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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枫:《读书》与我

来源:文汇报 | 高峰枫  2019年05月22日09:15

回忆是衰老的标志。手中还攥着大把青春的人,根本无暇回忆。十多年前有一阵儿,忽然开始流行回忆八十年代。看到有同龄人动情地缅怀过去,我还觉得非常诧异,觉得是创造力下降的标志。但这一次,是为了纪念《读书》杂志创刊40周年。为自己从小到大都热爱的一本杂志贡献一次回忆,就算衰老一回也值得。

我从中学时开始看《读书》。那时民族文化宫对面有个报刊亭,是我放学的必经之地,《读书》和一大批八十年代畅销的文学期刊一起,摆在显眼的位置。现在已记不得最初从哪里知道这本刊物的,可能从家里。我父亲一直爱说一句流行语:“可以不读书,但不能不读《读书》。”也不知道这个绕口令是哪年问世的。

为回忆准确起见,我以学术的态度,在网上检索了《读书》的目录,想辨认、回想起当年确曾读过的文章。我发现,1984年第9期《读书》极有可能是我最早买的一期,因为前面几期的文章都很眼生,而这一期的好几篇,我都很熟悉,比如,有一篇评论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另一篇是《华严金师子章校释》的书评,其中引用了几句原文:“见师子与金,二相不生,烦恼俱尽。好丑现前,心安如海。”虽然我对佛学一窍不通,但至少还能被表面文字打动。我后来还跑到书店,买了一本法藏的书,当然最后还是没能看完。这一期中我印象最深的,是蔡翔写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评论张承志刚刚发表的《北方的河》。中学时我喜爱文学,属于文艺少年,像 《当代》《收获》《十月》《花城》《上海文学》《小说月报》这些文学期刊,有几年我差不多每期必读,就像现在追剧一样。张承志这部小说发表在1984年《十月》第一期,我刚好仔细读过,激情还在澎湃着,所以猛一看到别人写的评论,自然就想和自己的体验印证一下。依现在的标准,这篇书评写得相对文艺一些。但当时我在文中读到“巨大的象征物”、“历史的延续性”、“自我否定”这些高级词汇,忽然体会到在文学叙事和描写之外,使用文字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路数,那就是用概念和高深的话来谈论文学。原来,写作不完全等同于创作,用分析性语言写出又深刻又酷炫的评论,也是不输于文学创作的。这大约是我对文学批评最初的理解,关键是这个想法对于像我这样缺乏创作才能的人,很是一种安慰。

还是1984年,第12期《读书》发表了季红真一篇书评,评论张承志的小说集《老桥》。现在看来,三个月之内居然连续刊登两篇文章,讨论同一位当代作家,可见《读书》那时对于当代文学热情之高、介入之深。1985年第6期也是如此。同一期内,刊登了两篇当代文学的书评,一篇是季红真评论张贤亮的创作,另一篇是曾镇南写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刘索拉这篇小说,发表在1985年第3期《人民文学》上,我在中学图书馆的阅览室刚刚读过。记得读完之后,当即神情恍惚,怅然若失,好像被人一脚踹进魔界。当然,反应之所以如此强烈,也是因为那时还没有看过西方的黑色幽默。没想到,小说前脚刚看完,《读书》后脚就发了文章予以评论,跟进速度之快让人惊奇。像这部让人眩晕的小说,有人替你解读、替你及时出头,虽不能提供标准答案,但少年人的恍惚和焦灼就会得到某种想象中的解决。现在想来,我之所以对这一类文章印象深刻,就是因为在文学尚能产生社会震动的年代,《读书》的作者及时评论了当时的新锐作家和先锋作品。这样的局面,现在自然看不到了,因为没有那么多激动人心的作品,也因为文学已退回到本该属于它的位置。

除了当代文学评论之外,《读书》上的很多文章对我来说肯定有些艰深。但其间还有分别。翻看当年的目录,发现凡是涉及西方文学和思想的文章,我囫囵吞枣,也能看个大概。但一旦与中国文史相关,我就两眼一抹黑。很多前辈名家的名字,现在耳熟能详,但当时我一概不知,文章当然也就看不懂。不过,即使那些我看不懂的文章,或许已经产生了我自己都看不懂的效果。不管怎么说,在我上中学和大学的年代,《读书》是我经常读、经常买的唯一一本思想杂志。

我自己在《读书》上发表第一篇文章,是在2000年。当时我在美国写博士论文,整日被迫去读很专门、质量参差不齐的研究文献。这虽然是写论文的常态,但时间长了,心中也不免焦躁起来。于是隔一段时间,就放下论文,按照自己的嗜好恣意阅读,恢复恢复元气。毕业论文写的是早期圣经史诗,但写着写着,发现四世纪的文献看得较多,但对于基督教的起源了解甚少。于是搜索了一下,也到常去的书店考察了一番,这才发现美国实在是现代《耶稣传》的生产大户,赶上丰年,一年能出版好几本。作者中既有专业学者,也有记者和畅销书作家。这些新传,观点各异,水平不一。我挑中两本有代表性的新书,准备给《读书》写一篇文章。那时还没有“制造论文”的风气,我写文章就是因为想写,就是因为有话想说。而给《读书》投稿,在我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因为想不到其他杂志,所以对我来说,“发表”就是在《读书》上发表。

