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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更多描写人类群体及其文化的诞生

我们在文学作品中，有时确实能看到作家们描写个体生命的孕育与诞生。但文学描写这一生命现象，难度很大，因为个体生命在孕育诞生的阶段还只是极幼稚极不确定的雏形，无法看到它将来更丰富的展开。降生为人的起初，都只是血肉模糊的一团，除了哇哇哭两声，既不会笑，也不会说话，连眼睛都睁不开。因此很多情况下，与其说文学作品描写了生命的孕育与诞生，不如说是描写了孕育和诞生小生命的父母们的一段生命经历，比如当代作家铁凝的短篇小说《孕妇和牛》。

鲁迅的《补天》，没有专门描写具体某个人的诞生，但它写到人类群体及其文化的诞生，意义更重大。人类群体的生命及其文化形态也有一个孕育、诞生、更新、再造的过程。这个过程很漫长，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关乎我们每个人的存在，可以激发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生命展开严肃的思考。

《补天》的创作与编集过程

《补天》完成于1922年11月，原来的题目叫《不周山》，最初收入1923年出版的鲁迅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呐喊》，是《呐喊》最后一篇压卷之作。但1930年《呐喊》第十三次印刷时，鲁迅把《不周山》单独抽了出来，直到六年之后，也就是1936年底，才由他本人编入他在后来的十三年里陆续完成的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是《故事新编》打头第一篇，题目也由《不周山》改为《补天》。

这篇小说只是改了题目，正文并无变动，但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花了大半篇幅，反复论到他当初创作《不周山》，后来又改名《补天》并且加以重新编辑的经过，足见他对这篇小说的重视。

从《不周山》到《补天》的这种版本变动，意味着《补天》既属于鲁迅“五四”时期的创作，也关联着他晚年的思想。换句话说，从《补天》起初的创作到最后编定，跨越二十年代初至三十年代末这十多年的时间，有一个长期思考的过程。

简单地说，《补天》是鲁迅对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的神话传说进行的一次极富个性的改写。造人和补天的神话传说，出现比较晚，内容也很简单。关于女娲造人，宋代编辑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引汉代应劭《风俗通义》说：“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絙人也。”四十几个字，概括了流传到汉代的一则神话传说。

关于补天，也是汉代才编辑成书的《淮南子·天文训》说：“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这也就只有寥寥四十几个字，内容同样很简单。

不仅造人、补天这两则神话传说的内容很简单，后世也并没有太把它们当真。这大概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思想传统有关，所以根据这两则神话传说改编的作品很少，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这就是中外学术界普遍承认的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不发达的现象。

但是到了鲁迅这里，局面有了改观。上述《风俗通义》《淮南子》短短八十几个字的内容，竟然被鲁迅敷衍成将近六千字的一篇场面宏伟、设想奇诡、故事发展跌宕起伏、细节丰富饱满的短篇小说。

造人的起初与后来

《补天》一开头写体魄健壮、精力充沛的巨神女娲不知怎么突然从梦中惊醒。女娲醒来之后，觉得“从来没有这样无聊过”，就毫无目的、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抟土造人。当她看到远远近近都布满了她双手所造的“和自己差不多的小东西”之后，就很诧异，也很喜欢，于是“以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继续着伊的事业”，一刻也不停息地进行着造人的工作。她看到这些小人们不仅会彼此说话，还会冲着她发出笑声，就不仅惊诧，喜欢，称他们为“可爱的宝贝”，自己也“第一回笑得合不上嘴唇来”。

到此为止，女娲对自己所造之人很满意，也很喜爱。这就促使她更加快了造人的速度，以至于身体疲惫，腰酸背痛，精力不济，情绪也变得焦躁起来，于是就不再用双手抟着黄泥造人，而是随手拉起一根从山顶一直长到天边的长长的紫藤，在泥水里不停地摆动溅起无数小块泥土，落在地面，就又跟先前创造的那些小人们一样了，“只是大半呆头呆脑，獐头鼠目的有些讨厌”。这是女娲没有料到的。

女娲更没有料到，就在她所造之人当中，很快就出来两个彼此争斗的帝王，就是传说中炎帝的后代共工和黄帝的孙子颛顼。争斗的结果，共工败而颛顼胜。失败的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小说写原来的世界因为共工、颛顼这么一闹，就一片混乱，“仰面是歪斜开裂的天，低头是龌龊破烂的地，毫没有一些可以赏心悦目的东西了”。女娲抟土造人，本来已疲惫不堪，这时又不得不用尽最后的气力来炼石补天。好不容易才将天给勉强地补了起来，女娲也就力竭身亡了。

