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祝勇

祝勇在《上新了，故宫》里担任总编剧。

1从故宫 发散到整个世界

研究历史，如果不注意，容易走上抄史料的路子。作为作家，祝勇时刻提醒自己，写东西一定要有自己独特的角度，并用独特而清晰的语言将之表达出来。北京故宫博物院里收藏一幅《重屏会棋图》，对这幅名画，自古以来研究者众。屏风里又画了一个屏风，被普遍认为是这幅画最大的看点。祝勇没打算专门再写此文。但有一天，在工作的院子里，祝勇与学者余晖老师擦肩而过。余老师突然停住脚步，问祝勇：你会下棋吗？祝勇一时还有点迷惑，但他很快明白，余老师是在提醒他注意一个更像是玄机的细节：《重屏会棋图》里的棋子，只有黑子没有白子。这一点拨，祝勇的思路发散开来了：图中这些人物，很可能不是在下棋。那么，那一刻围着棋盘的几个人，在干嘛？顺着这个此前罕被人注意到的角度，以及随之而来的问题，祝勇写成了一篇文章，被收入《故宫的古物之美·绘画风雅1》之中。由此他也很感慨，“故宫前院长郑欣淼当时把我调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我真感到特别幸运。在这里，我有数不尽的写作资源，也有太多的学者可以请教、交流。”

优秀的作家往往都有一个聚焦点，像莫言就写故乡，其实很多人都是写自己的故乡，张爱玲、王安忆、莫言、苏童、余华、迟子建等等都有自己的根据点。他们一生都在围绕这个据点在创作。曾经的祝勇，也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写作据点。他从家乡沈阳出发，到各地去漫游，希望找到一个自己的写作方向。因缘际会，他与故宫相遇了。自然而然就聚焦在故宫。但就像福克纳写自己故乡，同时也是在写世界一样，写故宫也不能仅仅是写故宫。祝勇说，写作既要聚拢，更要发散。时间上从近代可以扩展到整个五千年。空间上则可以从故宫发散到整个中国，乃至世界。在《远路去中国》《最后的皇朝》中，透过故宫这个线索，祝勇追索的是中西方的文化、政治交流史。“故宫是与世界相连着的。厚重的宫墙，并不能把宫殿隔开，使它自外于世界，沦为一座华丽的孤岛。实际上，自元代以后，人类就启动了全球化的进程，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身份不同，心思各异，却一头扎入奔向东方的漫长旅程。”

2 语言上 展现独特的角度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新散文”开始崛起。与此前散文多写景状物、颂风吟月、抒发小我情感不同，“新散文”家开始对历史、思想、地缘、学术专题（例如建筑学、植物学、动物学、器物学、学术笔记、身体政治、美术史）大举进入，打破专业壁垒的重重限制，进行跨文体、超文本、互文式写作，令人瞩目。而“新散文”领军人物之一就是祝勇。随着现代读者知识水准的提高，如今“新散文”不断得到更深更广读者层面认可，也有更多的作家加入了这种写作，出现了一些有实力的散文写作者和非虚构佳作。

身为领军式人物，祝勇也一直没有停止前进。他一直记得博士导师刘梦溪先生关于写作上的一条叮嘱：“别人说过的话，不说”。要完全做到很难。但这句话一直作为一条总纲，管着祝勇，促使他的写作，一直在努力追求崭新的角度和语言。比起写小说，写出好的散文、非虚构作品，对作家的知识结构要求更高。因为没有故事情节可以掩盖。祝勇深知，要想把散文、非虚构写好，必须在懂得更多的同时，还要有发现独特角度的敏锐眼光。为了启发自己，他曾专门去看别人在写一个文化地标是怎样进入的。于是他看到罗兰·巴特如何写埃菲尔铁塔。“莫泊桑常在埃菲尔铁塔上用午餐，虽然他并不很喜欢那里的菜肴。他常说：这是巴黎唯一一处不是非得看见铁塔的地方……”

3 写李白 粉丝旷古绝今

在《为什么唐朝会出李白》中，我们看到祝勇这样写李白。“我去了西安，没有遇见李白，也没有看见长安。长安与我，隔着岁月的荒凉。岁月篡改了大地上的事物。我无法确认，他曾经存在。在中国，没有一个诗人像李白的诗句那样，成为每个人生命记忆的一部分。”有少年气质的祝勇，写同样是少年气质盛的李白，写得很投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回’；‘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中国人只要会说话，就会念他的诗，尽管念诗者，未必懂得他埋藏在诗句里的深意。李白是‘全民诗人’，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艺术家’，忧国忧民的杜甫反而得不到这个待遇，善走群众路线的白居易也不是，他们是属于文学界、属于知识分子的，唯有李白，他的粉丝旷古绝今。李白是唯一，其他都是之一。”

