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主持人语

2018年9月下旬，我参加了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国际研讨会”，有幸与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林丽君伉俪重逢，老友相见，不亦乐乎。活动期间，葛浩文和林丽君与上外的师生做了一次对谈，我有幸见证了那天的盛况，报告厅人满为患，根本挤不进去，只得在门口站着听了半天。现在，我有幸获得了葛浩文伉俪的授权，在此发表他们的对谈稿《翻译不是一个人完成的》，可以让更多的读者读到他们关于当代文学翻译的精彩论述。谢谢他们的信任。

众所周知，葛浩文和林丽君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首屈一指的翻译者和推广者，厥功甚伟。他们合作翻译了《青衣》《玉米》《推拿》《我不是潘金莲》《荒人手记》等作品，质量上乘，读者广泛。两人所采用的合作翻译的方式颇具“古风”，亦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当下学界热议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走出去”，好像已经成了老生常谈，但我始终以为，为数不少的讨论都尚未触及这个议题真正复杂的面向。事实上，我们必须警惕“走出去”的提法中所暗含的那种绝对的主从关系，亦即意义由传播的“发起者”到“接受者”的单向传递关系。这不仅预设了某种标准化的“正确”解释或答案，更将大量影响译本传播的要素，尤其是外语读者的“误读”摈弃于考量之外，这无疑固化了对于中国文学的阅读方式，而使得跨语际、跨文化的交流困难重重，在这方面，我想我们在过去的对外翻译实践中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教训。借用伯明翰学派诸君有关文化“回路”（Circuit of Culture）的观察，我们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之旅需要面对更为复杂的关系网络，涉及从书写到再现，从生产到消费，从身份（认同）到规制的方方面面。“翻译不是一个人完成的”，其指向当然不仅仅是葛、林二人的合译事业，而更是这样一种复杂多样的翻译实践。本文虽是形式松散的对谈稿，但文章内容丰富，精彩纷呈，至少包含了以下三方面。首先是一个译本从接手到付梓的完整工作流程。据他们介绍，整个翻译过程包括多份功能不同的“草稿”，每一份稿件的“责任人”、目标和翻译方式都不一样。例如，第一稿通常由林丽君负责，“主要着眼小说文义的传达，不纠结于表达方式，修辞的细节问题”；第三稿则是二人共同完成的，由“葛浩文朗读英文译稿，我（林丽君）则一字一句地跟原文进行核对”；第四稿由葛浩文主笔，将原文放在一边，而“把重心移向读者”，使译文更加符合英语的阅读习惯；而到了第五稿，则是书稿上交出版社后根据编辑的意见再进行的修改，之后经由排印编辑等，直到第七稿方才能有出版的可能。由此可见，一个译本的产生绝非由译者一人把控，它的最终成型——甚至直到封面的选择——都是各种价值、需求、身份乃至“误读”间相互影响和博弈的结果。其次是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出版的种种制度因素，包括文学代理制度在文本选择上的作用，出版的主要渠道——商业出版社与大学出版社——之间的差异等，这些在过去研究中隐而不彰的中间环节，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译本的生产，某些时刻甚至操持着“生杀大权”，这显然也是生产与消费，价值与流通交汇联结的时刻，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再次是他们二位介绍对于合译方式的理解以及他们对翻译中遇到困难的处理方法，包括如何与作者和出版社交流，以及如何借助资料室和网络。毫无疑问，这些过程又都在译本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因而用他们的话来说，“翻译不是一个人完成的，是多方的合作，包括作者、译者、文学代理人、编辑、读者和互联网这些主动和被动的参与者”。这对于现在越来越多的当代文学翻译文本的译介学研究，无疑是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的。

（季进，苏州大学文学院）

林丽君（左） 葛浩文（右）

林丽君：一部作品翻译出版是许多人合作的成果，合译只是这个团队工作的一部分，不过我们还是从合译谈起。首先，我们简要描述一下合译时的做法和分工，然后介绍一些翻译学者不常涉及但对于中国小说翻译和出版同样重要的环节。

