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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孙甘露:岸边的灯塔就伫立在那儿

来源:现代快报 | 陈曦  2019年03月18日09:23

孙甘露 牛华新/摄

作为已被写进了当代文学史的一拨人,牙医余华、裁缝残雪、邮递员孙甘露,因职业身份特殊,在“80年代先锋作家群”中形象鲜明。其中当过十年邮递员的孙甘露,以超强的文体实验性,似乎在先锋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彻底。他的《信使之函》和《我是少年酒坛子》被编进了教材,过了30年还在重印。但他大概有十多年的时间没有发表新小说了。

两周前,孙甘露来到南京,参加第二届“青春文学人才计划”评审,又到南京师范大学江苏当代作家研究基地给学生们上课。间隙之中接受现代快报记者采访时,他回应了“为何写得这么少”的问题。

他说,作为写作者、文学工作者、文学活动推广人,他没法在众多角色中自己刻意去挑一个身份,“事情来了就得去做,没的选”,但他强调,“不是说我很勉强地在做这事。不是的。我愿意做这些事。我觉得为大家做点事情是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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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去上海,如果没去思南公馆的读书会,会显得特别没有腔调。这处新崛起的上海文化地标,是孙甘露和同仁们一手打造的。

2014年2月15日,王安忆走进思南公馆,第一场“思南读书会”就此开启,从此以后,每周六下午准时相约,迄今已经持续了三年。

李欧梵、刘恒、格非、韩少功、贾平凹、陈思和、毕飞宇等华语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奥地利重量级作家彼得·汉德克,法国哲学家夏尔·佩潘等海外作家、学者都曾来此交流。

奈保尔在上海度过82岁生日,“诗歌之夜”上千个读者的热情让他惊叹。英国作家大卫·米切尔把他在这里的经历写进了他的长篇小说《骨钟》,“我们从来没想过任何文学作家拥有如此规模的热情粉丝。”

2017年2月25日,“思南读书会三周年”,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管、主办的综合性大型文学双月刊《思南文学选刊》正式面世,孙甘露任主编。

将阅读活动日常化、常态化,是孙甘露这些年倾尽全力在做的一件事。沪上媒体干脆称他是上海文学活动的“带头大哥”。

对此,孙甘露说:“无论思南读书会,还是《思南文学选刊》,实际上都是从上海书展延伸出来,是政府在支撑。”

2011年,上海书展增设“上海国际文学周”环节,孙甘露任总策划。由于书展现场比较嘈杂,不太适合进行深入的讨论,所以考虑搬出来,第三届就把文学周的作家交流活动放到思南公馆。

做完后,作家和媒体都感觉不错,就考虑做一个常态化的读书会,一周一次。几年下来,思南的读书活动已经应接不暇,一周两场、三场都属正常。

到今天,国际文学周已经做了9年,思南读书会是第6年,两年前又创刊了《思南文学选刊》,它们都是整个序列上的一环。后来几家单位又合办了思南书局,还开了书店。

“我认为南京也一样。本地的作家、学者、研究者就很多,每年过境的、来访问、来开会的也很多。如果我们能有这个便利和资源,把它汇聚起来,为什么不能分享给社会?”孙甘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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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2018年,可以说是长篇小说“井喷年”,一些重量级作家的大部头作品纷纷面世。

一直有传言,孙甘露在写一部新长篇。就在去年年初,出版社还放出消息说,这部小说有望年内出版。但靴子迟迟没有落地。

对于还在写作中的小说,孙甘露不愿多谈,“因为你很难谈论没有完成的东西,写作过程中你的想法也在变化。”

同行的作品他倒是看了不少,李洱的《应物兄》、韩少功的《修改过程》、王安忆的《考工记》,他都比较关注。一方面,这些年参与评审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必须关注;另外身为写作者,即便不参与这些事情,也是要读一读的。

孙甘露职务身份特别多,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浦东新区文联主席、《萌芽》杂志社社长、《思南文学选刊》杂志社社长……

大量的事务性工作挤占了写作时间,“为什么写得特别少”这个问题,自然也就有了答案。“你在机关上班,人财物都是非常具体的事情,谁要请病假了,印刷费用要涨了,做活动邀请什么人,要到哪里去,还有大量的会议……”

1986年,孙甘露发表成名作《访问梦境》,随后的《我是少年酒坛子》和《信使之函》,使他在马原、格非的叙事美学探索,残雪的冷漠人性挖掘之外,呈现先锋小说的另一种维度——小说语言美学的实验。

王朔说:“孙甘露当然是最好的,他的书面语最精粹,他就像是上帝按着他的手在写,使我们对书面语重新抱有尊敬和敬畏。”

陈晓明说:“不管从哪方面来说,不管人们是否有足够的耐心,都有必要读一读孙甘露的小说,否则,人们不能说领略到当代中国小说的最险峻的风光。”

不过,这位铸造了“最险峻风光”的人,自2003年《忆秦娥》之后,有十多年时间没有发表新小说了,虽然这期间他有不下五六种散文随笔面世,但人们还是期待“先锋小说家”孙甘露的再一次出手。会不会感到压力?“不会有。如果我要那么在意,那我肯定就不做别的。”孙甘露回答得很干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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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孙甘露在爱马仕男装发布会上“走秀”,轰动了上海滩。当时他任《上海壹周》总策划,得以有近便机会深入时尚圈。

