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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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力求做到为人与为文相统一。生活不是演戏，人不能在生活中当戏子。

杨晓澜：王老师，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您基本每隔几年就有新作，似乎建立了一种属于自己的写作节奏和速度。您一般在什么时候写作状态最好？是否会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每天的写作和生活如何安排？

王跃文：晓澜，很高兴接受您的采访。我的写作状态很从容，但并没有从容的写作时间。假如时间更充裕些，我也许会写得更好些。过去在政府机关上班，我只能晚上写作。自从到了省作协工作，便改掉了晚上写作的习惯，晚上多用来阅读。我目前过的是上班族的生活，每天早上七点左右起床，单位有事就去单位，单位没事就在家里写作。我不算太年轻了，但尚无年龄方面的困惑，年龄对生活和写作都没有影响。

杨晓澜：省作协主席其实有很多工作要做，这种繁忙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您的创作吗？工作中的“王跃文”和作品集中的“王跃文”是同一个人吗？

王跃文：我的工作同写作并不冲突。作协是替作家们服务的，那些工作都可以看作学习。比如，为作家们张罗作品研讨会，需要看别人的作品，有机会听多方面意见，自己也在其中学习。我力求做到为人与为文相统一。

杨晓澜：作为长销和畅销书作家，您社会影响力大，人气足，兼有个体和公知的身份。这种身份是否会影响您的生活？看您在微博和粉丝互动很多，媒体人和您对谈也很愉快，您是怎么看待和处理与读者和媒体之间关系的？

王跃文：我只知道自己是个作家，没有想过其他身份。我也不想刻意塑造自己某种身份。生活不是演戏，人不能在生活中当戏子。我同网友互动，同媒体交流，都见情见性。我甚至会同不讲道理的网友争执，有时也忍不住骂人。我的争和骂都是有道理的。有些人却不讲道理，他可以随口伤人，作家稍稍露一下情绪，他就教训你要注意身份。作家也是人，作家不能因为自己客观上成了公众人物，就成舆论上的弱势群体。我尊重所有的人，包括读者和网友，但我们都是平等的。

杨晓澜：在微信上看到您晒了不少与老家有关的图片，回老家漫水多吗？是否也像湖南本土作家韩少功一样经常去村庄走走，进行一些实地调查，积累写作素材？

王跃文：我目前没有少功先生那么多时间呆在乡下，但只要有时间就回老家看看。父母尚在老家，是我很重的牵挂。我喜欢故乡的山水，喜欢吹故乡的风，喜欢听故乡的虫鸣鸟叫。我睡眠很不好，但回到故乡通常会睡得非常安宁。只要回到乡间去，不用刻意采风或调查，活生生的岁月之风就扑面而来。

杨晓澜：您的小说《漫水》中充满了诗情画意，《爱历元年》中那首孩子写给母亲的诗感染了很多读者。您的夫人张战女士是一位优秀的诗人，您还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其中一个儿子是优秀的摄影家，这种家庭氛围对您的小说创作有较大影响吗？很好奇，您在家中怎么扮演自己的角色。

王跃文：作家间通常很少谈文学，我同夫人却是经常谈文学的。我们驾车旅行，我们一起散步，都会谈文学。我们并不那么一本正经地谈，但无意之间就会扯上文学话题。我们俩谈文学是愉快的事。我同孩子们的关系，更像朋友间相处。我基本上不会板起脸教训他们，当然我很生气的时候也会朝他们发火。但是，孩子们都很理解我，从来不会责怪我说话声气不好。我没有为孩子们定太高的人生目标，只求他们善良、勤劳、正直、有责任心。长沙方言里有很多粗鄙话，但我的孩子们嘴里吐不出一个脏字。倒是我这种受污染太重的人情急之中会说粗话，孩子们便会朝我吐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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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介意别人对我所谓官场小说的类型化界定，自己的争辩也是徒劳的。