《补天》主题的三个方面

以上是《补天》的故事梗概。前面说过，《补天》是鲁迅对上古神话传说的改写，改写后的《补天》就不再是神话传说，而成了寄托作者思想的寓言故事，其中有几点特别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鲁迅告诉我们，女娲造人并无什么目的，只是精力弥漫，不做点什么就“无聊”，“觉得有什么不足，又觉得有什么太多了”，于是就抱着游戏的心态，随手造出了人类。

这点很重要。原来女娲造人并无什么特殊意图，她对被造的人类也并无什么明确指令。女娲给予被造者充分的自由。她让被造者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但这样一来，人类作为被造者也就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了。

女娲炼石补天，跟抟土造人一样，也不是特别要为人类做点什么，更不是为共工、颛顼的争霸带来的后果承担责任，只是她自己愿意、自己高兴这么做而已。天是补起来了，但人类必须面对自己所造成和所遭遇的一切。如果再闹得天崩地裂，就不会有人来收拾残局了，因为有力量补天的女娲已经死去，她既不会命令人类做什么、怎样做，也不会为人类行为的后果负任何责任。人类从诞生之日开始，就必须独自面对自己的命运，独自探索人生的方向，而不能指望创造者来帮助自己。实际上人类的创造者女娲并非全知全能，她没有料到会造出那样的人类，没有料到她所造的人类会弄出那么多的花样。她唯一的命令是对海上的乌龟下达的，但顽皮的乌龟们有没有遵从她的命令，这到了小说结尾还仍然是个疑问。

这就是“五四”时期典型的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思想。人是怎么来的并不重要。也许有个叫女娲的大神起初创造了人，但人跟这个创造者无关。人的一切只能依靠自己。创造人的神已经死了，她在创造的时候就并非全知全能，所以只有人才是宇宙的中心。

其次女娲造人，并非施恩于人，祈求回报，而完全是自己愿意、自己高兴的生命力冲动的结果，好比男女相爱，自然就有了孩子，并非像现在有些人所说，夫妻双方要有目的有计划地“造人”“造小孩”。那样造出之后，必然要将小孩看作私有财产，对他们寄予厚望，提出种种要求，做出种种安排，让他们的生命成为父母生命的附庸。鲁迅在“五四”时期有篇文章叫《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猛烈抨击过这种父母本位的伦理观念。女娲造了人，却并不据为己有。父母在生理的意义上可说是造了小孩，但孩子的生命是独立的，父母不能据为己有，孩子也不能一生一世依赖父母。

第三，女娲所造之人并不完美。起初她觉得被她造出来的人类颇为有趣，但很快就发现不对头，那些小人们渐渐有了自己的文化，不仅懂得用树叶遮住私处，还发展出自以为是的一整套复杂的说法。比如在政治上，共工一方和颛顼一方就编造出各种理论，美化自己，攻击对方，动辄发动战争，弄得尸横遍野。他们都相信自己道德高尚，足以为天下立法，竟然批评裸体的女娲“失德篾礼败度，禽兽行，国有常刑，惟禁！”另外鲁迅还嘲笑了那些吃药修道、妄图成仙的人，其中有道士，也有秦始皇和汉武帝。当然鲁迅讽刺最厉害的还是人类的虚伪与诡诈，比如他们本来要攻击女娲，可一旦占领了女娲的尸体，在那上面安营扎寨，就很快转变口风，自称“女娲氏之肠”，不许别人利益均沾了。

这些不完美，甚至根本性的邪恶，和女娲起初的创造有关：女娲用紫藤打出来的小人就比较粗劣，“大半呆头呆脑，獐头鼠目的有些讨厌”。问题是人类不能因此责怪女娲，这种责怪毫无用处，死去的女娲不会为人类的不完美负责。要让人性的不完美变得完美，只能依靠人类自己的努力。

以上这三点，就是《补天》主要的思想寄托。

鲁迅写《补天》41岁，距他青年时提出“立人”的学说过了15年。《补天》完成后不久，1925年他又正式提出“改造国民性”的主张。所以我们看鲁迅创造新文化、再造新文明和新人类的思想，可谓一以贯之。他注意到新文化有许多杂质，并非毫无瑕疵。强调这一点，并不意味着鲁迅的衰老与倒退，倒正是他成熟健康的标志。只有成熟健康的人，才不怕看到自身的不成熟不健康，才敢于并有能力进行更加美好的再创造，迎接更加成熟而健康的新文化与新人类的诞生。这就正如小说《狂人日记》抨击“吃人的人”，乃是为不再吃人的新人类的诞生做好准备。