在接到出版社或作者的翻译委托，并签订合同确定了交稿日期之后，我先来译第一稿，这一稿主要着眼于小说文义的传达，不纠结于表达方式，修辞的细节问题。小说的长短不一，但第一稿一般需要三到六个月的时间。通常我每天要完成的一定工作量，以便能够按时译完。第一稿完成后我交给葛浩文，由他对照中文原文进行修改，这是第二稿。第二稿完成后，我们一同进行第三稿的工作，葛浩文朗读英文译稿，我则一字一句地跟原文进行核对。在这个阶段，我们商讨更准确传神的用词，并借助同义字典找到一个我们两人都满意的词汇。我们不知道有多少译者会大声朗读他们的译文，但我们觉得这个做法很有效。有的时候，一个词或一种表达方式书面上看起来很好，但听起来不顺，这在小说人物的对话中尤为明显。只有在大声读出来以后，我们才容易发现不恰当的词语或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太常用的词汇。这也是我们确定要向作者请教哪些问题的阶段。有些疑难部分在我们两人反复讨论后仍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有些则是弄不懂作者要表达什么，此时我们会列出一个疑问清单。

然后开始第四稿，这一稿主要由葛浩文完成，他从头到尾阅读译文，看看风格和逻辑是否一致，并做进一步的修饰润色。与此同时，请教作者的问题也得到了回复，如果是直白的回答，可以立即修改；如果回复得不够清楚，便需要时间讨论，通常还会有新的问题请教作者。在这个阶段，会把原文放在一边，除非有不清楚的地方需要查阅确认。某种程度上来说，前三稿强调忠实于原文，努力传达原作的艺术效果；第四稿则把重心转移到读者，让译文更符合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

作者对再次请教的问题回复之后，我们进行最后的修改，如果已经与出版社签订了合同（有关合同等等，稍后再谈），就将第四稿送到编辑手中。编辑阅读译稿，提出建议，然后送回给我们。我们一起翻阅译稿，回应编辑的意见和疑问，能接受的就接受，不能接受的就予以解释。英美出版社的编辑一般不懂中文，对中国的文化习俗也比较陌生，即便有的编辑对中国有所了解，他们也是以读者为中心，更关注读者对译本的可能反应。有经验的编辑会考虑英文读者对某个文化信息或文学典故的理解接受程度，以提出相应的修改意见。

葛浩文：许多学者都曾提起，译者有作者、出版社、读者等多个主人，都要一一照应。在译稿的编辑阶段，译者很容易发现他们要“服侍”的主人不止一个，但我们会质疑甚至反对编辑一味英语化的改动，我们称这个阶段为协商过程。译稿再次送回给编辑，编辑看了我们的意见和解释，有时会列出更多的或其他的问题，将译稿再送回给我们。顺利的话，第五稿完成后我们和出版社对翻译能达成协议。第五稿确定后，译稿将送到排印编辑那儿，他负责校对文字，确保译文前后统一。这是第六稿，排印编辑在这一稿中也会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和疑问，返回后我们一并处理。第七稿就差不多可以出版了，如果一切顺利，译稿送到印刷商那儿，印出清样我们再通读一遍。出了清样以后就不能做大的改动了，但也不是不可以改，只要不改变页码和段落的长度就行。

最后一步是封面设计。很多出版社会征求我们的意见，当然，出版社可能会不考虑我们的建议，而我们如果有充分的理由，也可能拒绝接受他们设计的封面。比如在二十年前，我和丽君合作翻译朱天文的《荒人手记》，我们非常坚决地反对第一个封面设计，因为设计者使用的是日据时期的台湾地图。你可能会以为出版社敲定了封面之后，我们的工作就结束了，实际上并非如此。一些出版社尤其是大学出版社会让我们找图书推介人写推荐语，也就是印在封底上的话，通常都是名人写的。只有在拿到书后才算大功告成。我们期待书出来以后会有评论，是好是坏很难说，不过通常是二者兼而有之，而且好的要多一些。评论者有时会提到翻译，不过这种情况不多，有时甚至会说作者的语言十分优美，当然我们要问这到底是谁的语言。

林丽君：现在你们可以理解翻译出版一本中文小说，是一个如何漫长、繁复的过程。就比如一对年轻人从相识到结婚生子，你可以说译者扮演中文小说英译和出版的媒人、接生婆和奶妈。

两人合译费事费力，可能你们会问：为什么还要合译？一个人翻译不是更快吗？的确，一个人翻译，做两稿或三稿可能就足够了，效率更高。但合译也有它不可否认的优势。首先，两人可以随时讨论商榷，推敲出最佳用词，而一个人翻译只能靠他或她自己的理解。其次，我们难免都有自己惯用的词汇和固定的表达方式，多一个译者会有不同用语和风格。

