不管在沙皇时代还是在苏联时期，俄罗斯知识分子整体上并未“在根本上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具体表现为他们从不放弃“人道主义的思想旗帜”，他们面对专制主义统治仍然“以战士的勇敢保卫了人道主义的思想原则”，他们成了“思想的战士、精神的战士”；相反，中国权力宰制下的知识工厂制造出来的是“有思想的懦夫，有感情的庸人”，他们充其量只是“大量被冤枉的好人”。

王富仁老师观察到，中国的从政者、商人和文化人获得了一定的成绩就裹足不前，缺乏永远进取的精神动力。他痛切地认识到，“我们的民族仍然只是活在目前的物质实利的追求之中，甚至我们知识分子的自我，也把物质实利的追求作为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唯一追求”，他意识到“从我们自我的内部生长不出一种精神的力量来”，他概括说，“没劲”仍然是目前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感觉。没有深切内在的信仰，缺乏有深度的精神追求，这的确是中国知识传统的弊端。王老师认识到，俄罗斯知识分子“战士”立场的建立与他们的宗教传统密切相关。他以贵族、斗士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为例展开自己的阐述，尤其对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的正面价值予以了充分肯定：“他的宗教意识不是逃避现实的思想表现，不是个人品质上的软弱无力，而是把个体的生命同人类命运结合起来的一种精神途径。”他认为托尔斯泰所代表的超现实的人类关怀，使俄国文化和知识分子能够进入一个更高的精神境界，这也正是俄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显著特征。

在俄国知识分子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听从东正教的召唤，在文学创作中执着地探索和表现着人类的苦难和救赎，托尔斯泰对包含东正教在内的基督教体系采取评判立场，他把爱当作是上帝的精神性存在形式，他的人间宗教思想可简括为“天国在你心中”这一箴言。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知识分子的宗教探索热情与俄国的“圣愚”传统有关。俄罗斯的“圣愚”破衣烂衫、疯疯癫癫，他们发出的声音被当作神谕，“圣愚”崇拜是东正教掺入了俄国原有萨满教信仰的俄国宗教现象。俄国历史上的“圣愚”就是16世纪的瓦西里，莫斯科红场边引人瞩目的圣瓦西里大教堂就是以他的姓氏来命名。这次在俄罗斯旅行，给我留下强烈印象的除了植被密布的广袤原野和清水满贮的江河湖海，就是在城市、小镇和乡村到处可见的色彩纷呈、形态多变的教堂。尽管因为生育率偏低、劳动力不足和产业体系不够完备（偏重于能源和军工），加上欧美的制裁，俄罗斯社会生活和经济状况不算很景气，但是其社会管理体系运作稍显迟缓但不失从容，市民生活节奏滞慢仍不失悠然，俄国人的生活和精神仍然具有一种内在的底气。这种底气自然跟他们拥有17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世上第一大的疆域，跟他们极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蕴藏有关，也应该跟他们拥有相对自足自立的东正教传统的精神资源有关。王富仁老师的《中俄知识分子之差异》结尾部分正是从中俄文化、宗教角度入手，揭示了两国知识分子精神的差别，这的确是他的深刻之见。

王富仁老师本科时代上的是山东大学俄语系，这为他后来阅读俄罗斯文学作品和学术文献，进行中俄文学、文化比较提供了语言上的良好条件。20世纪80年代初以降的中国人文学界对外交流的基本外语是英语，王老师立足于80年代相对 “被边缘化”了的俄语文化资源，这使得他获得了不同于三十多年来多数人文学者的视野和视角，加上他本人的睿智和刻苦，他的思想和学术具有比较鲜明的思想家气质。王富仁老师学术研究形成鲜明的风格，这与他学术谱系上颇受俄罗斯精神气质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

2013年6月，王富仁老师的重要论著《中国需要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刊行，两个月之后我收到了他寄来的赠书。2014年11月份，王富仁老师20世纪80年代曾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刊行的专著《先驱者的形象》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2015年3月，王老师托他的弟子给我捎来了这本著作。王老师在两本赠书上写着“王家平教授雅正，王富仁”的字样，王老师这样客气，让后生晚辈颇感惶惑。以前王老师与我们这些晚辈通信，他一般称我们为“兄”，称呼学生或者晚辈为“兄”，这是鲁迅的传统。走笔至此，我打开了王富仁老师赠送给我的遗著，他那带有俄罗斯知识分子精神气质的中国学者形象就丰富生动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