杨晓澜：不少读者和评论家把您的小说看成官场小说，您怎么看“官场小说”这个定义？“官场”的意义似乎远远超过了“小说”或者说“文学”的意义。大众对“官场小说”的理解是否存在误读？您是否介意部分读者把您的小说类型化？

王跃文：作家被贴什么标签，完全由不得作家自己。我反对任何标签，但也没有办法。听之任之吧。

我们翻开《现代汉语词典》可以知道，“官场”二字其实是个贬义词。我记得旧版原文大概是：旧时指官吏阶层及其活动范围，贬义，强调其虚伪、奉迎、欺诈、倾轧等特点。《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在“贬义”前面加了四个字的修饰，变成“一般用于贬义”。可见，“官场”这个贬义词在最近二三十年用得太普遍太频繁，词典的修订者们不得不顺应时代了。但是，当人们用这个贬义词称呼中国一个人群的时候，意味就有些严重了。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读者看官场小说其实是在看社会现实。可作家写作，未必仅仅就是为了揭黑幕。作家写作意图同读者阅读意图不同，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今天的中国人太习惯从社会学意义上，或者政治意义上评判文学作品，这是非常片面和狭隘的。

我并不介意别人对我的所谓官场小说的类型化界定，自己的争辩也是徒劳的。有时我会调侃：假如粗暴的小说类型化概念成立，那么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就是渔业小说，雨果的《悲惨世界》就是犯罪小说，《红楼梦》则是青春小说，《西游记》则是穿越小说。

杨晓澜：您是国内少有的能在多题材资源上挖金的作家，相对于他们的深掘一口井，您是多点开花，把现实官场题材、乡村题材、历史题材都拿捏得很好，写出了《国画》、《漫水》、《爱历元年》、《大清相国》等优秀作品，这是怎么做到的？

王跃文：我并不觉得自己有多高的文学才华，更谈不上什么文学成就。我的写作题材较为广泛，只因为我凡动心的题目就会认真完成作业。至于作业能打多少分，读者说了算。我的写作没有太多框框，更没有要流芳百世的焦虑，能做到的就是真诚而负责地写作。中国有很多优秀作家，我真心向他们致敬，但未必向他们学习。写作各有各的路数，作家需走适合自己的路。

我在文学上是不怎么自信的，越是听别人谈文学头头是道我就越不自信。我的作品未必那么好，无法把自己的作品谈得天花乱坠。我很怀疑自己的欣赏水平。我也不敢妄自评论别人的作品。假如我的作品不受读者欢迎，我会认为这是失败。也许有的作品越是优秀就越是小众，但我不具备这种小众品质。

杨晓澜：《大清相国》等作品处处有一股知识分子的担当气息，您的写作不仅仅是写作，不只是写本小说玩玩，而是有一种社会责任，用文学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王跃文：我不相信用文学能解决什么问题，文学没有那么神奇的力量。但是，我承认自己是个有责任心的作家。我创作《大清相国》这样的小说，既没有借古讽今的立意，更没有古为今用的野心。我想表达的仅仅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对先贤的敬慕，先贤身上的很多可贵品质太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了。

杨晓澜：相对于《国画》、《苍黄》、《朝夕之间》、《大清相国》等官场题材小说，您好像更为钟爱那些取材乡土的“孩子”，包括早期的《雾失故园》、《冬日美丽》、《也算爱情》，中期《桂爷》、《乡村典故》和2012年创作的《漫水》等，为什么？

王跃文：我说更喜欢自己那些关于乡土的小说，可能是因为写作的时候心灵感受更加熨帖吧。我太熟悉自己那片故土了，写作的时候五官全都是张开的，各种气息流贯我的五脏六腑。写作《漫水》的时候正是冬天，我透过空中薄薄的雪花就能穿越乡村的整个四季，过去半个世纪乡亲们的故事都涌入我的脑海。《乡村典故》的创作冲动来自于一个真实故事，即有位老乡丢了一头牛的遭遇。那些世代耕种的乡亲们，就像村野无声无息长着的树，岁月的苦难只是让树皮多些伤痕，却依然沉默地挺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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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只需要一个，多出半个都是多余的，都是毫无意义的。

