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稀方：陶然的告别
（一）
你径自而去，留下满目疮痍，和无尽的回忆。
昨天下午香港有一个读书会，由王良和与陶然对话，这是一个香港年轻作家和资深作家的碰撞，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就相关问题和主持人周洁茹进行了沟通。然而就在昨天晚上，我还在想“对话”如何的时候？突然传来陶然去世的消息。我不相信是真的，后来打了电话，才知道，陶然白天感到呼吸不畅，就去了医院，然后不到一小时直接就去了另一个世界。
我在朋友圈里说：“人说没就没了，做事还有什么意义？”现在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给《香港文学》组织纪念陶然的“专辑”，并且清理自己的思路。只有安顿好此刻心情，才能重新面对今后。
这是第二次给《香港文学》组织专辑，第一次是应陶然之邀组织“香港回归十周年”专辑，这个专辑发表于2007年第7期，那时候陶然还雄姿英发。
陶然去世为什么给我们这么大的shock？我想了一下，大概是我们一直没有真正注意到他的年龄。陶然不但面相清癯，并且心态年轻，和我等在一起称兄道弟，插科打诨，让我们都忘了他的辈分。
回想近年来的陶然，忽然觉得很神奇，他似乎有预感，早就在有条不紊地为自己的离去做准备。
2015年，《香港文学》举办了“《香港文学》创刊30周年两岸四地文学研讨会”。这次会议规格高，规模大，是《香港文学》的一次历史性总结，当然也是陶然的人生总结。陶然在1985年就参与了《香港文学》的创刊，2000年后更是担任总编。会议请我做最后总结，为不至于在两岸四地学者面前班门弄斧，我把《香港文学》杂志都看了一遍。这也是我后来研究《香港文学》杂志的开始。月前，《大公报》开始连载我写的《<香港文学>与香港文学》，已经发表四期，下一期正是涉及陶然的部分，可惜他看不到了。
2017年底，陶然离开了《香港文学》总编的岗位，让年轻作家周洁茹继任。陶然并没有立刻离开，而是担任顾问，辅佐周洁茹。周洁茹虽然年龄不大，但早就在内地成名，既有资格，也有能力，经过一年锻炼，已完全胜任了。就在去年年底，周洁茹正式接任总编，几个月后，陶然就放心离去了。
近来，陶然开始有意识地写一些回忆性文字，涉及不少华文文学界的朋友。文章详细描述自己与朋友交往的各种细节，被刘登翰先生称赞为活的华文文学史料。现在看起来，他竟是在一一和朋友叙旧，了断此世缘分。
更加奇怪的是，今年春节他忽然自制了一个影集，总结自己的一生。看到的人都觉得有点蹊跷，他自己都不知道，但神知道，这是最终的告别！
（二）
我最后一次和陶然见面，是去年12月3日。香港三联和《香港文学》举行香港三联版《小说香港》读书会，陶然也亲自来了。对话者除陶然之外，还有陈国球和刘俊，观众不少，也不乏重要人物。陶然虽然是主角，但讲话不多，这很符合他一贯不突出自己的特征，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他讲过什么了。所记得的是晚上他们招待吃饭，有一道菜喷着烟与火，蔚为奇观。饭后告别，本已分开，陶然又走回来，告诉我们怎么去地铁。望着他消失在灯光暗淡的街头，我没有意识到，这是我与陶然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了。
至于我最初是什么时候和陶然认识的？已经很模糊了。陶然在文中也说，不记得什么时候认识我的？但他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
据他说，有一次华文文学会议的时候，他来访南京大学刘俊教授，我正好和刘俊住在一个房间，由此就见面了。他在文中提到，我当时说：“早知大名，但没敢主动去打招呼。”他感叹：“我有那么可怕吗？”作为作家的陶然果然敏感，这的确是我的特征：不主动和人打交道，特别是不善于和名人打交道。认识陶然以后才发现，他虽然是名人，然而也是一个不主动的人。他世事洞明，然而少言寡语，有一种文人气质。
据我的记忆，至少在2003年北京三联版《小说香港》面世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记得他和我谈论过这部书，并且提出过意见。这部书中对于他的评价，他并不是都认可，不过在次年的“第五届香港文学节”上，陶然还是隆重推荐了这部书，这是他的无私之处。
后来就经常听到陶然先生的电话了，是他为《香港文学》约稿。陶然经常抱怨，香港写文学评论的少，于是我就成了被拉稿的对象。陶然编辑《香港文学》时期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在刊物之外又编了一套“香港文学选集系列”丛书，将刊物的优秀作品按照“小说”“散文”“笔记”等类型编辑成书。这套书已经出过好几批，每次都要推出一个评论专辑，我有幸也写过几次小说评论。
和熟悉的朋友在一起，陶然也不多说话，但经常冷幽默。有一次，在铜锣湾会议上，晚上我们几个朋友刚聚到一起的时候，陶然愤愤不平地批评刘俊教授，“刘俊本来和我说话，一见到台湾美女和他打招呼，立马屁颠颠地就过去，再不回来了，完全置老朋友于不顾！典型的‘见色忘义’！”大家哄笑起来，刘俊教授涨红了脸争辩，于是四周立马“充满了快乐的空气。”后来每次开会，都成了和陶然等朋友的聚会，至于会议内容倒反而记得不太清楚了。
