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如果说1940年代董作宾的分期奠定了五期方法，那么自1970年代，是李先生开启了甲骨分期历组卜辞反思，创建了甲骨分期“两系说”。今天李先生的“两系说”的断代，已得到学者普遍认同，成为甲骨断代研究上的里程碑。“一个王世，不仅有一种卜辞，一种卜辞也未必限于一个王世”，这个简短的24字两系说，成为今天甲骨分期学上的经典名言。

第一次认识李学勤先生，是1978年11月在长春吉林大学，那是在南湖宾馆举办的古文字学会成立暨第一次学术研讨会上，那次会，用启功先生的话说：“来的都是大脑袋壳的人”，有于省吾、商承祚、胡厚宣、张政烺等著名古文字学家。这些我在读甲骨文书时久闻大名的学者，近在咫尺，我既兴奋又紧张，且仍有一种遥不可及的感觉。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学术讨论会。刚调到安徽省博物馆不久，我读了李学勤先生《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这篇文章，他的历组分期观点令我深受启发。我在会上提交了《对〈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一文的几点补充意见》，试着对李先生观点作一些补充。根据宾、历组同人、卜事上同事类，在字形上历组混合使用宾组字形体的写法，我认为历组与宾组有密切的关系，董作宾所分第四期历组的卜辞应该提前至武丁时代。没想到，这篇很不成熟的小文引起了李先生的注意。

由妇好墓带出了长期以来被董氏分为第四期历组卜辞中的“妇好”人物，开启了甲骨学术史上最为激烈的断代分期争论，直至今天。20年后，李先生回忆那次吉林会议情景：“会间有不少学者对我的见解提出质询。支持新说的只有二位年轻的朋友，一位是现在浙江省博物馆的曹锦炎先生，一位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沈建华女士。甚至有的先生，在授课时将我的新说引为笑柄。”（见李学勤《我和殷墟甲骨分期》，载张世林编《学林春秋》三编上册，朝华出版社，1999年）李先生的新说当时都能遭人为笑柄，可想而知我那篇小文的下场，当然被专家审为退稿。但令我想不到的是，这篇没有发表的小文，也由此改变了我后来的命运，从那时起，让我走近了李先生。

随着1970年代安阳小屯南地大批新出土甲骨问世，引发了1980年代甲骨学界一股历组卜辞探讨热潮。分期问题一直是李先生一个挥之不去的心结。1981年他写下了著名的《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一文，发表在1981年《文物》第5期。在此之前，那年春节我探亲回上海，接到1月31日李先生来信，他说：

此外，我履行了过去的诺言，对已出版的《小屯南地》试做了分析。从我个人私见说，很觉“解决”了疑难，其中有一大版，上面有历组卜辞与“二期”卜辞同日占卜，同见一片，我窃以为很有说服力，我已草成小文，即可发表，供大家讨论，用特报告。

李先生给我的这封信中，兴奋地谈到新发现的南地那片甲骨，即小屯南地编号2384片，这是一片完整的甲骨，历组卜辞先卜，出组卜辞继之，两者同日占卜。李先生特别举出，这对新说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证据，进一步推动了学者对历组卜辞分期的重新检讨。同年7月14日我又接到李先生的来信，最后附言：

历组卜辞问题“形势”已变，支持我们的大有人在了。

不久以后裘锡圭、林沄、彭裕商、黄天树等先生，相继发表了更为详实的历组卜辞研究论文和著作（见文末注），对李先生的新说作了有力的补充和创新，20年后李先生回忆道：

他们不仅支持而且大大发展了新说。对于新说的一些不足之处，也给予了纠正，使之更完善、更成熟了。（《我和殷墟甲骨分期》，载张世林《学林春秋》）

1983年，我应饶宗颐先生邀请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访问一年，赴港之前，即3月15日我收到李先生来信，嘱咐我在做项目时，留意组卜辞有关天象的内容，并希望与我合作，做一些研究，他在信中说：