而描写新人类群体的诞生，以及诞生之后的新人类群体一开始就不得不面对的一些根本问题，正是《补天》的主题。

鲁迅从《呐喊》抽出《不周山》的原因

鲁迅在《呐喊》出到第二版时，抽出《补天》，后来编入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呐喊》都是写现实生活，《故事新编》则全部取材于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将《补天》从《呐喊》抽出，放进《故事新编》，可谓各从其类，得其所哉。

但鲁迅这样做，也是借此回答多年前成仿吾对《呐喊》和《补天》的批评。《呐喊》出版不久，“创造社”首席批评家成仿吾写了篇《<呐喊>的评论》，认为鲁迅小说都是“浅薄”“庸俗”的“自然主义”，只有《不周山》（《补天》的原名），尽管也有不能令人满意之处，整体上却是一部“杰作”。单凭这部“杰作”，鲁迅便可以进入“纯文艺的宫廷”。对这样的批评，鲁迅当然不买账，他故意将《不周山》从《呐喊》抽出，就是要给成仿吾当头一棒。

其实成仿吾这样评论《呐喊》和《不周山》，是有背景的。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同仁那时候的艺术兴趣都是如此。成仿吾批评鲁迅，很可能暗中参照了创造社主将郭沫若早在1920年就创作出来的《凤凰涅槃》。《凤凰涅槃》和《补天》，一个高亢、夸张，一个低沉、冷峻，风格差别很大，但有一个共同点，都写到人类的诞生与再造，都有宏大而崇高的意境，都代表了“五四”时期元气淋漓的精神境界。如果成仿吾暗中以《凤凰涅槃》为标准来衡量《不周山》，那么他的批评貌似偏激，其实还是颇有眼光的。

《凤凰涅槃》在主题上接着《补天》往下写

《凤凰涅槃》内容很简单，不用多介绍。需要稍加解释的是《凤凰涅槃》前面的两小段散文性的说明，交代“凤凰涅槃”这个说法的来历和寓意：

“天方国古有神鸟名‘菲尼克司’（phoenix），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不再死。

按此鸟即中国所谓凤凰。雄为凤，雌为凰。《孔演图》云：‘凤凰火精，生丹穴’。《广雅》云：‘凤凰——雄鸣曰即即，雌鸣曰足足。’”

中国古代称阿拉伯地区为“天房国”，因为那里有著名的“天房”，即圣地麦加的圣殿“克尔白”。后人以讹传讹，把“天房国”叫成“天方国”。阿拉伯文学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也将错就错，译成《天方夜谭》。但阿拉伯传说中的不死鸟“菲尼克司”并非中国人所说的凤凰。郭沫若将“菲尼克司”五百年集香木自焚而“更生”（即复活）的传说，嫁接到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鸟凤凰，是“五四”时期典型的做法，即采用外国文化来改造中国固有文化，以促使中国文化的更新与再造。我们要看《凤凰涅槃》中心寓意在于凤凰的浴火重生，不必太计较郭沫若将阿拉伯的“菲尼克司”比附为中国的凤凰，是否妥当。

《凤凰涅槃》借“菲尼克司”五百年集香木自焚并从死里复活的传说来讴歌新生命、新文明、新宇宙的重生与再造，同时也看到凤凰之外其他“群鸟”种种的丑态，所以《凤凰涅槃》跟《补天》一样，也有其现实主义冷静清醒的一面。“群鸟”以为凤与凰积木自焚，并无意义，只是自寻死路。它们以为机会来了，一个个跃跃欲试，想取而代之。比如岩鹰，要趁机作“空界的霸王”。孔雀，要别人欣赏它们“花翎上的威光”。鸱鸮（猫头鹰），闻到了它们最爱的腐鼠的味道，家鸽以为，没有凤凰，它们就可以享受“驯良百姓的安康”了。而鹦鹉，趁机亮出了“雄辩家的主张”，而白鹤则要请大家从今往后看他们“高蹈派的徜徉”。

但所有这些“群鸟”的丑态，最后都淹没在凤凰涅槃的无边光彩中。凤凰在烈火中死而复生，“群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它们的洋洋得意，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小插曲。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凤凰涅槃》与《补天》的区别。《补天》既写到女娲辉煌的创造，也让我们真切地看到紧随其后的破坏与毁灭，而这破坏和毁灭恰恰出自女娲所创造的人类之手，连女娲也看不懂，为什么她创造出来的人类竟如此虚伪而残忍，她甚至后悔创造了它们。所以《补天》真正的问题是在小说结束之处才真正开始，而《凤凰涅槃》的结束也就是它所有故事的高潮，是苏醒、复活、更新的凤与凰尽情的歌唱：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欢唱在欢唱！

欢唱在欢唱！只有欢唱!

