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严家炎，1933年出生于上海，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语言文学学科第二届、第三届评议员。2005年3月被北京大学聘为文科资深教授，即终身教授。他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将金庸的武侠小说引入北大讲堂，此举亦被视为学术界对通俗武侠小说的接纳与认可。

2004年与金庸先生登四川青城山时交谈。

1992年与作家姚雪垠（中）、陈明（左）合影。

作家宗璞说，北京大学有两位“大侠”，严家炎便是其中一位。在她看来，严家炎是有侠气的好人，助人为乐，绝不计较一些小事，心胸很大，敢说真话。

问严家炎，如果让他将自己和金庸小说里的人物对比，有能对得上的人物吗？他稍加思索道，拿郭靖学武作比方是合适的。到底是因为从小就喜爱侠客的仗剑天涯除恶扬善，还是中学时期就开始创作武侠小说，抑或兼而有之，八十余年的坎坷人生中，他经历的磨难不少，可心里始终藏着一个隐秘而丰富的大侠世界，秉性中透着一股刚正不阿的侠气，从他犀利睿智的文章里，从他“清源方可正本，求实乃能出新”的学术追求中，或可略窥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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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严，得绰号“老过”

与现代文学史上不少名家一样，严家炎打小就爱读那些在传统观念里被看作不务正业的小说，譬如《杨家将》《三国演义》。念高二他就在上海《淞声报》发表过短篇小说，还学着写过一两万字的武侠小说。为了圆文学梦，他甚至违背母亲意愿，走进华东人民革命大学。1956年9月，严家炎以同等学力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文艺理论方向的副博士研究生，由文学创作转向学术研究之路。

在学术研究道路上，对严家炎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杨晦、钱学熙两位先生。“老先生要求我们从头读作品，读注释，不但有中国的，还有欧美的，从诗经、荷马史诗到希腊悲剧，探寻中西方文学的起源。”

在这个过程中，他养成了从疑点入手去阅读的习惯。譬如，他发现上世纪50年代前期出版的现代文学史著作把1916年酝酿、1917年兴起的文学革命划入“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萌芽时期”，认为陈独秀、李大钊当时都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对此，严家炎持怀疑态度。于是他连续20多天到北大图书馆去查阅1915年到1920年间的《新青年》杂志。反复阅读和思考，不仅弄清了两位重要人物思想转变的具体事实，还考察了1918年以后《新青年》文学活动的若干新因素、新变化，写出《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问题》，观点得到李慎之先生的认同。

这种由发现疑点而起步并紧追不舍的研究方式，使严家炎取得了开拓性的学术研究成果。20世纪80年代末，他与唐弢合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获得全国第一届优秀教材奖。《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对“新感觉派”和“后期浪漫派”的重新发掘，被认为填补了小说史研究的空白。尤其是“新感觉派”被埋没了几十年，一朝被严家炎发掘出来，引得中国最早的“新感觉派”作家代表施蛰存先生笑称自己乃“出土文物”。

同为北大教授的洪子诚认为，“严加严”很能概括其做学问的性格特征。不过，严家炎还有一个“更响亮”的绰号：“老过”。这绰号出自昆剧《十五贯》中的知县过于执。在洪子诚看来，“老过”之谓含义复杂：既有执着、认真、严谨、严肃的成份，也有固执、迂、认死理、难以说服的因素。面对这个不全是表扬的称呼，严先生也不生气，总是微微一笑。

这个绰号倒也有根据。上世纪70年代初，在江西“五七干校”的时候，互相起绰号成为一种风尚。“有一天，我们班去挖稻田的排灌渠。由于严先生一贯的认真、细致，便被委以质量检查员的重任。到了中午，我们各自负责的部分相继完成，准备收工吃饭。这时，‘老过’拦住我们，说是有许多质量不合格——水渠的‘渠帮’按规定应该是45度，可是有的只有四十二三度，有的又快五十度了。一边说，他还一边用三角量尺量给我们看。”洪子诚说，当时众人很是不解，又不是造飞机、做导弹，要那么精密做什么？更主要的是，个个都累得够呛，饥肠辘辘，一心只想快点回去吃饭，便七嘴八舌来说服他。可任凭你人多势众，说出天大的理由，他纹丝不动，坚持要返工。看见大伙儿不愿意动弹，他便自己干了起来，修补坡度不够的部分，还用铁锹拍平，抹得光可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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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铸剑》而“战”