例如：（1）（图一）组卜辞究竟有多少关于气象的记录？我们知道（图一）组卜旬常附有此种记录，可是其他卜辞很少，我常怀疑（图一）组的卜人（或其中某人）与观察天象有什么关系，是否如此？您能不能查阅研究一下？

（2）卜辞中的卜人，常常也有其他活动见于辞中，如（图二）、（图三）、亚、由（叶）都有一些，由此可研究其身份活动等颇有意义，能不能把这样的材料摘录出来？（只记下《合集》版号也行）

今天翻检李先生的这封信，很是感慨。那时，由于在香港工作遇到一些客观上的原因，我未能投身于李先生托付我的事情，交了白卷。我为自己辜负了李先生的希望和信任感到愧疚，以致很长时间不敢面对这封信。今天重温36年前李先生的信，再次感到李先生在学术上的敏锐。

1992年李先生发表了《殷墟甲骨分期的两系说》，总结时指出：“所谓两系，是说殷墟甲骨的发展可划为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由宾组发展到出组、何组、黄组，另一个系统是由组发展到历组、无名组。”（《古文字研究》第18辑，1992年，页26）如果说1940年代董作宾的分期奠定了五期方法，那么自1970年代，是李先生开启了甲骨分期历组卜辞反思，创建了甲骨分期“两系说”。新说已发展成为一个体系，在甲骨学研究上产生深远影响，其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今天李先生的“两系说”的断代，已得到学者普遍认同，成为甲骨断代研究上的里程碑。“一个王世，不仅有一种卜辞，一种卜辞也未必限于一个王世”，这个简短的24字两系说，成为今天甲骨分期学上的经典名言。

今天的年轻学者可能不会想到，解开“历组卜辞之谜”竟然让一个孤独的学者等待了将近四十年之久。这条布满棘荆需要付出勇气的路，走得实在是太不容易，而结果却是那么出人意料地让你惊喜、欣慰，如释重负。1 972年长沙出土了马王堆帛书，内容丰富，其中有许多文书可与传世经典文献相对应。它的发现，引起学人关注。由国家文物局主持，调集全国各地专家学者来京整理马王堆帛书，成立了秦汉简帛整理小组，开展整理研究工作，当时有商承祚、唐兰、朱德熙、李学勤、裘锡圭、曾宪通、马雍、周世荣、马继兴等著名学者。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从1974年至1976年相继出版了《马王堆汉墓帛书》（壹），《老子（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马王堆汉墓帛书）》；《古地图（马王堆汉墓帛书）》，等精、简本。

正当工作持续进行的时候，1976年9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唐山大地震，不仅将工作中断，也把来京的外地学者给“震”散了，大家不得不从故宫武英殿回到原单位，整理小组工作由此中断。但原来整理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叁）、（壹）、（肆），在1977年至1985年间仍相继出版。最后剩下《篆书阴阳五行》甲乙本和《刑德》三种没有来得及发表。

1979年春天，我从安徽省博物馆被赵诚编辑借调到中华书局古典文学古文字编辑室，为再版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内的甲骨资料作校对工作。那一阵，每周四下午，我都去社科院研究生院“蹭”李先生给研究生的课。有一天课完后，李先生得知我即将结束中华书局的工作，便问我愿不愿意继续留在北京，转到国家文物局古文献整理小组，参加马王堆帛书《篆书阴阳五行》的整理。当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这个从天而降的机会。在李先生的努力和帮助下，由国家文物局出面与安徽博物馆协商，1980年春我从中华书局转到国家文物局古文献整理小组（原中国文物研究所前身）工作。

记得我第一天到红楼报到，李先生拿出一份在地震中保留的两套帛书篆书阴阳五行黑白照片，一套是工作照片，另一套是唯一的原物照片，他再三嘱咐我好好保管，并且给我大致讲了这一函的内容特点，谈了缀合的要点，并要求我回家以后可以读《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开元占经》了解一下数术五行类的内容，以及《淮南子·天文训》有关古代星象学的基本知识。