举一个例子：翻译毕飞宇的小说《青衣》时（为了和法译本一致，英文书名为Moon Opera，因为该小说英文版的出版社编辑是在读了法译本后决定购买版权的），第一句话“乔炳璋参加这次宴会完全是一笔糊涂账”就让我们伤透了脑筋。“糊涂”从字面上讲，可以是指一种心理状态或事物的情况。就前者来说，我们可以用“muddled”或“befuddled”来表示；就后者来讲，我们可以用“messy”来对应。对于“账”这个中文字，我们最先想到的英语单词是accounts（账目）或bill（账单）。如果这两个词指的是乔的心理状态，那么英文应该翻成：Qiao Bingzheng was completely muddled-headed when he attended the banquet，or was completely befuddled by the party。如果指情况状态，对应的翻译可以是：It was a totally messy account for Qiao Bingzhang to attend the banquet，或者It was a totally messy bill as Qiao Bingzhang attended this banquet。但这几个译文都说不通，不管是这句话本身还是放在下文当中都让人不知所云。

我们写信求教作者怎么来理解“糊涂账”。换句话说，“糊涂账”指什么，为什么是“糊涂”的？毕飞宇回答说，乔炳璋不知道谁会来，所以对他来说是一笔“糊涂账”。根据他的说法，中国人经常参加这样的宴会。了解意思后，我们考虑如何用一个英语短句来传达原文的意思。这是小说开头第一句话，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译得尽善尽美，既能表达出作者的意思，句子又不能太长，因为原文很简练，译成英语要能够立即抓住读者的注意力。这句话耗费了我们很多时间和精力，想出各种不同的译法，但商讨后又一一推翻了。我们甚至想干脆直译算了，加个注来作解释。前前后后有十多个不同的版本，最终定下来是这样的：

“For Qiao Binzhang the dinner party was like a blind date.”

这个译文极为简洁，而且有一种节奏感，言简意赅地传达了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可能有人会说这样的翻译背离了原文，但是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必须放弃词汇上生硬的对应而进行意译，以抓住“文本的意图”。这个例子除了说明我们在合译时怎样分享和商讨某个有挑战性的句子外，还体现了我们的翻译原则，即译出原作的意思，而不是逐字翻译。

葛浩文：你们有些人可能想知道译者如何决定翻译某一部小说，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翻译出版的。下面要说的也是根据我们的个人经验，可能别的译者有所不同。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翻译还很少，不像现在，那时并没有一套标准的流程，一般是完全由作家和译者自行沟通取得协议。有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者在读了某个作家的作品后，跟作者联络表达翻译的意愿。通常作家授权，然后双方签个简短的合同就成了。我翻译的莫言第一部小说《红高粱家族》即是如此。翻译完成后，自己去联系出版社，也的确找到了一家，但是我没有和出版社打交道的经验。幸运的是，我碰巧认识华裔美国作家谭恩美，她建议我去找她的文学代理，我按她的话去做了，从那以后，我和莫言以及我翻译的其他作家在某种程度上就有了一个标准流程。在这之前，我几乎没有同代理和出版社打交道的经验。当时我已经翻译出版了几部小说，但都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出版社和商业出版社像企鹅出版社（Penguin）、维京出版社（Viking）、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在运作上有很大不同。在此后二十年里，我持续关注阅读中国小说，遇到特别喜欢的，就联系作者，取得授权后开始翻译，完成后交给代理与出版社接洽。但有时候是出版社找到我来翻译某一部作品，苏童的两部小说《米》和《我的帝王生涯》就是这样翻译出版的。到了上个世纪末，基于下列几个原因，中国文学的翻译出版有所变化。一是越来越多的英美人学习中文，而且学得很好；二是出版社对中国文学的兴趣提高而且出版意愿较强；三是代理制度的雏形在中国国内及国外开始形成。有更多的译者参与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英美的出版社也开始搜猎作品，冀望翻译出版更多的中国小说。这就意味着像我这样的学者型的译者不再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对中国文学来说是好事，因为我们不可能阅读中国出版的每一部小说。文学代理人的出现也有助扩大关注视角，他们从翻译的出发点阅读中国文学，将好作品介绍给外国出版社。

林丽君：谈起中国文学作品如何走出去时，很少人会想到文学代理扮演的角色，因为这在中国出版界还算相当新颖。优秀的文学代理人要具有两方面的能力，一是对图书市场了若指掌，二是有很强的文学鉴赏力，出色的文学代理人能判断出读者喜爱什么样的作品，进而推促这样的小说出版。目前代理中国作家作品的，有些母语为中文，他们自己去发现作品；有些则不懂中文，需要第三方（通常是他们的朋友或译者）的帮助。