几乎每一位认真读过鲁迅小说的人都会感到他的许多作品有一种不大容易把握的滋味，让人久久思索。这特别之处在于，鲁迅小说里常常回响着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声音。

日本汉学家竹内好在他的《鲁迅》一书中，就直言有过这种感觉。他认为鲁迅小说里仿佛有两个中心，它们既像是椭圆的焦点，又像是平行线，是那种既相约、又相斥的作用力。

严家炎认为，这种感觉不是偶然产生的，原因在于鲁迅小说是以多声部的复调为特点的。“这是鲁迅的很大贡献。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以复调小说著称，但他写的都是中长篇小说，鲁迅能在短篇小说领域达到这种成就，可以说很了不起。”

在严家炎的学术生涯中，最热闹的莫过于为鲁迅的《铸剑》和一位学者发生激烈的笔战。

《铸剑》是鲁迅用当时的白话文写的历史故事新编，既有“干将莫邪”的故事情节，又以古讽今。在严家炎看来，文中“黑色人”那种与专制暴君势不两立以及行侠不图报的原侠精神，几乎就是鲁迅精神气质的外化。那么，《铸剑》能否归为武侠小说呢？严家炎的回答是，一切叙写“仗武行侠”故事的小说，都可以称为武侠小说，《铸剑》当然也在其中。“题材本身很难分出高低贵贱，也限制不了作品思想或艺术上的实际成就。”

面对有人质疑将鲁迅的小说归为武侠是否有矮化之嫌，严家炎认为，应该放弃那种把武侠小说看作“精神鸦片烟”的偏见，也不能一味抹煞是与非、正义与邪恶的界限来谴责武侠小说的“打打杀杀”。“鲁迅赞颂了眉间尺、黑色人于专制统治下不得已而求诸法外向暴君复仇的正义行动。但他对所谓‘复仇’的态度大体代表了现代人的看法，和传统武侠小说已然大相径庭。”于是，严家炎全力为《铸剑》一辩，用不少材料证明将其视为现代武侠小说绝不会辱没鲁迅。

为《铸剑》而战，他认为是尽一个学人的分内责任。至今他还清晰记得当年参与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时，唐弢先生制订的若干重要原则。“只有掌握时代的横的面貌，才能写出历史的纵的发展。褒贬要从客观叙述中流露出来。”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严家炎还曾为丁玲等人“翻案”，也参与过论战。面对学术问题的论争，他身上总有股子正义和侠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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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将金庸小说搬上讲台再战

谈到金庸小说在内地频频引发热议，就不得不提及严家炎。

上世纪90年代初，严家炎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阅读了大量金庸的作品。读的第一部金庸小说是《射雕英雄传》，他说，感觉和早年读的武侠小说完全不一样，拿起来就不大容易放下。 1992年严家炎到香港中文大学做研究，与金庸初次相识。金庸为人热情，见面后即邀请严家炎去他家里。在金庸位于山顶道一号的家中，二人愉快地聊了两个钟头，从各自少年时的兴趣爱好说到武侠小说，又从武侠小说聊到新武侠，再从金庸小说谈到围棋。末了，金庸送严家炎36本作品，并派司机送他回到香港中文大学。从那时候起，严家炎开始更多、更深入地阅读金庸作品。

在严家炎看来，金庸小说用现代精神全面改造了武侠小说，可被称为“新武侠”。它们作为一种有思想的娱乐品，不仅写出了现代精神，甚至接续了五四文学的传统。“他在武侠小说中最高的地位，我是认可的，古龙、梁羽生，各自有各自的贡献，总的来说，金庸的作品是最杰出的。”他尤其赞赏金庸对典型人物的塑造，诸如郭靖、袁崇焕这类为民众利益献身的“民族的脊梁”，诠释了何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不过，金庸小说进入内地还经历了一番不小的风波。1994年，北大鉴于金庸先生在法学、小说创作等方面的成就和贡献，授予他名誉教授称号，严家炎也在仪式上发表了题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的贺辞。不料，有人认为武侠小说有如鸦片，使人在兴奋中滑向孱弱，认为北大此举是“自贬身份而媚俗”。

“其实一些人连金庸的原著都没有读过。”严家炎举例说，一些人认为金庸的小说教唆青年人拉帮结派，事实是金庸小说恰恰是反对拉帮结派的，帮派争斗往往是背后有坏人挑拨离间。他笑言，五四时期北大新开设元曲研究课程，就受到过攻击，如今推金庸小说遇到阻碍，反而更坚定了他将金庸小说搬上讲台的决心。

