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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邦:听林斤澜说汪曾祺

来源:文汇报 | 刘庆邦  2019年04月12日05:56

作家林斤澜(1923-2009)

一转眼,林斤澜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

四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北京作家终身成就奖,评浩然还是林斤澜》。文章里说到,那届终身成就奖的候选人有两个,浩然和林斤澜,二者只能选其一。史铁生、刘恒、曹文轩和我等十几个评委经过讨论和争论,最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把奖评给了林斤澜。

北京有那么多成就卓著的老作家,能获奖不易。我知道林斤澜对这个奖是在意的,获奖之后我问他:林老,得了终身成就奖您是不是很高兴?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问得有些笨,让林老不好回答。果然,林老哈哈哈地笑了起来。正笑着,他又突然严肃起来,说那当然,那当然。他不说他自己,却说开了评委,说你看哪个评委不是厉害角色呀!

林斤澜和汪曾祺被文学评论界并称为文坛双璧,一个是林璧,一个是汪璧。既然是双璧,其价值应当旗鼓相当,交相辉映。而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相比之下,汪璧一直在大放光彩,广受青睐。林璧似乎有些暗淡,较少被人提及。或者说汪曾祺生前身后都很热闹,自称为“汪迷”和“汪粉”的读者不计其数。林斤澜生前身后都是寂寞的,反正我从没听说过一个“林迷”和“林粉”。

这怨不得别人,要怨的话只能怨林斤澜自己,谁让他的小说写得那么难懂呢!且不说别人了,林斤澜的一些小说,比如矮凳桥系列小说,连汪曾祺都说:“我觉得不大看得明白,也没有读出好来。”因为要参加林斤澜的作品讨论会,汪曾祺只好下决心,推开别的事,集中精力,读林斤澜的小说,一连读了四天。“读到第四天,我好像有点明白了,而且也读出好来了。”像汪曾祺这样通今博古、极其灵透的人,读林斤澜的小说都如此费劲,一般的读者只能望而却步。任何文本只有通过阅读才能实现其价值,读者读不懂,不愿读,价值就无法实现。关于“不懂”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林斤澜,他好像也为此有些苦恼。他说:汪曾祺的小说那么多读者,我的小说人家怎么说看不懂呢!有一次林斤澜参加我的作品讨论会,他在会上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庆邦的小说有那么多读者喜欢,让人羡慕。我的小说,哎呀,他们老是说看不懂,真没办法!

《林斤澜文集》

林斤澜知道自己的小说难懂,而且知道现在的读者普遍缺乏阅读耐心,他会不会做出妥协,就和一下读者,把小说写得易懂一些呢?不会的,要是那样的话,林斤澜就不是林斤澜了,他我行我素,该怎么写还怎么写。关于“不懂”,林斤澜与市文联某领导有过一段颇有意思的对话,他把这段对话写在《林斤澜小说经典》的序言里了。领导:“我看了你几篇东西,不大懂。总要先叫人懂才好吧。”林:“我自己也不大懂,怎么好叫人懂。”领导:“自己也不懂,写它干什么!”林:“自己也懂了,写它干什么!”听听,在这种让人费解的对话里,就可以听出林斤澜的执拗。有朋友悄悄对我说,林斤澜的小说写得难懂是故意为之,他就是在人为设置阅读障碍。这样的说法让我吃惊不小,又要写,写了又让人摸不着头脑,这是何苦呢!后来看到冰心先生对林斤澜小说的评价,说林斤澜的小说是“努力出棱,有心作杰”,话里似乎也有这个意思,说林斤澜是在有意追求曲高和杰出。

静下心来,结合自己的创作想一想,我想到了,要把小说写得好懂是容易的,要把小说写得难懂就难了。换句话说,把小说写得难懂是一种本事,是一种特殊的才能,不是谁想写得难懂就能做到。如愚之辈,我也想把小说写得不那么好懂一些呢!可是不行,读者一看我的小说就懂了,我想藏点什么都藏不住。在文艺创作方面,恩格斯有一句名言:“对于艺术品来说,作者的倾向越隐蔽则越好。”对于这一点,很多作家都做不到,连林斤澜的好朋友汪曾祺都做不到,林斤澜却做到了。他在中国文坛的独树一帜就在这里。

林斤澜与汪曾祺

林斤澜老师的女儿在北京郊区密云为林老买了一套房子,我也在密云买了一套房子,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早上陪林老去密云水库边散步,林老跟我说的话就多一些。林老说,他的小说还是有人懂的。他随口跟我说了几个人,我记得有茅盾、孙犁、王蒙、从维熙、刘心武、孙郁等。他说茅盾在当《人民文学》主编时,主张多发他的小说,发了一篇又一篇,就把他发成了一个作家。孙犁先生对他的评论是:“我深切感到,斤澜是一位严肃的作家,他是真正有所探索,有所主张,有所向往的。他的门口,没有多少吹鼓手,也没有那么多轿夫吧。他的作品,如果放在大观园,他不是怡红院,更不是梨香院,而是栊翠庵,有点冷冷清清的味道,但这里确确实实储藏了不少真正的艺术品。”林老提到的几位作家,对林斤澜的人品和作品都有中肯的评价,这里就不再一一引述了。林老的意思是,对他的作品懂了就好,懂了不一定非要说出来,说出来不见得就好。林老还认为,知音是难求的,几乎是命定的。该是你的知音,心灵一定会相遇。不该是你的知音,怎么求都是无用的。