杨晓澜：乡土小说会不会不如这些“官场小说”受关注？

王跃文：乡村小说不如所谓官场小说那么受人关注，这种现象非常正常。可以说，功利、浮躁和焦虑是极普遍的中国病。我们没有耐心关心自己利益以外的事情，我们静不下心来关注肉体之外属于灵魂的东西。我们被物欲奴役着，我们跳不出三界外。官场小说之所以受关注，只因它所写的生活让每个人都有切肤之痛。当然，我们关注自己生存空间并没有错。作家没有理由抱怨读者不爱自己的作品，就像厨师没有道理抱怨食客不爱吃自己做的菜。读者有选择的自由，听其自然吧。尽管如此，我仍要说，自己官场以外的小说写得更好。

杨晓澜：很多人把《漫水》拿来和沈从文的作品相比。我觉得，文学的比较其实毫无意义，每部优秀的作品都有其独特一面。《漫水》有一些沈从文小说的气质，但俗世的欢喜忧乐更浓，人情世故更多。

王跃文：沈从文是伟大的，我并不敢同他相提并论。《漫水》出版后，确实有不少人将之与《边城》相比较，但我非常害怕别人说我的《漫水》像《边城》。齐白石先生说过：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我宁愿自己的小说同沈从文先生的小说相差十万八千里，也不愿意我的小说像他的小说。像他的小说，我就彻底完了。沈从文只需要一个，多出半个都是多余的，都是毫无意义的。文学的残酷性就是如此。就像评论界屡有人说残雪是中国的卡夫卡，我觉得这丝毫不是夸赞。卡夫卡只需要一个，不需要第二个。残雪就是残雪，不是别人。我非常喜爱沈从文的小说，几乎读过他写的每一个字，气质血脉上也觉得有相近之处。

沈从文写《边城》，主观上是想写出一种“健康、优美、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可是，字里行间又多么无奈和忧愁！那是对宿命与孤独的不可抗力的哀愁！这也许就是人类的宿命！《边城》写得多么美而空明，又多么深刻！我写《漫水》时并未想起《边城》。漫水是我出生的村子，这个村子现在还叫漫水，我从小在村子里长大，我的父母现在还住在那里，那是我的乡愁之地。《漫水》是写我记忆中的乡村，也许我把记忆理想化了。我努力回到我记忆中的场景，像婴儿牙牙学语一样，模仿余公公和慧娘娘们说话。但是，我在向我记忆中的乡村做深情回望的时候，我并不想只是一味地抒情，我会忍不住进行理性的审视和思考，我想看清楚他们的来路与去路，也许在不自觉间还试图破解我的乡村的文化密码。如果一定要与《边城》相比，除了向《边城》致敬，我觉得，《漫水》在诗意与温情之外，可能更多一些冷峻的现实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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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的庸常人生皆可为文学，每一张平凡的脸上都刻着历史风云。

杨晓澜：您一直在记忆的乡村做深情的回望。记得您曾说；“文学有时在远望，而更多时候是在回想。”您的小说创作一直这样，从所谓的“官场小说第一人”到乡村的回望和思想者，表面上看是回想，是退，其实是以退为进，退到故土退到村庄这样一个静谧的地方，去寻觅和思考。

王跃文：写作是面向未来的，但多需退到过去而面向未来。或许，作家退得越远，面向未来的发声就会越辽远。创作需要某种历史维度，而退则创造了这种历史维度。作家可以放下当下生活的喧嚣，却不能回避我们走过的路。

杨晓澜：是这样，写作的时间越长，越能感受回想的重要性。我发现，在您的作品里，《苍黄》等小说主要是以故事为叙述推动力，《爱历元年》主要是以日常生活为叙述推动力，《漫水》主要是以节奏和气韵为推动力，不同的作品有不同的写作方式，这是不同题材的需要？还是您不同阶段的回想和思考？

