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鲁迅与章廷谦（笔名川岛）的交往中，有关《游仙窟》标点整理与出版，值得一书。

《游仙窟》系唐人张文成的著作，却不见于中国史籍记载，只在日本流传。直到清人杨守敬著《日本访书志》，方使国人知有此著。章廷谦在北大听鲁迅讲中国小说史时，曾萌生辑录、校订和标点唐代传奇小说《游仙窟》的念头。他的这个想法曾告诉过鲁迅，因而，鲁迅辑校的《唐宋传奇集》没有收录《游仙窟》。对此，鲁迅在《唐宋传奇集》序例中曾有交代：“本集所取，唐文从宽，宋制则颇加决择。凡明清人所辑丛刊，有妄作者，辄加审正，黜其伪欺，非敢刊落，以求信也。日本有《游仙窟》，为唐张文成作，本当置《白猿传》之次，以章矛尘君方图版行，故不编入。”鲁迅还把自己抄录的《游仙窟》借给章廷谦，鼓励章廷谦把这本书标点整理出版，并且为他的标点校辑本作序。

读鲁迅致章廷谦的书信，可知鲁迅为章廷谦标点、校辑此书所做的，远远不止于此。

在章廷谦标点、校辑《游仙窟》的过程中，鲁迅与他时有交谈，包括面谈与笔谈。这种交谈，乃是一种学术上的研讨与指点。例如，关于《游仙窟》的细注，系唐人所作，日本人所作，还是唐时日本人所作，便是鲁迅与章廷谦探讨的一个内容。鲁迅在1926年2月23日给章廷谦的信中说：“记得日前面谈，我说《游仙窟》细注，盖日本人所为，无足道。昨见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则以为亦唐人作，因其中所引用书，有非唐后所有者。但唐时日本人所作，亦未可知。然则倘要保存古董之全部，则不删亦无不可者也乎耳。”又如，对于俞曲园关于《游仙窟》诗的意见与考据，鲁迅也曾作过认真的思考与研究，并提出具体意见以供章廷谦参考。俞曲园在《茶香室四钞》卷十三中提及《游仙窟》诗时说：“不知张文成为何许人，与崔氏妇女狎游唱和，竟成一集。”章廷谦原拟将这些话录入卷首，鲁迅在1928年8月19日给章廷谦的信中说，“曲园老之说，录入卷首，我以为好的”，但同时又对俞曲园所见到的是否《游仙窟》之全本提出疑问。1928年10月18日给章廷谦的信中又说：“《游仙窟》诗，见《全唐诗逸》，此书大约在《知不足斋丛书》卅集中，总之当在廿五集以后，但恐怕并无题跋；荫公考据亦不见出色，我以为可不必附了。”此处所说之“荫公”，便是俞曲园。俞曲园在提及《游仙窟》诗时说的那几句话，以后也没有印入章廷谦标点的北新版的《游仙窟》。

鲁迅为章廷谦校点的《游仙窟》作序，其实也远非那六七百字而已。《游仙窟》要出版，鲁迅当然是作序的最佳人选，章廷谦向鲁迅提出了这一请求，鲁迅没有推辞，也不想以不着边际的三言两语敷衍了事。他在1926年7月9日给章廷谦的信中说：“《游仙窟》上作一《痴华鬘》似的短序，并不需用时，当然可以急就。但要两部参考书，前些日向京师图书馆去借，竟没有，不知北大有否，名列下，请一查，并代借。如亦无，则颇难动手。须得后才行，前途颇为渺茫矣。”鲁迅所开的两部参考书，一部是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另一部则是森立之《经籍访古志》。他还在信中提示：“案以上两部当在史部目录类中。”1926年7月27日将“书目中可用之处”抄出后，就让章廷谦将这两部书还给北大图书馆了。然而，在此不久之后，鲁迅去了厦门，以后又去了广州。他做成《〈游仙窟〉序言》，已是1927年7月7日。1927年7月8日《鲁迅日记》记载：“上午寄章矛尘信并《游仙窟》序一篇，又本文一卷。”此序确实不到700字，却系学术研究之结晶，在对作者张文成即张族鸟的生平及“传于今者”的其他“诚亦多诋诮浮艳之辞”的著作作了考证之后，就《游仙窟》的来龙去脉以及章廷谦的标点、校辑之意义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

《游仙窟》为传奇，又多俳调，故史志皆不载；清杨守敬作《日本访书志》，始著于录，而贬之一如《唐书》之言。日本则初颇珍秘，以为异书；尝有注，似亦唐时人作。河世宁曾取其中之诗十余首入《全唐诗逸》，鲍氏刊之《知不足斋丛书》中；今矛尘将具印之，而全文始复归华土。不特当时之习俗如酬对舞咏，时语如（目兼）（目舌）嫈嫇可资博识；即其始以骈俪之语作传奇，前于陈球之《燕山外史》者千载，亦为治文学史者所不能废矣。

章廷谦校点的《游仙窟》付印之后，仍然在鲁迅的不断关注之中。那时候章廷谦在杭州，书是由李小峰的北新书局在上海印的，所以，1928年3月6日，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说：“《游仙窟》不如寄来，我可以代校。”并在同一信中，又说到书的封面：“《游仙窟》以插画为书面，原是好的，但不知内有适用者否？”在“代校”的过程中，鲁迅随时发现或想到什么，都及时向章廷谦提出，并为他出主意。例如1928年3月31日的信中，鲁迅说：“《游仙窟》事件，我以为你可以作一序，及周启明之译文，我的旧序，不如不用，其中材料，你要采用便可用。至于印本，我以为不必太讲究；我现在觉得，‘印得好’和‘新式圈点’易[是]颇难并立的。该《窟》圈点本印行后，既有如许善本，我以为大可以连注印一本旧式装订的阔气本也。但圈点则无须矣。”关于俞曲园老人所见的是否《游仙窟》之全本的疑问及其“考据亦不见出色，我以为可不必附了”的建议，也都是在“代校”的过程中提出的。

此书之印刷也是好事多磨。1928年10月12日，鲁迅写信给章廷谦说：“《游仙窟》初校后，印局同盟罢工，昨天才又将再校送来，还要校一回才好。该印局字模，亦不见佳。”以后一拖再拖，鲁迅几次催促李小峰，也不见有什么效果，他知道郑振铎也在排印此书，又见《文学周报》大讲《游仙窟》，以为章廷谦校点的本子必定落后了，谁知在他正感到无奈并为之叹息之时，李小峰将五本北新版《游仙窟》的样书送到鲁迅手上，这真可谓是给了鲁迅一个意外的惊喜，他于1929年3月15日写信给章廷谦说：“……不料现在北新本居然印行，郑公本却尚未出世，《文周》之大讲，一若替李公小峰登广告也者。呜呼噫嘻，此实为不佞所不及料，而自悔其性急之为多事者也。”如此这般，其心情之变化、情绪之起落简直就像对待自己校辑的著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