林斤澜跟我说得最多的是汪曾祺。林斤澜认为汪曾祺的名气过于大了,大过了他的创作实绩。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学生,沈从文对汪曾祺是看好的。但汪曾祺的创作远远没有达到沈从文的创作成就和创作水准,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与沈从文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沈从文除了写有大量的短篇小说、散文和文论,还写有中篇小说《边城》和长篇小说《长河》。而汪曾祺只写有少量的短篇小说和散文,没写过中篇小说,亦自称“不知长篇小说为何物”。沈从文的创作内涵是丰富的,复杂的,深刻的。拿对人性的挖掘来说,沈从文既写了人性的善,还写了人性的恶。而汪曾祺的创作内涵要简单得多,也浅显得多,对人性的多面性缺少深入的挖掘。汪曾祺的小说读起来和谐是和谐了,美是美了,但对现实生活缺乏反思、质疑和批判,有“把玩”心态,显得过于闲适。有些年轻作者一味模仿汪曾祺的写法,不见得是什么好事。林斤澜对我说,其实汪曾祺并不喜欢年轻人跟着他的路子走,说如果年纪轻轻就写得这么冲淡,平和,到老了还怎么写!林老这么说,让我想起在1996年底的第五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当林老把我介绍给汪老时,汪老上来就对我说:“你就按《走窑汉》的路子走,我看挺好。”林斤澜分析了汪曾祺之所以写得少,后来甚至难以为继的原因,是因为汪曾祺受到了散文化小说的局限,说他是得于散文化,也失于散文化。说他得于散文化,是他写得比较散淡,自由,诗化,达到了一种“苦心经营”的随意境界。说他失于散文化呢,是因为散文写作的资源有限,散文化小说的资源同样有限。小说是想象的产物,其本质是虚构。不能说汪曾祺的散文化小说里没有想象和虚构的成分,但他的小说一般来说都有真实的情节、细节和人物作底子,没有真实的底子作依托,他的小说飞起来就难了,只能就近就地取材,越写越实。林斤澜举了一个例子,说汪曾祺晚年写过一个很短的小说《小芳》,小说所写的安徽保姆的故事,就是以他家的保姆为原型而写。从内容上看,已基本上不是小说,而是散文。小说写出后,不用别人说,汪曾祺的孩子看了就很不满意,说写的什么呀,一点儿灵气都没有,不要拿出去发表。孩子这样说是爱护“老头儿”的意思。可汪曾祺听了孩子的话有些生气,他说他就是故意这样写。汪曾祺的名气在那里摆着,他的这篇小说不仅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了,还得了年度奖呢。

林斤澜最有不同看法的,是汪曾祺对一些《聊斋志异》故事的改写。林斤澜的话说得有些激烈,他说汪曾祺没什么可写了,就炒人家蒲松龄的冷饭。没什么可写的,不写就是了。改写人家的东西,只是变变语言而已,说是“聊斋新义”,又变不出什么新意来,有什么意思呢!这样的重写,换了另外一个人,杂志是不会采用的。因为是汪曾祺重写的,《北京文学》和《上海文学》都发表过。这对刊物的版面和读者的时间都是一种浪费。

另外,林斤澜对汪曾祺的处世哲学和处世态度也不太认同。汪曾祺说自己是“逆来顺受,随遇而安”。林斤澜说自己可能修炼不够,汪曾祺能做到的,他做不到。逆来了,他也知道反抗不过,但他不愿顺受,只能是无奈。随遇他也做不到而安,也只能是无奈。无奈复无奈,他说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无奈嘛,既无奈生,也无奈死。

林斤澜与刘庆邦

林斤澜愿意承认我是他的学生,他对我多有栽培和提携。我也愿意承认他是我的恩师,他多次评论过我的小说,还为我的短篇小说集写过序。但实在说来,我并不是一个好学生,因为我不爱读他的小说。他至少给我签名送过两本他的小说集,我看了三几篇就不再看了。我认为他的小说写得过于雕,过于琢,过于紧,过于硬,理性大于感性,批判大于审美,风骨大于风情,不够放松,不够自由,也不够自然。我不隐瞒我的观点,当着林斤澜的面,我就说过我不喜欢读他的小说,读起来太吃力。我见林斤澜似乎有些沉默,我又说我喜欢读他的文论。林斤澜这才说:可以理解。

同样是当着林斤澜的面,我说我喜欢读汪曾祺的小说。汪曾祺送给我的小说集,上面写的是“庆邦兄指正”,我读得津津有味,一篇不落。因汪曾祺的小说写得太少,不够读,我就往上追溯,读沈从文的作品。我买了沈从文的文集,一本一本反复研读,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有人问我,最爱读哪些中国作家的作品?我说第一是曹雪芹,第二是沈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