王跃文：我的写作多为某种自然呈现，不同的小说有不同的主体风格，不同的结构方式和内在节奏。这些都不是刻意的，而是小说中的那些生活在笔端的自然流泻。总体来说，我的小说写的都是日常状态。每一个人的庸常人生皆可为文学，每一张平凡的脸上都刻着历史风云。

杨晓澜：阎连科说，我们的作家现在太明白写什么和怎么写了，太清楚了去处和路径，太知道了写作的一切奥秘和弯曲，幽暗和光明。而您强调一种慢下来的写作，无论长篇和中短篇小说都是在朦胧混沌的状态下进行，正如您刚才说的，按照日常生活，自然而为，这种“野蛮生长”放养似的状态真的很奇妙。

王跃文：我不是阎连科说的那种技术派作家。看有些作家的作品，不留神就被其技术迷惑了。有些小说读来似乎津津有味，但掩卷一想其实没写什么东西，或一件很简单的事被写成了花枝乱颤的小说。我要求自己的小说是充实的而不是空洞的，是真诚的而不是虚假的，是朴拙的而不是奇巧的，是能让大众动容的而不是曲高和寡的。

杨晓澜：真诚朴实的写作越来越弥足珍贵。有些作家只要一部作品很成功，就会一直按照读者的诉求写下去。在您的“官场小说”如此红火，读者如此众多之时，您却突然转向乡土，除了考虑读者，您更多的是不是在考虑要翻新自己、挑战自己，写出另一种新的超越的可能？

王跃文：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更多读者的认同，但不会为了吸引读者而扭曲自己，更不会刻意地迎合读者的阅读希求。我永远是我笔写我心。我与当代读者生活在相同的时空，呼吸着相同的空气，经历着相同的艰难，总之我相信自己同读者的心气是相通的。我的文学创作就是把我们共同的生活经验用文学呈现出来，这是我们一代人或几代人共同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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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中年，我曾以为自己得了抑郁症，不停地追问生命的意义，追问自己生活的意义，却找不到答案。

杨晓澜：据调查，现在一年有近5000部长篇小说出版，同质化的不少，对于您这种持续写作的作家，会不会有危机感？担心有一天读者不满意。

王跃文：中国作家如果担心没读者，那就太没出息了。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作家稍稍出众就会有自己的读者。我同国外的作家同行交流，他们知道我的盗版书动辄几百万册，惊得目瞪口呆。很多中国作家的作品发行量，等于有些小国的总人口。中国作家需要考虑的是自己好好的写，而不需为有无读者而焦虑。

杨晓澜：有评论家认为您的新作《爱历元年》描写中年危机，您认为中年危机的本质是什么？您是否会面临中年危机？

王跃文：中年危机是客观存在的。年轻的时候，我也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中年危机，只有自己进入中年才知道这个生理期是真实的。刚刚进入中年的时候，我曾以为自己得了抑郁症。我不停地追问生命的意义，追问自己生活的意义，寻找新的创作突破点，却找不到答案。那是一种内在的走投无路感，一种荒寒与虚无。我周围的朋友也有这样的情况。他们很多都功成名就，家庭幸福，却像一个个空心人，天天呼朋唤友，时时又说空虚寂寞，找不到内心真正的充实快乐。人过中年，生命短暂，人生的意义也许还没有敞亮显现。另外，父母开始老迈，孩子尚未成人，事业成败早已成局，过去的岁月有无意义也值得怀疑。中年危机是桩桩件件的事实，而不是玄妙的概念。我想把它写出来，也想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继续探寻。我想，孤独、荒寒和虚无，是不是就是人类真实而无法解脱的宿命？这种宿命感也许都在中年时期强烈地凸显出来而已。《爱历元年》涉及到很多话题，中年危机只是其中的一个。