《篆书阴阳五行》帛书，写于秦始皇统一文字以后（公元222年），有相当部分与后来出版的云梦秦简《日书》内容相类似（《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为了让工作不受干扰，文物局给李先生和我一间较大的北屋，放了多张长桌，便于我开展照片缀合工作。那时的条件不能和现在比，没有可利用的科技手段，我们用最笨拙的原始方法，全靠肉眼判断帛书对折时互相留下的反印墨迹，来确定帛书的位置和左右关系。

李先生除了在历史所工作之外，每周隔三差五骑着车来红楼检查我的工作，我们一起讨论比较难处理的碎片缀合，尤其是帛书中有几种附表格的式盘图，由于照片尺寸不一，给缀合带来不小的困难。对这些篆隶交并的文字，当时的认识很有限，不像今天拥有许多楚简资料可借鉴。缀合工作越到后来越困难，有时一个星期也没有什么进展。直到有一天《出行占》另一本子出现，多少给了我一点信心，至今我还记得李先生当时激动和兴奋的神情。多少日子，积压的焦灼和困惑都在这一瞬间消逝了，还有什么比这更享受的吗？1980年代的生活虽说物质匮乏，回想起来却是一个精神愉快的时代，那个年代，没有申请项目基金一说，人活得很虔诚，很纯真，很知足。

每当有新的收获或不确定的缀合，我也会跑去干面胡同李先生家里报告消息，第二天李先生再忙再晚，开完会，一定骑着自行车风尘仆仆赶来红楼，查看那块缀合的帛书，拿着放大镜，望着照片，细细地核对，连称：“哈哈，不错，好极了！好极了！”

秋去冬来，快到年底了，一幅残破的约二米长的帛书长卷，在李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将近四分之三。还剩下几块比较大的碎片，我怎么也找不到适合缀合的位置。到了1981年春节，我回上海探亲，1月31日收到李先生给我来信：

自你返沪，我忙于各种事务，去红楼机会不多，帛书进展很少，但我对有关文献作了较多的研索，为春节后你回来继续工作做了些准备，益觉这几件帛书十分重要。

我知道李先生为未来出版《篆书阴阳五行》帛书已经有了初步的研究和看法，准备撰稿。在工作进行的最后阶段，张政烺先生和李先生提出，此书将来出版，保留“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的名称。但这与临时调来的国家文物局古文献整理小组的军管领导发生了严重分歧，矛盾随之产生。当时我的人事调动档案已经放在了文化部人事科，但我想今后工作，与其要面对这样一个领导，还不如选择离开北京。我不顾李先生的劝阻，毅然回到安徽博物馆。

用我父亲的话来说“你要为自己的任性和不顾全大局付出代价！”是的，《篆书阴阳五行》帛书缀合最后没有彻底完成，我没能交卷，辜负了李先生的厚望，它成了我心底里永远的愧疚，这大概就是父亲所说的付出代价吧。1981年春我离开红楼不久后，据说那位领导也被迫调离了古文献研究室。2007年由李先生执笔以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名义在《文物》第7期，发表了《马王堆汉墓帛书〈式法〉释文摘要》。

三十年前这段尘封的往事，今天早已消逝在人海云烟尘世中，而沉淀下来的是一代学者的尊严与坚守，是非荣辱，明晦恩怨，如今留在记忆中已化作一个时代的符号，随着岁月流逝，已变得微不足道了。1 991年10月，我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邀请，与饶宗颐先生合作编纂《甲骨文通检》，同时兼任饶先生的学术助手。1992年底，我在电话中得知李先生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调到清华大学历史系，于是由饶先生提议，李先生策划，共同发起创刊一个杂志，也就是今天中山大学饶宗颐研究院主办的《华学》。