只有欢唱!”

凤与凰满心喜悦地迎接崭新美好的世界，满心喜悦地拥抱自己的新生命。而《补天》结尾则是不知其丑陋的人类尽情享受杀戮的快感，并自以为是地建设虚伪可笑的“道德”。它们也在迎接新世界，但这个新世界埋伏太多危机。

鲁迅所写的是人类群体起初一次性的并不完美的被造与诞生，郭沫若写的则是生命在起初并不完美的被造之后，由人类自己完成又一次的更新与再造。《凤凰涅槃》虽然比《补天》早两年写成，却仿佛是接着《补天》的故事往下讲：起初被造的生命因为不完美，所以必须像凤凰一样浴火重生，再造一次，迎接生命的第二次诞生。

《补天》写人类生命起初的被造，《凤凰涅槃》写人类在被造之后，自己又不断进行着生命的更新与再造。《凤凰涅槃》“1920年1月20日初稿，1928年1月3日改削”，初稿发表于1920年底《时事新报·学灯》，但最后定稿是1928年1月3日。《凤凰涅槃》初稿的完成比《补天》早两年，然而在主题的逻辑关系上，可以说是接着《补天》往下写。这两部作品在中国新文学最初阶段提供了两个巨大的象征，分别代表着生命诞生的两种形态：起初的被造，和被造之后的更新与再造。

在上帝停工的第七天开始人的创造

说到《凤凰涅槃》，就不能不说一说“创造社”所崇奉的“创造”这个理念。到底什么是“创造社”的“创造”？请看他们的宣言怎么说——

上帝，你如果真是这样把世界创出了，

至少你创造我们人类未免太粗滥了罢？

——

上帝！我们是不甘于这样缺陷充满的人生，

我们要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

我们自我创造的工程

便从你贪懒好闲的第七天做起。

（郭沫若《创造周报》发刊词）

原来，“创造社”所谓“创造”，就是不满上帝创造的工程，他们号称要在上帝休息的第七天开始人类自己的创造。这种创造，包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也包括对人类主观的再造。凤凰浴火重生，就包含了主客观世界一同更新和再造的意思。

无独有偶，鲁迅小说《兔和猫》也说：“假使造物也可以责备，那么，我以为他实在将生命造得太滥，毁得太滥了”。这段话容易引起误解。上文讲《补天》时强调过，人类没有必要，也不应该责备女娲。女娲是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的创造者，她的创造只是自己乐意，自己高兴，在多余的生命力驱使下完成的工程。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又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类，然后在第七日歇了他的工作。女娲造人补天之后不仅歇了她的工作，更结束了她的生命。因此责备女娲是不应该，也是没有用的。人若对世界、对自身有所不满，就必须依靠人自己进行新的创造，迎接新的世界和新的人类的诞生。鲁迅在杂文中就曾经呼吁中国青年行动起来，推翻人肉宴席一般的旧世界，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灯下漫笔》）。这样看来，《兔和猫》这篇小说所谓“假使造物也可以责备”，就是一个用“假使”开头的比喻性的说法。鲁迅实际上想要责备的并非“造物”，而是不完美的人自己。

因此在鲁迅的思想中，合乎逻辑地包含着《凤凰涅槃》的“创造”。鲁迅与郭沫若的文学风格迥然有别，但心是相通的。他们都要凭借人自己的力量，重新创造不完美的世界和不完美的人自身。他们把这不完美归罪于“上帝”或“造物主”的粗制滥造或“贪懒好闲”，都只是一种比喻，意思是说，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缺陷不管来自怎样一种强大的力量，人都可以不予承认，都可以重新来过。

如此肯定人的价值，相信人的力量，高举人的旗帜，正是“五四”时代的最强音，在这一点上，鲁迅和郭沫若可谓相印。1926年鲁迅南下广州，目的之一就是要跟“创造社”联手，结成统一战线。“创造社”的主将是郭沫若，跟“创造社”联手，也就是要跟郭沫若联手。可惜鲁迅到广州，郭沫若却奔赴了“北伐战争”的前线。现代文坛“双子星座”，正如郭沫若自己所说，终于“缘悭一面”，失之交臂。

但这个遗憾可以弥补：我们不妨把《凤凰涅槃》和《补天》放在一起欣赏，那么中国新文学如同日出一般磅礴壮丽的开篇，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新文学的主题是新人类的诞生，以及新人类诞生之后必须面对的处境与必须承担的使命。这仍然是我们今天必须思考的处境和使命：生命的诞生是一次性的，生命的更新与再造却永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