杨晓澜：的确，《爱历元年》是一面日常生活的镜子，反射出社会万象，还反映了中国社会几十年的历史变迁和人性的变化，有很多话题和内容值得探讨，那么这部小说是否达到了您自己的期待？

王跃文：《爱历元年》离自己的预想有距离，但还算过得去吧。今后如有可能，我会对这部小说作修改或再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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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需要被照亮，也需要正义与光明引领，这就是文学存在的理由。作家应该是仰望星空的人。

杨晓澜：您的小说里有不少地方突出命运的悲剧色彩，有信命宿命之感，但不管怎么写，总还是给人一种光明，在冷峻之中衍生希望和温暖，不知道我的理解对吗？

王跃文：同意你的理解。谁能把命运之类的东西讲清楚？作家的写作不必太理性，什么都想得清清楚楚是写不出好作品来的。作学术研究需要条分缕析，文学创作切忌如此。

杨晓澜：您的作品蕴含深厚的传统文化精神，您的为人也很有儒家风范。我知道您经常抄写论语、唐诗宋词，熟读《鲁迅全集》《红楼梦》等文学经典，谈谈自己的阅读吧。

王跃文：我抄《论语》因为喜爱也因为练字，读唐诗宋词为的是学习中国诗词的意境和简约文风，喜爱鲁迅除了文学原因也因崇敬先生的人格，而《红楼梦》则是我多年的枕边书。谈不上哪位作家对自己的影响深刻，但总体选择是读经典并反复地读。我不认为经典会过时，哪怕最古老的文体上尚觉幼稚的经典都是不会过时的。比如，人类最早的经典大多是原始语录体，《论语》如此，《理想国》如此，所有宗教经典更是如此，但这些经典都是永恒的。假如今天的作家仍采用语录体写作，只要能写出《论语》《理想国》或《圣经》，照样会是经典。

杨晓澜：怎么评价自己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写到今天，您的文学野心是什么？

王跃文：很巧，我接到这个采访稿，正是我发表作品28年的日子。1988年8月8日，我的一篇小散文《书房小记》发表在《湖南日报》的湘江副刊上，这是我的文学处女作。这么算来，我从事文学创作28年了。我是不由自主走上文学之路的。我从小热爱文学，但中年以前没有当专业作家的打算。2000年左右，我下定决心靠写作谋生。我至今都没有太多文学野心，惟愿自己把小说写得更好些而已。

杨晓澜：木心说，文学是我的信仰。您曾说，文学是一种与梦有关的事业。文学到底是信仰还是梦想？问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文学有用吗？

王跃文：对我来说，用信仰这个词似乎还是太重了。文学看似无用，实有大用。很多时候，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文学创作除了进入出版行业后才是一种经济行为，其他环节似乎不产生实际的物质利益。一个功利的社会会蔑视没有物质利益的事物，这是可悲的。人类从来不是仅仅依靠物质才生息繁衍下来的。人类如果没有灵魂，没有精神追求，这个地球上不过多了一种野生动物而已。人类的体格远不如很多猛兽，如果仅仅只是物质地活着，只怕也早就灭绝了。王尔德说，我们都处在沟中，但仍有人在仰望星空。作家应该是仰望星空的人。人类需要被照亮，也需要正义与光明引领，这就是文学存在的理由。任何作家的个体劳动都是渺小的，但文学的火炬靠我们所有作家共同举起来。

杨晓澜：除了《漫水》，您最近还在创作同题材作品。这几十年，农村变化可谓翻天覆地，有没有试图想用这些小说去思考一些乡村存在的现实问题。

王跃文：我们过去都太习惯从社会学角度看待文学，读者和作家都很难逃脱这种思维模式。我的中篇小说《漫水》只是作家用文学眼光看待生活，而接下来的同题材长篇小说也是如此。我只会用真实的细节和故事勾画乡村变迁和时世流转，完成乡村和乡村人物的命运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