但是文学代理人懂不懂中文并不是译作能否成功的关键，因为更重要的因素是代理人是否有能力判断某本书能否被出版社接受。谭恩美的第一部小说《喜福会》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她把书稿交给代理后，代理做了一个关键性的决定，让谭恩美把原本是短篇小说集的书稿修改成长篇小说（出版社一般不愿意出版短篇小说集），结果一出版就畅销，甚至历久弥新，二十多年了还不断有新读者。诚然，对于已经以母语出版的作品，代理人没有办法要求作者那样做，但在联系出版社、写出引人注目的推荐语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推荐语通常包括小说的内容梗概、推销词，如果是不太知名作家，也包括作者简介）。

在美国，大型出版社一般不接受自荐的书稿。从前，自荐的稿件和无名作家的作品通常扔在一起，由打杂的雇员（通常是实习生）看稿子，可能发掘出一些湮没其中的文学瑰宝。后来随着出版预算紧缩，出版社越来越无力顾及这些自荐书稿，只接受代理人推荐的稿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代理人扮演着守门人的角色。知名度不高的作家将书稿送给代理人，她或他通读后判断是否有出版价值，将好的送给出版社。文学代理人只推荐她或他认为有可能成功的作品，这样就节省了出版社通读稿件的时间与费用。正由于文学代理人对作品的出版和作家的写作生涯起着关键作用，书后的感谢词里作者势必要提起代理人（另外还有出版社的编辑）。

葛浩文：在转到下一个话题之前，我稍微介绍一下美国的出版社。同很多国家一样，美国出版翻译作品有两个主渠道：大学出版社和商业出版社。一般来讲，商业出版社有三大优势：一是出版过程耗时较短。从交稿到出版，大学出版社需要的时间要比商业出版社长。在大学出版社，书稿需要进行同行评议，一般需要两个月甚至更长。出版社收到评议报告后反馈给译者，有必要的话，译者得根据评议意见进行修改。有时修改稿在送给大学出版社董事会或学校教员委员会之前，还要再次进行同行评议，获准出版后，书稿才能进入编辑流程。而在商业出版社，由出版商或购买翻译权的编辑来拍板，通常会快一些，一般比大学出版社节省半年的时间。大学出版社的同行评议环节之所以拖长了时间，是因为有些评议者除了着重作品本身的价值，还会专注编辑方面的问题，比如建议改用某个词或用语。这些都需要译者做出回应，从而减缓了出版审核进度。而在商业出版社，书稿接受后，编辑在后续的编辑过程中会处理语言和风格，等等，比较不会因为几个词用得不够好就拖延。

商业出版社比较有益出版翻译作品的第二个原因是销路较广。大学出版社的读者对象是学术界和图书馆。如果做宣传的话，也通常是在出版社的网站上或通过学术团体进行。中国文学译本一般是由亚洲研究协会或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杂志提供的网上书目进行宣传，这不利于扩大读者市场。更重要的是，这些书在书店里很难买到，换句话说，读者得事先知道哪本书值得看，然后向出版社直接订购。幸运的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译作能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这样的主流刊物上发表书评，这有利于扩大读者群，但这样的机会并不多。

图书价格是大学出版社难以匹敌商业出版社的第三个原因。大学出版社出的书由于印数少，定价自然比较高，普通读者可能买不起或不愿付高价。在已逝的出版黄金年代，大学出版社能得到学校的资助，但现在它们要自负盈亏，因此大学出版社一般只出硬皮的精装书，优先卖给各大图书馆，有些书甚至没有机会出简装本。说到这里，必须强调一点，我这么说完全没有批评大学出版社的意思，事实上，对那些不可能畅销但十分重要的翻译作品而言，大学出版社是他们唯一出版管道。另外，对译者和作家来说，大学出版社出的书有长销的优势，绝不会因图书销量太低而把库存销毁（至少我没有听说过）。

