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这些年，许是看多了奇奇怪怪作品的缘故，我总是渴望能有那么一个文本，它的语言是优雅的，主题是经典的，情感是细腻的。我希望这样的文本能将我带回到很多年前阅读欧洲浪漫主义小说的那段日子，因为那是段难得的只沉醉于单纯的阅读快感的日子，所有的思考、回味、遗憾，都不会超出这个文本本身自设的范畴。

很意外的，在一个越南作家的身上我找到了这种久违的感觉。也许正因为越南不是文学大国，对世界文学思潮的感知不是那么敏锐，何况这还是一个饱受殖民和战争苦难的国家，我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一种书写的急迫感，这是一种原始冲动。《战争哀歌》，书的名字十分质朴，主题一目了然，且符合作者所处的真实环境。大名鼎鼎的杜拉斯也写过越南，写过湄公河，写过西贡，美国也出版了许多反思“越战”的非虚构作品，但在土生土长的越南人保宁的笔下，越南从不以“异域”的方式存在。这片土地就是他见证了无数死亡与破碎的土地，是作为共性和永恒意象而存在的土地，而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战争，虽然是“越战”，但也不仅仅是“越战”，甚至不仅仅是战争。我甚至固执地认为，一部止步于战争的战争小说是没有深度的，就如任何一部局限于某一题材的文学作品都没有深度一样。

《战争哀歌》首先吸引我的是语言。作者在中文版的自序中详述了自己家族与汉语的渊源。保宁的父亲出生在法治时期的越南，作为被殖民者，除了母语越南语之外也被要求学习法语。作为语言学教授，保宁的父亲曾于上世纪50年代来到北京教授越南语，他们一家也在北京做过短暂停留。《战争哀歌》出版后，年迈的父亲曾以一杯葡萄酒向儿子表示祝贺，并用汉语朗诵了唐代诗人王翰的《凉州词》。或许是受到了家族的影响，保宁在语言表达上有一种融汇中西的古典韵味，气息绵长、厚重、华丽，还偶有欧洲19世纪小说常有的那种极为抒情化的长句。但语言背后渗透出来的情感却隐忍、幽怨，东方式的优雅与含蓄显然影响了作者的情感结构，以至于他笔下的战争场面无论怎样血腥惨烈，都不会给人浑浊混乱的感觉，反而是干净的、清新的，因节制而更加到位。

当然，真正进入这部小说之后，再用“质朴”“简单”这样的词语去形容它就不合适了。小说的展开看似漫不经心，使人产生类似于纪录片或回忆录的错觉，但其实如果仔细梳理过文本推进过程中的时间脉络和写作视角，会惊叹作者在结构设置上的煞费苦心。首先，时间线是被折断的，作者更喜欢用“闪回”的方式去回溯与战争有关的事，并且有意识地模糊这些往事之间的彼此关联。也就是说，到最后我们其实很难把握小说中某一个具体战争的片段，而只能体验到这些片段背后高度一致的表达方式，它们共同指向了一样东西：宿命感。其次，叙述视角是在不断转移的，作者本人时而与主人公阿坚重合，时而又刻意与之保持距离。于是，随着视角的不断变换，小说的每一章节虽然看似是平行关系，实际上却呈现出叠套结构特有的进深效果。作为士兵的阿坚、作为作家的阿坚、作为男人的阿坚，以及作为作家的作者，叙事人不经意的变化使战争、爱情、写作构成了一种奇特关系，它们时而彼此作注，时而独立成长。阿坚反思战争和自我过往的生命历程，作者则通过阿坚的书写反思创伤与创作之间的关系。对自身所有经历的审视构成了文本的第一重视角，而对审视的审视则为读者提供了更深的挖掘空间。作者对书写行为的追问，其背后的动机是对人类意识的求索——人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他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书写可以反映这意识吗？意识能反映这存在吗？在面对战争这一重大的人类历史创伤时，个人意识到底能做些什么，又无法抵达什么呢？于是最终，当意识的内质被充分挖掘了以后，事件，或者说人类的极端处境本身，被抽象成了某种感受方法，它帮助我们通过不同的角度切入个体对生命本质化的体验。

“在一个战士的内心深处，战争的痛苦竟然和恋爱中的痛苦那么相似，又像是某种对故乡的思念，像是夜晚在茫茫大海上漂流的船只的孤独。”我记得自己学生时代有一段时间特别痴迷于战争（革命）加爱情这种模式的小说，现在想来虽然有些浅薄可笑，但也未尝没有道理。战争和爱情本就是同构的，不仅因为它们都以迥异于日常生活的方式出现，更因为它们都保存着一种原始冲动，一种向往极端甚至是冲向毁灭的生命动力。当死的可能成为生的一部分，伤痛就成了一种必须，回忆也就成了必然。保宁在小说里写到：“他相信，自己已经复活，但不是活在当下，而是退回到过去的生活里。每天都在回溯，在一幕幕回放中不断复活。他好像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新生活，那正是过去的生活，是在战争的悲苦中逝去的年少时光。”在写作中不断地激发已经逝去的生命动力，却又对这动力感到恐惧甚至忍不住质疑它，这难道不是每一个作家都在做的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