1995年，严家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程，受到学生们的拥护和支持。钱理群回忆说，那时候的北大，几乎全班同学，尤其是男同学都迷上了金庸。一位日本的教授也觉得有意思，全学期一节课都没落下。

严家炎认为，“金庸热”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金庸小说自身的魅力，小说艺术的成功。他的语言清新可读，叙事节奏张弛有度，读完之后能引人思考；二是确实与生活中“见义勇为”精神的失落有关系。当时的现状与金庸小说丰富的趣味、深刻的内涵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反差增强了金庸小说的吸引力。

坚持把金庸小说引入大学课堂，严家炎说并非为了赶时髦，而是出于文学史研究者的一种历史责任感。同样是出自这使命感，上世纪80年代初，严家炎就主张现代文学史不应该排斥鸳鸯蝴蝶派小说和旧体诗词，首次将张恨水写入文学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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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场的解说员

看严家炎写的文学评论，很过瘾。比如他评《黄衫客传奇》，说作品里心理活动的描写宽广多样：“有纯情，有欲望，有期盼，有密谋，有幻觉，有梦境；叙述中寄寓着分析，分析中体现着性格，有时简直难以分辨。”读来如同看武侠小说。借用他自己所说，只有真正懂得心理学的作家，才能将紧张时刻的心理悬念写得如此扣人心弦，只有真正懂得文学的评论家，才能将作家的作品解析得同样扣人心弦。

在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印象里，本世纪初，学界对复调理论还停留在简单介绍上，严家炎就已具体运用起来——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来研究鲁迅小说。2001年他发表了《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以此打开了鲁迅小说的另一层面，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严家炎花费多年编选《新感觉派小说》，对刘呐鸥、穆时英的小说兴致很高，这与他通常给人的严肃印象颇有不同。“新感觉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属于异数，长期被排斥在主流区域之外，严家炎却是“心有戚戚焉”。

他对文学创新之举最为看重，对另辟蹊径从不漠视，因此，一直放不下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这一段颇为奇异的探索。他骨子里对文学的痴情，就在于文学始终有创新的冲动，不管是创作还是研究，都以创新最有魅力。

“文学是痴情者的事业。”在自选文集开篇，严家炎表明自己毕生奉行的信条时如是说。当时，他已81岁，对文学依旧矢志不渝。

严家炎认为，文学具有审美的根本特点，如果脱离了审美标准，很容易走上庸俗社会学的道路。他总是首先从艺术角度对作品加以考量：看看它能否真称得上语言的艺术，看看它能否真正吸引和打动自己。思想只能渗透于艺术之中，不能游离在艺术之外。脱离了艺术的思想，是干枯无生命的思想，根本打动不了人。他也总是试着把阅读作品第一遍的感想写成笔记。它不仅是文学评论必需的素材，而且是正确地开展批评不可缺少的前提和基础。

《创业史》出版时，很多评论家赞赏小说塑造了梁生宝的新人形象，严家炎也写了一组评论文章，提出写得最为丰满深厚的人物形象，是梁三老汉。《文学评论》的编辑张晓萃说，柳青对严家炎的评论很赞赏，认为对梁三老汉形象的意义阐发较深，甚至连作者某些很隐微的想法也都精细地触及到了。

文学评论是严家炎学术中的重要一支。作家的“剑”指向哪里，他的点评就跟在哪里，像一个文学场的解说员。也唯有真懂文学，才能辨析作家那些五花八门的“剑术”。

在他看来，做好文学批评，首先要了解自己批评的对象，阅读想要批评的书。如果没有读过，老老实实免开尊口为好。这大概是每位严肃的批评者都能接受的道理。奇怪的是，就有人连对方的一本书都没有读过，就可以勇气十足地批评。其次，批评的力量取决于态度的实事求是和说理的严密透辟，并不取决于摆出唬人的声势。批评者的真正使命是要排出正确的方程式，而不是硬塞给读者一些哗众取宠的结论。第三，批评必须尊重原意，忠于原文，不能断章取义，移花接木，另扎一个稻草人为靶子。第四，批评宜以对方实实在在的文字做根据，不要进行人身攻击。

严家炎喜欢伏尔泰的一句名言：“我虽然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维护你发表意见的权利！”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君子风度，是文艺批评工作者应具备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