林丽君：前面我们谈到请作者解释疑问之处，我对此再补充几句。这看起来似乎是再简单不过了，因为不理解的地方可以直接问作者那是什么意思，但事实证明向作者请教也是一门艺术。不管是文坛新秀还是文坛宿将，在写作时都明白自己想要说什么，他们有自己的内在逻辑和语言表达习惯，但是对读者不一定全部一目了然。一般的读者可以略过不清楚的词语或段落，也不妨碍他们理解文本。但译者就没有这样的奢望，因为在翻译时要考虑原文中的每一个字或词，有不清楚的地方就不一定能翻得完善。情况通常是，向作者请教时不能简单地问“这是什么意思”，作者会说，“就是我小说里写的意思啊！”这样的答案完全无济于事。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最好的请教方式是提供至少两种解答让作者选择，如果两者都不是，作者可以了解疑问的重点何在，并加以解释，这样做很多时候我们都能得到满意的答复。但也有的时候我们实在无法理解原文的意思，便采用最简单也是最不太有效的方式“这是什么意思”来询问，希望作者能解答我们的疑惑。有好多次，作者的答复太过于详细，甚至给我们上一堂文化课，而事实上我们只想知道和文本故事有关的东西。比如“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个句子本身意思很明确，但用在某本小说里面看起来很突兀，于是我们便向作者请教。得到的是一个长篇大论的回答：佛寺里的和尚要敲钟，因而即便只做一天的和尚，也要敲好钟，等等。我们当然懂这个俗语的意思，想知道的是作者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用这个俗语。我忘了最后我们是怎么译的，但还好毕竟翻译出来了。

葛浩文：我也举一个例子，出自我们最近翻译的一部台湾小说，中文原文是这样的：也就是说，罗白琇小姐在那当年还是青春无邪的年纪，早就瞧见了她父亲的神秘背影，才会在他病发之后，迫不及待地要我伸出援手。我们是这样翻译的：“That is to say，years ago，when she was still an innocent young girl，Miss Luo Baixiu had caught sight of her fathers mysterious back，which was why she had rushed over to ask for my help when he fell ill.”

把译稿交给出版社后，编辑问我们这位父亲的背影有何神秘之处，我们回答不上来，于是便写信问作者。作者的回复大致如下：她父亲盼望着叙述人和他的妻子来看望他，而当时还很年轻的罗小姐从父亲的背影猜测他的心情（“背影”本身就很难翻译），觉得父亲的举止有点神秘。我们把译文修改成“Miss Luo Baxiu had been intrigued by the sight of her fathers back as he paced the yard，eagerly awaiting the visit from the narrator and his wife”，拿给编辑看时她说：“我们保留神秘这个词吧，让读者去弄明白。”我问丽君台湾读者会怎么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她说：“他们会略过不管的。”

林丽君：你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在抱怨作家不合作。事实上，所有我们翻译的作家都非常乐意提供帮助，及时解答我们的问题。多年下来，作者给我们的回复有厚厚的一大摞，从手写的信函，到传真件，最后使用电子邮件。不消说，电子邮件省了很多时间，提高了效率。作为译者，我们从互联网和维基百科中受益良多。我们一度有一个小型的翻译参考书资料室，里面有双语词典、中英双语百科全书、植物词典，有关电影、古典以及现代音乐的书，佛教词典，以及一本名为《形容词典》（Descriptionary）的书，借助描述来查找一个词。为了找到一个和中文相对应的英语词汇，我们常得耗费大量的时间，但现在互联网令一切变得轻而易举。

记得在翻译台湾作家朱天文的小说《荒人手记》时，小说提到一部英文电影里的一段歌词，是《梦幻骑士》（The Man of La Mancha，根据堂吉诃德的故事改编）的主题曲“追梦无悔”。为了还原英文原文，我们租了该电影的录像带，但这部电影实在太糟糕了，根本看不下去，于是便来来回回地快进后退，力图找到原文，而现在只消几秒钟就能从网上下载整首歌的歌词，这是多么大的进步！但互联网只是加快了我们的工作进度，并没有减轻翻译的难度。另外顺便提一下还原原文，这是我们翻译时遵循的原则之一：如果原文中的句子是从另一种语言翻译过来的，我们一定要还原成这种语言的原文。不过翻译时也会遇到更加复杂的情形。比如，如果某位中国作家引用了一句从法语或德语翻译成中文的话，那么我们是用法语或德语原文呢，还是用已有的英译文？多数情况下，我们倾向于使用法语或德语原文，但编辑会选择已有的英译文。

由此各位可以理解为何我们说，翻译不是一个人完成的，是多方的合作，包括作者、译者、文学代理人、编辑、读者和互联网这些主动和被动的参与者。

2018年9月19日于上海外国语大学

（译稿已由作者校订）

（葛浩文、林丽君，美国著名翻译家。姜智芹，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