走进李白内心，祝勇选择的线索是：目前发现的唯一存世的李白书法真迹——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的《上阳台帖》。祝勇坚信，具体的墨迹是切入一个人内心世界特别直接的一个点。一个人命运的轨迹都留在这上面。苏东坡过世以后，社会上流传着很多苏东坡的书法作品，其中有人就拿着苏东坡的书法作品让黄庭坚看，鉴定。黄庭坚是苏东坡的学生，是当时苏东坡笔记最权威的鉴定者。而且不仅鉴定，他还能告诉你这是苏东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写的。他可能没有看到苏东坡写下墨稿，但他可以告诉这些。因为字里面凝结着苏东坡的经历和情感。所以从书法来进入人的内心世界是一个特别好的渠道和窗口。

故宫 一辈子不毕业的大学校

对话祝勇

祝勇在故宫博物院上班。身为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的他，办公具体地点在紫禁城西北角楼的下面，一个四合院。每天穿越闹市，进到故宫大门里，他顿时就能感到，“气息跟外面不一样。心非常静。有人说，故宫有自己的时间。我深有感受。”院子里有很多树。时令的变化在院子里面的体现很丰富，什么季节什么花开，花一轮一轮地开。“如果上班到得早，还能看到有猫在树的下面吃草。对于一个创作人来说，汲取外界信息和营养，是非常重要的。让祝勇高兴的是，故宫是个大学校，哪方面的专家都有，可以随时请教。“真的是一辈子不毕业的大学校。所以我真觉得自己特别幸运。”

故宫里藏了太多历史秘密

封面新闻：一直围绕一个对象写，会不会遇到审美疲劳的情况？

祝勇：我很幸运的是面对的是故宫。它是永远也挖掘不完的历史的秘密。虽然有一代一代的学者和作家对故宫包括清宫这样的题材的书写，但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细节和历史的真相，有待探寻和发现。因为故宫的文化太复杂，太庞大，不可能有人用全知的视角来讲述。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视角。我希望在不远的将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我出版的关于故宫的书，能形成一个比较庞大的系统，献给读者，献给故宫的六百周年。

封面新闻：一个人要形成对事物客观、清明的判断力，需具备足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健全的知识结构，很有必要。现在的不少年轻人，一遇到社会热点，参与辩论，就显出逻辑和知识的欠缺来了。对年轻人，您有怎样的建议？

祝勇：的确，具备宏观的视野，对细节有认知，才能不片面地看问题。但这个知识结构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怎么形成？最好的方法就是看书，看书可以由浅入深，有时候哪怕听《百家讲坛》也可以。或者是看一些通俗的关于历史的一些书，由这些书组成台阶，再去看原典、一手资料。其实很多原典、一手资料，阅读起来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艰难。

说文学是其他很多艺术的母体

封面新闻：你是文字高手，同时对影像艺术的把握也非常敏锐而在行。你是《辛亥》《历史的拐点》《苏东坡》等大型纪录片总撰稿，又是央视大型纪录片《天山脚下》总导演。此外，也是网红影视节目《上新了，故宫》的总编剧。您最近正在谋划纪念紫禁城600周年的大型纪录片《紫禁城》也将要与大众见面。文学如何注入影视？或者有没有必要注入影视？

祝勇：我希望在纪录片中注入文学性。这不仅因为我多年从事写作所形成的对文学的偏好，更是出于纪录片自身的需要。文学是其他很多艺术的母体。许多艺术门类，都需要站在文学的肩膀上，比如戏剧、电影、音乐，甚至美术，才能飞高飞远。中国最早的绘画，就是叙事性长卷，像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而且直接改编自文学名作，即西汉张华的《女史箴》、汉魏曹植的《洛神赋》。

当导演跟写作本质上是一样的

封面新闻：一边写作，一边当导演，两项艺术行当同时进行。感受如何？

祝勇：我很享受在这两种艺术形式之间转换，并不会感到混乱，相反，我感觉到新鲜感，更有创作的激情。写作更有开放性。我曾经问过作家刘恒。（刘恒拍过邓超主演的《少年天子》）：“你是怎么既写小说又当好导演的？”刘恒说，其实当导演跟写作，本质上是一样的。比如都要注意细节。后来我自己拍完片子，深深体会到他在说什么。一个做川菜的师傅做得很好，你让他去做法式大餐，他往往也能做得很好。一个差的川菜师傅做法式大餐也不行。表面上看不是一回事，但实际上是一样的。

封面新闻：现在人们对影像视频这个信息载体非常依赖，对文字的阅读耐心不够。您怎么看？

祝勇：文字与影像，传播方式与功能不一样，各有价值、魅力，可以互相补充，却不能彼此取代。影像的呈现方式更加直观，但影像很难直接表达思想，只能把思想放在形象的背后，曲折地表达，文字则可以大段大段地铺展，所以思想深刻的文字，尤其是哲学性、思辩性文字，影像很难取代。“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你说怎么拍！影像比较直观，生动。这既是它的长处，但也有它的短板。与文字能引发不同人有不同的想象力不同，影像化过于直白，诠释角度倾向于单一。前几天我把《芳华》小说看了。三个小时，刚好坐飞机能看完，结论是小说比电影好看。一部小说一旦电影化就会损失很多东西。而且，读文字可以在一个地方停留。但看画面表达，很难长时间停留在一个地方，细细琢磨。

（张杰 刘可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