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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仁宗庆历年间，毕昇发明了以活字排版的印刷法，图书也就此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各种版本的古籍以及时人的著作，都大量印刷出版，许多文人亲自校对书籍，以正谬误，然后分类收藏，由此诞生了许多的藏书名家。

苏轼幼时，恰遇这一图书的革命性时期，也为他日后“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带来诸多的便利。他曾自述:“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唯恐不及。”在苏轼之前，老一辈的读书人想要读《史记》《汉书》这样的史籍都很不容易，煞费周章地借了回来，要赶紧抄录，然后夜以继日地诵读，生怕时间到了要把书还回去。但是，一生读书、到老不倦的苏轼，却没有像当时的许多文人名士那样，拥有充塞梁宇的藏书，可以坐读释道，卧读经史，甚至连一些常见的典籍他也没有。

苏轼曾在《海上与友人书》中说:“到此抄得《汉书》一部，若再抄得《唐书》，便是贫儿暴富。”自谓被贬谪到海南儋州以后，无书可读，只是在当地的士人家里抄录得了一部《汉书》，并想要是再能抄到一部《唐书》，那种感觉就像是穷人于一夜之间暴富。其实，苏轼渡海至儋州的行李当中，就有好几箱的笔和墨。至于他宁可携带大量笔墨，而不是携书到孤岛上，可供随心所欲地阅读，一方面足见他的自信和旺盛的创作需求，另一方面也可见他并不竞尚风气，追随潮流而藏书。

在当时，许多文人名士都以藏书为时尚为乐事，私人藏书动辄上万卷。如晏殊之子晏几道，就以藏书多而闻名，以至于家道中落以后，每次搬家，他的妻子都要为搬书而烦恼。另外，江陵有个叫做田伟的小吏，在家里建有博古堂，藏书多达5.7万余卷。黄庭坚到他家里作客，看到他的藏书都惊呆了，叹曰:“吾尝校中秘书，及遍游江南，名士图书之富，未有及田氏者。”黄庭坚的舅舅李常，为唐代皇室的后裔，他年轻时藏书读书的僧房，后被命名为“李氏山房”，藏书也多达9000多部。

处于这种大环境下的苏轼，也并非没有藏书之心。苏轼的《仇池笔记》载，唐太宗曾经花费重金购买晋人书帖，共收罗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在内的书帖千卷。武则天时，宠臣张易之兄弟从内府把这些书帖偷了出来，随后又散落在宰相王涯、张延赏的手里。“甘露之变”后，王涯为禁军所杀，他家里的金银珠宝都被洗劫一空，因禁军不识这些书帖的价值，故得以幸免。后来，苏轼在宋仁宗的驸马李玮都尉的家里，看到了这批谢尚、谢鲲、王衍等晋人的书帖，心里也非常喜欢。但是，一想到这些书帖的传承过程，简直就是招灾揽祸的根源，而且除了作为书架房舍里的装饰，用以炫耀人前之外，也并没有其他的用处。因而，苏轼对这种貌为集古、实为矜奇立异的行为，也失去了兴趣。

后来，苏轼应朋友李常之请，为李常将“李氏山房”的藏书全部捐赠出来、用作公益一事作记，又在文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世莫不有。然学者日以苟简，何哉?”意为自秦汉以后，著书立说的人愈来愈多，写字用的纸笔和字体也愈来愈简便简化，不论何地都可找到书读。可读书人却愈来愈草率马虎，这是什么原因呢?

接着苏轼又问，如今的印刷业发达繁盛，书籍得以大量流通，要找书读方便多了，按理说读书人的学问也应当比前人高出一倍才是。可是那些科举之士，却把书卷起来不读，反而闲谈不暇，言语浮夸，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借此两问，苏轼道出了时人藏书的几大弊病。一是浮慕时名，藏书只是为了获得名声，而非为了钻研学问。二是家中费尽心力收罗得来的藏书，从不阅读，全都束之高阁，只是为了在他人面前有吹嘘的资本。三是把藏书视为私产，不仅自己不读，书亦不外借他人，只是为了收藏而收藏。所以，苏轼极力夸赞李常捐赠藏书、以遗来者的义举，鼓励有志读书的人，要奋力进取，有所作为。

苏轼不追随潮流而藏书，也是他有定见、不盲从，尽量多做实事的人生态度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