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4月18日，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张隆溪受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之邀，在北京大学发表题为《文学经典与世界文学》的演讲。在演讲中，张隆溪梳理了西方文学批评的发展脉络，以“文学经典”的概念为探讨中心，检视了当下东西方学界“世界文学”研究的兴起与现状。

张隆溪首先从词源学的角度解释“经典”。中国传统的图书分类方法把图书分为“经、史、子、集”，“经”是其中最重要的，排在首位。《庄子·天运》中有记载，孔子曾说过：“丘治《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以为文。”这大概是中国古代典籍中最早提到“六经”的。那么什么是“经”呢?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经”是官书，不是私人的著书；另外还有人说“经”是圣人的著作，不同于一般的著述。刘勰的《文心雕龙·宗经》里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这里固然把“经”强调得很重要，但其实是已经有了经典的观念之后才回过头来下定义的，并不能说“经”的原义就是如此。近代学者章太炎说：“经者，编丝连缀之成，犹印度梵语之称修陀罗也。”他把“经”说成编书装订的工具，也就是装订书用的丝，有如梵语中“修陀罗”。“修陀罗”就是指用丝线把贝叶编成书，译成汉语叫“经”。这个解释是较切实的，较有说服力的。蒋伯潜在《经学纂要》中肯定了这一说法。“经”本来是书籍的通称，后又演变成特指经典。这与西方的情况也很类似。而“经典”往往是一个文化传统中最有价值、最重要的书籍，且常常和教育内容相关。例如在中国，通过科举考试，儒家经典不断地被阐释、被理解、被审视，最终成为了深邃的文化传统。

由此，张隆溪开始梳理文学经典研究在西方上世纪的发展历程，张隆溪首先提及牛津大学弗兰克·克默德（Frank Kermode）的理论思考转向，作为当代西方文学研究的缩影。其主攻莎士比亚研究，曾将法国文学理论引入保守的英国文学研究学界而引发争议。然而文学研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发展趋向却令其感到不满。当时的英国学界忽视文本细读，只注重理论空中楼阁般的创新，甚至将文学经典的阅读抛之脑后。过于强调“作者已死”，将读者感受的地位提高至无以复加，甚至认为所有读者的文学评判都是众声喧哗中的一员，认为读者审美没有高下之分。此外，学界中的文化研究学者甚至认为，文学作品并没有独特的价值，古典哲学时代所认为的文学带来所谓的“审美愉悦”是老旧的、保守的、充满精英主义色彩的言辞。作为分析意识形态形成表达的学术研究对象，文学与电影、大众文化无异；作为能够带来快感之物，文学与食色相差几希。

弗兰克·克默德在其学术作品《Pleasure and Change》中驳斥了以上说辞，认为文学带来的审美愉悦具有精神性，这是“食色性也”无法比拟的，精神的愉悦和物质的愉悦并非是一个层次的快感。此外，我们仍需强调作者的“知人论世”，而非将作者的阅读体验放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且学者仍需承认，阅读审美的品位存有高低之分。值得注意的是，弗兰克·克默德针对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等强势话语解构“文学经典”的言辞表示不满，认为不论何种时代，我们都应强调文学经典的阅读，因为此类作品是经时间筛选的产物，具有超越性的价值。张隆溪亦在此处强调，任何单一维度解读阐释文学作品的做法都可能存在问题。

之后，张隆溪在之前理论基础上向前思考，“世界文学”不仅仅是传统上世人所熟知的欧洲北美的作家作品，更应有其他可能被忽视地区的经典，例如中国、日本、印度、韩国、阿拉伯世界、北欧小语种地区等地。“世界文学”的研究兴起是全球化的产物，互联网的发展、通讯手段的进步使得地球上不同国家、民族的心理距离缩短，而某些传统上被忽略地区的文学，应当抓住这个机会，走向世界，这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世界文化力量的不平衡，对抗西方强势文化，从而扩大“文学经典”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