2000年暑假,我放假回北京。7月某天,通过好友吕大年的引见,见到了《读书》的资深编辑吴彬。我们三人约在三联书店的咖啡厅,我把文章的打印稿给了吴彬。我和吕大年谈天时,她把稿子读了一遍,当即就告诉我可以刊发。这整个过程发生得太过迅速,我一时都没有醒过味儿来。就这样,我从《读书》的少年读者就晋级为《读书》的作者。这篇文章很快发表在当年第11期,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正式的学术文章。我自己虽不至于欣喜若狂,但中学时代的情结依然在,能在《读书》上发表,带给我一种极其深沉的满足感。

我后来才知道吴彬是《读书》1979年创刊之后几位核心编辑之一,可谓元老。她为人率直、爽快,保留了老辈出版家的风骨。从刚刚认识她起,她就坚持不让我叫她“老师”,只叫名字。我是个拘谨的人,对年长者直呼其名,在国内我还是很不适应,但吴彬完全不以为意。结果,写邮件时,她称我 “峰枫兄”,我称她 “吴彬”,结果形成了一种很不对等的方式。第一篇文章发表之后,我凡写好文章都直接发给吴彬。我不爱走动,基本没去过编辑部,也不认识其他人,只和吴彬单线联系。吴彬充分尊重作者,稿子除错字之外,一般不做更动。只有一次我的文章中有一句稍有些敏感,她帮我删去。2008年11月,北大举办了一个19世纪欧洲文学的讨论会,我邀请她参加。吴彬全程参会,会后还跟我说这个领域里 “宝藏甚多”,可惜没有开辟更为广泛的传播渠道。2008年10月,当时她辞去《读书》执行主编一职,我写邮件深表惋惜。吴彬在回信中有一句我印象深刻,她希望我今后继续撰稿,并说:“我从来认为对杂志而言,主编是过客,作者才是永恒的。”我觉得这句话,应该裱起来,挂在各杂志的编辑部里。在她正式退休之前,我心里面,《读书》就是吴彬,吴彬就是《读书》。

盘点一下,从2000年到2018年,我为《读书》共写过11篇文章,加起来有七万多字。中间有几年转战《上海书评》,会停顿一段时间。给《读书》的文章不好写,很费气力。当然,这完全是我的个人感受。因为我对《读书》格外看重,所以从选题到写作,都不敢怠慢,有时比写专业论文还要认真。我给自己定的选题标准是,题目不仅要有学术内涵,更要有趣才好。比如我写过的科伦索主教,那是一个严谨得都有些呆气的英国人,出了一本轰动全国的书。这样一个妙人儿,我又如何舍得写成论文呢?我还写过一篇关于赫胥黎与圣经的文章,事后算了一下,大概看了三千多页书才开始动笔,也就是为了言之有物。给《读书》写的文章,因为体例的限制,不能加注释,所以更需要深入浅出。能加注释,固然显示论证严密、言必有据,但有时注释多了,也会走形,变成装饰,或者掩体。若不能作注,就需要将正文之外的零碎儿割舍,要不然就完全融化在文中。另外,我始终觉得把复杂的事说得复杂,是正常;把简单的事说得复杂,是骗人;把复杂的东西能说明白,才是本事。所以,尽量说明白话,也是我对自己的一项严格要求。

之所以愿意为《读书》写文章,除了对我个人有特殊意义之外,也是因为《读书》的读者众多。我的朋友们和我班上的学生,经常会在第一时间给我反馈。写完文章,当然希望有人看,人越多越好。如果再要总结一下《读书》对于我的吸引力,我也想不出什么更深刻的道理。像“精神家园”、“学术共同体”一类的话,我说不出口,因为基本没有这样想过。我能想到的、说出来不会觉得不好意思的,就是:认真读书的人,如果想让更多人知道自己所读过的好书和有趣的想法,而且还想用明白话、还能用中国话说清自己的想法,那么就可以考虑《读书》这本杂志。这话听上去像广告,其实可算我对《读书》的表白。

民族宫对面的报刊亭,早就拆了。连报刊亭本身都正在变成历史。北大西门外面还残存着一个,我前两天路过,特意买了一本《读书》,发现这本杂志就摆在摊主手边。朋友当中,有些人不再看《读书》了。校园里更年轻的小朋友当中,有些人正开始看《读书》,或者开始关注《读书》的微信公众号。在我结束回忆、继续年轻之前,我只希望今天还有中学生、大学生能在《读书》上找到他们爱看的文章,也能从读者变成作者。

(本文系应邀为纪念《读书》杂志创刊四十周年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