“当时有一批作家要挂职,去不同领域深入生活。上海洋山深水港那会儿在建设初期,也曾联系过到那边去挂职。但是因为要照顾父母,去那边不方便,就没去。”所以,成为媒体人,也是挺偶然的一件事,“并不是刻意地要去了解”。

但孙甘露对这段经历很看重,“它拓宽了你的视野,让你对报纸的生产流程有了解,你也能接触到各种原先接触不到的领域。”而且,编报纸对广义的写作来说,也是很好的训练,“给报纸写稿,跟你自己在那写,完全不一样,可以让你反观你的写作。我甚至建议有志于写作的人都去当一段时间编辑。”

2013年年初,作家赵长天病逝,孙甘露接下了好友的担子,任《萌芽》杂志社社长,虽然有过多年媒体经历,但对于这份老牌的青年刊物,孙甘露坦言还是有挑战。

上世纪末,《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推出的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一批作家,一出道便万众瞩目。但在文学变得边缘化的时代,刊物的造星功能似乎也在减弱。“新概念作文大赛已经20年,不可能20年一直那么轰动。所谓轰动性、震惊性,肯定就是阶段性。另外,从90年代到今天,因为传播方式的改变,最具震惊效应的,实际上都是些娱乐人物,或者说某些领域人物的娱乐部分。”孙甘露认为,在今天,文学成为相对边缘化的事物,其实才是文学的常态。

“赫尔岑说,什么东西最流行?感冒最容易流行。现在,媒体太多了,资讯也太多了,人的注意力转移得太快,你看网上那些新闻,第二天就被别的东西给覆盖,更不要说一个严肃的写作,还要被辨认、被研究、被传播。作协也好,出版业也好,期刊也好,包括媒体,都在不断地关注、传播、宣传(文学),实际上是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孙甘露说。

当文学不再深度介入公共生活,不再被当成人们精神生活必要部分的时候,投身于文学推广这样的实质性工作,在孙甘露看来是责任使然,也必有意义。

对话

“先锋”不是一个帽子你戴就不拿下来了

读品:评论认为,格非、马原这些你当年的同道们,在写作上纷纷转向传统和写实,你是怎么看的?

孙甘露:其实你细看他们每个人这些年的写作也很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我觉得几个方面,一个是个人的选择,而且它们彼此之间也很不同。你不能简单地说成是转向现实主义的。跟年龄也有关系,年轻时候看问题、看文学、看写作,跟你60岁了再来看,完全不一样。而且80年代这些作家写中短篇写得多,现在长篇写得多,长篇、短篇对写作的要求也不一样。从里到外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变化我觉得很自然。

读品:这个时代还需要“先锋”吗?

孙甘露:先锋永远需要的,并不是说只是某些人是先锋,就一辈子是先锋,或者说,只是你们这些人是先锋。“先锋”不是一个帽子,好像你戴就不拿下来了。不同时代的人,所做的工作,方向也不一样。在这个时代,“先锋”是以这种方式来做的,换了一个时代,可能是在探索其他方面。我觉得这工作实际没有停止过,很多年轻的作家也都一直在不同的方向上做努力,可能跟80年代的方式不太一样。不是说只有80年代这批人写的这些东西才是先锋文学。但是我觉得这个影响或隐或显,它一直是存在的。

读品:现在还有“先锋作家”吗?

孙甘露:我们谁敢说自己是历史的终结者?没人敢讲这个话。我觉得可能性永远是存在的,只是这个时刻还没到来。他们也没有必要写那样的作品。他们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人。我觉得真正有创造性的作家,不可能跟前人是一样的,他不可能做你做过的事情。当然从你的角度讲,他们在文体上或者实验性上不像当年那样鲜明。但这个年代就是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都是应运而生的。80年代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代,这些作品本身面貌各异,但是它肯定不是作为对后来文学的一个规范性的一个力量。

读品:为何花那么多精力在读书会上?

孙甘露:岸边的灯塔就伫立在那儿,这是它的职责和使命,人们在漆黑的地方看到航灯,有指示航道和抚慰人心的作用。或者走夜路,在山野看到远处有灯光,有人家,心里就定了,我觉得读书会起的就是这种作用。

作家写作本身是很孤独的事,也需要安静,但写作的潜在内涵是跟人交流。读书会也好、出版也好、发行也好,跟读者见面也好,都是交流。现在买书这么方便,为什么要去书展?为什么去读书会?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工具、传播方式什么都会改变,但有一点永远不会改变,人跟人要见面,许多隔阂就是靠见面消除。文学主要的功能还是人心,不是竞赛,看你跑多快。

孙甘露 1959年生于上海,1986年发表成名作《访问梦境》,随后的《我是少年酒坛子》和《信使之函》使他成为一个典型的“先锋派”。现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浦东新区文联主席、《萌芽》杂志社社长、《思南文学选刊》杂志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