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邦吉梅朵：我之前比较集中地阅读了你的诗作，包括诗集《忧郁的雪》《雪落空声》和一些电子稿，然后写了一篇评论《雪飘、雪落、雪为火》。我发现，“雪”这个意象在你的诗歌中出现的频率特别高，而且它在诗歌中承担的功能和意义也显得特别重要。你为什么这么重视“雪”这个意象呢？

阿顿·华多太：从宽泛的意义上讲，整个藏族对于雪是情有独钟的。自古以来，藏族人就把自己称之为“卡哇坚”，就是“雪域人”的意思，这是一种引以为傲的共同文化归属。当今藏族的各种说唱文学里，“卡哇坚”这个词不但是一个称谓，而且是一个自我认同的代名词，包含着共同的心理、共同的情感、共同的文化背景。因此，“雪”作为一个意象，对于我而言，最能象征这个民族的属性。从精神层面讲，“雪”的产生、存在、消失以及再生能力，最能代表藏族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如今，温室效应带来的全球变暖以及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所遭成的重创，在青藏高原体现为日渐消融的雪山、日渐退守的雪线。是“雪”最直接地表现着这种恶化和悲剧。这就是我喜欢把“雪”融汇到诗歌中的一个具体原因。我的这两部诗集远没有完成对“雪的精神谱系”的建构。我所写出来的“雪”，只是在心灵的表层飘荡的“雪”，今后能不能写出更深更广的“雪”，我自己也没有什么方向，只能静候时间的赐予。

邦吉梅朵：除了“雪”之外，你的诗歌中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意象“石头”，而你的家乡“道帏”正好有“石头帐篷”之意。这是否意味着诗歌写作与你个人的成长、生活经验存在一种内在的暗合？

阿顿·华多太：对，“道帏”在藏语里是石头帐篷的意思。它在我老家的田地之间，远远看上去，就像一顶帐篷。据说，我们村祖先路过此地时把它误认为一户人家（帐篷）前往借宿，从此就在此定居下来了。我出生的村子周围遍地都是石头，是花岗岩，它们像一群安卧的绵羊。我小时候就与它们为伴，尤其是受委屈的时候，就独自跑到石头丛中，看忙碌的蚂蚁，看美丽的甘草花。我无数次在石头与石头之间酣睡。那些造型各异的石头给了我无尽的遐想。在阴雨连绵或者大雪纷飞的天气里，我曾数次看到一些石头像动物一样动来动去——这当然是一种幻觉。这就是我童年的一部分。童年的经历自然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写作。

邦吉梅朵：“雪”的可消逝性和“石头”的永恒性构成了一种意义上的对立与矛盾。这是否已然构成你写作的内驱力？

阿顿·华多太：我对于雪抱着神圣、仰慕和尊崇的情感。我认为我们所看到的“雪”只是现象，从本质上讲，它是水，更准确地说，它是水源。雪以水的方式滋润大地，哺育万物生长。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写雪，实际上是在写所有生命赖以生存的根基。对于石头，我的情感较为复杂，有时候把它看作一个知己，而有时候也把它看作一个冷漠无情的旁观者。至于是否构成了写作的“内驱力”，我没有想过。

邦吉梅朵：回顾你的诗歌创作历程，发现你曾经有过一段长达11年的写作中断期。这个中断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现在看来，它对你重新开始写作有什么重要的影响吗？

阿顿·华多太：有一段时间放弃写诗，是很多“70后”诗人的一个共性。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外在的原因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物质主义正在膨胀，已冲击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冷落。有时候，写诗不但得不到认可，还得忍受一些人的偏见和排斥。在这种环境里坚持写诗，好像是在自娱自乐。内在的原因是个人兴趣的转变。我一直喜欢人文历史方面的研究。在阅读学术著作的过程中，以我有限的历史文化知识，都能发现一些非常简单的学术错误。我以一种纠错的驱动力，开始学术研究，逐渐把诗歌创作边缘化了。

邦吉梅朵：你在2004年写了一首《诗人伊老》，可以说这是你诗歌写作中断期的一个插曲。这是否种下了你恢复诗歌写作的种子？

阿顿·华多太：伊丹才让先生是我所敬重的藏族汉语诗人。在他生前，我曾几次代表班委去邀请先生到学校作讲座。我们由此认识。得到先生去世的消息时，我远在德令哈。后来就重读他的著作。那次我真是读懂了先生的诗歌，他所抱有的对民族的情感和对人类的悲悯情怀，深深打动了我。我随即以怀念的方式写下了《诗人伊老》这首诗。当时我突然发现只有诗歌才能直达这样的精神高度。我重新复出创作诗歌的种子已经在那个时候埋在了情感深处。

邦吉梅朵：你曾在1998年写过一首诗《我是藏人》。2009年，你又写了一首长达17节的同名诗作。你觉得这两首同名诗的区别在哪里？“我是藏人”这样的直陈式表述，传达出你什么样的诗歌态度？

阿顿·华多太：这两首诗歌的区别很大。前一首是在创作中对母语和汉语进行抉择时，作为一种自我说理或诡辩的方式出现的。而后一首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这是面对误解和偏见时产生的民族自我认同。很多藏族读者喜欢这首诗也是基于那样的时代心理。

邦吉梅朵：“我是藏人”折射出的是民族身份问题。民族身份对你的诗歌创作有何影响？

阿顿·华多太：我认为身份就是一种文化符号和标签。对一个写作者而言，自我认定至关重要。只有在多元文化共存的纷繁世界里找到自己的归宿，才能找到写作的自信。我记得在藏族哲学里，有“共”与“不共”的分类法，有了“共”才会产生“不共”，反之亦然。所以，我认为一个人的身份不依自己认不认可而存在，这种存在既有“不共”的属性，也有“共”的特点。“不共”的身份是“共”的身份的延伸。

邦吉梅朵：从你的诗作中可以看出一种“根性”意识，即一种对特定的场所、人物谱系及其历史踪迹的书写意识，对藏族特有的生活习俗以及地方性的人物与事物的自我叙述。那么，这种“根性意识”与你从事的学术研究有关联吗？

阿顿·华多太：是的，这与我的学术研究喜好多少有些关联。藏族人民开创了博大、灿烂的文化。无论是从医学、教育，还是从文学、哲学，都可以看出，藏族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根性”意识。只是对这种意识的态度不同罢了。有人随波逐流，也有人成为中流砥柱，前者冷淡而后者热烈，前者像一片落叶随风飘散，而后者像一块鹅卵石紧贴着河床的泥土。我觉得有大爱意识的人都是有担当的人。因为一个人只有爱自己的母亲，才会爱自己的民族；一个爱自己民族的人才会爱整个人类，乃至芸芸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