陶然曾在文中提到，在南昌开会的时候，我们几个正在咖啡厅聊天，忽然有一位海外年轻女作家走过来，对我说：“你很像我的初恋情人”，引起哄堂大笑，我大窘。从此，“初恋情人”就成了陶然取笑的由头。陶然写我的这篇文章，发表于《文汇报》，题为《昨日纪·赵少爷》，我一直有点纳闷，我何以成了“赵少爷”？看起来我在陶然心目中肯定是不太靠谱的，可惜现在已经没有机会再问他了。
也有乐极生悲的时候。2013年9月28日，江苏师大举办“陶然创作30周年研讨会”。老朋友见面，大家照例高兴。不料，作为陶然北师大老同学的曹惠民教授，在会场PPT上亮出了陶然的一些老照片，并为之动容流泪，会场一片唏嘘，霎时跌入怀旧和感伤之中。现在看起来，曹老比我们先知。
有了微信以后，和陶然的联系就更密切了，特别近来研究香港报刊和《香港文学》杂志，颇多向他请教的时候，这些在微信纪录上都保存下来了。有些是资料方面的，如《香港文学》创刊时主编是如何确定的？开始的时候为什么左派的作品比较少等等。讨论的话题，则比较广泛，有关于刘以鬯的，有关于罗孚的，如有关于大湾区文学的，有关于香港作联的等等。作为多年《香港文学》当事人，陶然有内幕也有不少苦衷，和我说完以后，经常告诫我：“不能外传”，所以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三）
陶然最近发表文章，写到自己的南洋、北京和香港三个家，认同颇感困惑。我看了以后，忽然觉得以前对于陶然的定位过于分明。陶然以前对于《小说香港》的意见，看来不是没有道理。以前我们基本上把陶然作为南来作家的代表来谈，谈陶然在内地形成的价值观与香港资本主义社会的冲突。陶然其实与别的作家毕竟还是有差别的，他的漂泊的背景让他有一种“离散”的眼光。所谓离散，既有文化游离之苦，其实也有超越文化界线所带来的超越性眼光。
陶然前期有一部中篇小说，题为《天平》。这部小说在1984年在马来西亚《星州日报》和大陆《台港文学选刊》创刊号发表后，因为较早涉及“九七”而引起争议。这是一部爱情小说，涉及香港年轻女性杨竹英对两个男人的选择：她对黄裕思较有感情，但连福全却能够带她移民美国，逃避“九七”，于是她选择了连福全。这种结局不能为左翼的评论所接受，论者批评说：小说人物不典型，像杨竹英这样崇洋媚外的女孩在香港很少。后来我们知道了，陶然是有预见的。
在《香港文学》的编辑上，陶然的“离散”的特色也很明显。2000年陶然主编以后，取消了《香港文学》以括号注明国籍的做法，不过所编的国别华文作家专辑比以前反而更多了。除台湾、东南亚、北美、欧洲、澳洲几大块以外，在《香港文学》发表作品的华人作家还有来自于澳门、日本、南美等各地区的华人作家，地域相当广泛。这种选择显然与陶然本人的背景有关，事实上也涉及到香港文学的独特定位。香港回归后，有人认为它已经成为中国内地的城市之一，成为省籍文学，重要性下降。其实不然，香港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的中心，这一点无可替代，也是它对于中国文学的最大贡献。
正因为如此，我一直没有离开过香港文学研究。未料到，近年来香港文坛连续痛失也斯、刘以鬯、金庸几位大家，这次又轮到了陶然。这四个人说起来非同小可，刘以鬯和金庸是1949年后香港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翘楚，也斯和陶然则分别是第二代本土作家和南来作家的代表人物。老年一代和中年一代作家竟然同时离场，这对于香港文学无疑是一个摧毁性的打击。香港文学的前朝，快要被风吹雨打去了。
陶然（1943.9.27~ 2019.3.9），原名涂乃贤，广东蕉岭人，一九四三年出生于印尼万隆，后去到北京读书，一九六四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一九七三年移居香港开始小说创作，著有长篇小说《追寻》、《与你同行》、《一样的天空》；中短篇小说集《蜜月》、《平安夜》、《岁月如歌》；短篇小说集《窥》、《连环套》；微型小说集《表错情》、《美人关》、《一笔勾销》；散文集《此情可待》、《回音壁》、《侧影》、《绿丝带》；散文诗集《夜曲》、《黄昏电车》、《生命流程》等各类专著四十余本。他的创作关注香港贫富差距与新移民的生存状态，体认香港市民阶层的喜悲，描摹大时代下的小人物剪影，被誉为香港的“清明上河图”。
曾任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编辑、香港《中国旅游》画报副总编辑、《香港文学》总编辑。香港作家联会执行会长、世界华文文学联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校友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苏州大学客座教授、广东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高等院校香港校友会联合会副会长。曾任多项文学奖的评审委员。亦为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文学艺术专业顾问、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艺术顾问。荣获「2016年度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嘉许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