同年12月25日，接到李先生给我的长信，从出版方案到创刊内容，做了非常详细的规划和建议，其立意高远，跳出先秦历史文献格局，扩展至唐代，强调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并且介绍了清华建立恢复文科项目，希望饶先生与汉学所互成“犄角之势”。他写道：

饶先生创办的刊物，自然一定要办得很好，我建议内容侧重唐（在内）以前历史文化、兼及其他，并强调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使饶先生所开拓之学术领域发扬光大，其作者似在大陆学者之外，还应有港澳台湾以及海外学人，这方面的组稿，不知可否由您多做一些工作？

我曾在电话中向饶先生报告，清华大学汉学研究所已在10月14日正式成立，北京清华自1985年逐渐恢复文科，目前已有两系（中文系、社会科学系）三研究所（思想文化所、教育所、汉学所）及一汉语教学中心（教留学生）。汉学所的宗旨在于研究文化传统并与海外汉学界交流，我兼所长全系义务，但当竭诚以赴，深望得到饶先生指导支持，饶先生计划中的研究机构发轫，汉学所亦可联络，成“犄角之势”。如饶先生杂志需依托一单位出版，我想清华汉学所可以承担，最近我会再函饶先生一陈此事。

李先生这封信写给我，其实也就是让我转达给饶先生，饶先生听之激动不已，马上要我告知李先生他一定想办法。当务之急是如何筹款，为此饶公联系香港著名企业家，最终不获。1994年3月，适逢泰国侨领潮汕同乡郑午楼先生创建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华文化研究所成立大会，郑是泰国著名实业家、社会活动家,也是泰国华文教育复兴的推动者。他邀请饶先生、季羡林出访泰国。饶先生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借助泰国华侨之财力来弘扬国学。饶先生提议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中山大学与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华文化研究所合办一份不定期的《华学》杂志。经过一年的筹备，创刊号终于在1995年8月问世，由中山大学和北京紫禁城两家出版社轮流坐庄。

自发刊以来，《华学》聚集了一批国内外最优秀汉学专家的论文，内容完全按李先生信中所策划的那样，从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直至唐代研究，包括中外文化比较研究，涵盖的学术领域有历史、哲学、语言、古典文学、古文字、考古、地理专业等，内容丰富，影响很大，真正体现了弘扬中华文明和传统学术文化的宗旨，深受国内外学者好评。《华学》的成功，显然与李先生和饶先生的威望以及互相的配合分不开的。其南北呼应，印证了李先生所说的“犄角之势”。岁月荏苒，一晃十余年过去，直至2008年，李先生由于开展清华简整理研究工作，已无暇主持《华学》，从而退出主编，改由中山大学饶宗颐研究院主持。

那些年，因为这份《华学》杂志，李先生与饶先生信息往来频繁，二位学人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记得每次饶先生拿到李先生寄来的《华学》，总是爱不释手地翻阅，抑制不住欣喜地对我说：“《华学》的文章比我想象的要好！李先生不容易啊！”

2019年2月25日李先生与饶先生相隔一年后离世，他们创办的《华学》还在继续。一份杂志，背后的坚守与努力，凝聚了两位学者的学术追求，也留给我们那一代中国学人的情怀与真诚。其视野的宽广与包容，新的思维与方法，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学术遗产。今天《华学》能够不断取得成绩，正是二位学术大师引以宽慰的。

窗外阳光一片明媚，在感悟春天生命美好的同时，感伤李先生离我们远去。清明到来之际，谨致我对李先生的深切思念，感谢他多年来对我在学业上的帮助与提携，也有厚爱与宽容。

[注]裘锡圭《论“历组卜辞”年代》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中华书局1981年；林沄《小屯南地甲骨与殷墟甲骨断代》，《古文字研究》第9辑，中华书局1984年；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第四章 殷墟王卜辞时代分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黄天树《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2007年，科学出版社。

（作者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