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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和同学们

程千帆先生是著名的文史学家，兼事诗文创作，在校雠学、历史学、古代文学、古代文学批评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著成就，在唐宋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成就更是为学界所公认。同时，程千帆先生也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教育家，他终生都以教师为业，以培育人才为自己的首要职责。尤其是他晚年在南京大学任教的十多年中，尽管有许多著作要撰写和整理，但仍然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培养学生上面。在他的精心指导下，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教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批年轻人成长为学术界的后起之秀。

本文作者张宏生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也是程千帆先生的研究生，通过他的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窥得几分大师的品格和风采。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程千帆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著作等身，成就巨大。但在学生的眼里，他首先是一位好老师。事实上，程先生给自己的定位，也首先是教师，然后才是学者。他曾在不同场合表述，自己从来都是把研究工作放在第二位，而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

程先生一以贯之的是对于本科生教学的热爱

1978年，程先生以退休街道居民的身份，被南京大学引进，开始了他晚年教学、科研生涯中的又一次辉煌。他一来到南大，就精神饱满地投入教学，开了若干门本科生课程，其中有给中文系本科生开的专业课，也有面向全校大学生的大一语文。我的一个中学同学朱晓天是南大78级物理系学生，1982年我们在南大见面时，他曾对我描述过程先生开大一语文课座无虚席的盛况。讲台上的程先生满头白发、精神矍铄，不仅教学内容丰富深刻，而且讲述生动、妙语连珠。但同时程先生也非常严厉，他决不允许学生在课堂上做与听课无关的事，如看报纸等，一旦发现，马上痛加批评，可以说是声色俱厉。当时，我正攻读硕士学位，刚入学不久，对此很能理解。因为，在第一次见面时，程先生就赠送了我八字真言——敬业、乐群、勤奋、谦虚。其中，“敬业”排在首位，不是无缘无故的。对于学生来说，所谓敬业，就是读书，就是学习。所以，他不能容忍学生在上课的时候开小差。在他看来，见微知著，对待事业的态度，也是可以培养的，当老师的要为学生的未来负责，不能对此视而不见。

后来，程先生年事渐高，体力渐衰，实在无法站讲台了，只好停开本科生的课。但他时常表示出对大课堂的眷恋，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非常怀念站在讲台上面对年轻大学生的情形，对无法上大课感到非常遗憾。一直到临终前的一两年，程先生还不断对师母说：真想再上一次大课！但这种遗憾，他也会用其他方式弥补。

我虽然1985年就已经是南大教师了，但由于攻读博士学位，其间又参加《全清词》的编纂，一直到1989年博士毕业才正式开始上课。那时我年轻，对教书充满热情，又精力充沛，和几个年级的同学走得比较近，接触也比较多。92级这个班的同学很有学术热情，自发组织了文化沙龙，1995年时他们已经大三，但仍然坚持沙龙的活动，还和我商量能否请程先生来做一次座谈。我觉得他们这个想法值得鼓励，但程先生当时已经82岁了，身体不大好，而且也非常忙碌，是否能来我没有把握。没想到，和程先生一说，他没有任何犹豫，马上欣然同意。

沙龙的活动时间在5月22日下午，地点是中文系的小会议室。我去家里接程先生，扶着他，从南秀村一路慢慢走到学校。班里的同学知道程先生要来沙龙，能来的差不多都来了，满满一屋子人，会议室没有那么多凳子，不少人干脆就坐在地上。程先生来到后，看到室内这种情形，感染到年轻人的求学热情，显得非常高兴。一上来的开场白他就说，自己65岁来到南大，77岁退休，工作了12年，虽然做了一些事，但所为远不及所欲为，心里不免遗憾，因此，对于同学们的邀请，心中非常乐意。程先生所表达的，就是他一以贯之的对于本科生教学的热爱。

程千帆书法

沙龙从下午3点一直持续到5点，由于同学们已将想问的问题写在纸条上事先交给程先生了，因此，两个小时里基本上就是程先生在侃侃而谈。除了说他自己的生活与时代社会密切的关系外，话题还涉及研究古代文史的当代性、文史结合的意义，以及当时的国学热等，这些都是大学生所关心的问题，也是社会上不少人所关注的问题。座谈有一个小小的高潮，即当他回答“对年轻一代最大的希望是什么”这个问题时，他有点激动地说，现在有一种片面强调“专”的现象，但他希望年轻人能把眼光放宽、放远一些，站在世界文化的角度来思考，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产生一些“通人”。说到这里，他特别强调说：“哪怕出一个也行。”殷切之意，溢于言表。对于“通人”的期待，那些年程先生一直是念兹在兹的，曾在许多不同的场合说过，而如今面对一屋子的本科生，他的热切自然有一种非常生动的力量。

从两个小时的沙龙内容来看，程先生说的都很有针对性，面对实际，传道解惑。这实际上也是程先生教书育人过程中的重要特色之一，即具有现实关怀。早在1940年代初，在金陵大学任教时，程先生为开设文学概论一课，编写了题为《文学发凡》的教材（后来先后改名为《文论要诠》和《文论十笺》），在《后序》中，他表述编写此书的动机：“辛巳、壬午之间，作者承乏武汉大学讲习，始与诸生专治文学者接谈，其言之凌杂肤浅，往往出意度外。知近世短书，累害至深。因取前哲雅言授之，俾典于学。期年，稍稍解悟。旋移教金陵大学，从游所病，亦与向等。”说明他教的虽然是古典，立意却在当下。结合这次和本科生座谈的内容，可以看出，这个思路程先生坚持了几十年。

对于毕业了的研究生，他也要“扶上马，送一程”

程先生惜别了本科生的讲台，但他的心并没有离开，除了像上述和本科生的接触外，他还把很多心思放在了我们这些即将走上讲台、或刚刚走上讲台的学生身上。他曾经说过，对于毕业了的研究生，他要“扶上马，送一程”。这不仅体现在研究上，也体现在教学上。

1984年底，我硕士论文答辩结束，已经确定留校任教，按照程序，需要试讲，试讲的篇目是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程先生非常重视，不仅推荐参考资料给我，而且试讲时还专门到学校来坐在下面听，听完后又和其他老师一起细加点评。我正式走上讲台后，他对我说：“一个老师，要能够在讲台上站稳，这样才算真正有了安身立命之所。”有一次程先生说想到我课堂上去听听课，不过他后来想了想，怕年轻人这样更紧张了，最后终于还是没去。

程先生这样注重对年轻教师教学初体验的引导，其中有他自己的亲身感受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流亡四川乐山，在中央技艺专科学校教语文，当时武汉大学也在那里，文学院长刘永济先生和程家是世交，对他非常赏识，就推荐他到武大任职，教三个班的大一国文。刘先生素以严格著称，从来不轻易推荐人，所以对于所推荐者，也非常负责。当时程先生才28岁，很年轻，经验少，考虑到这个情况，程先生讲课时，刘先生就悄悄地在隔壁听，一连听了一个星期，觉得讲得不错，这才放心。但两人共事之时，刘先生始终没有提起过此事，一直到数年之后，偶然的情况下，程先生才从师母处得知。对这位学问渊博精深、人格伟岸高峻的世丈，程先生是衷心钦服的。这种精神，程先生也继承下来了。只是现在的教室，都是水泥混凝土结构的墙壁，在隔壁恐怕听不清楚，况且，也无法保证隔壁教室没有其他课，因此，程先生才说要进教室来听的吧。

我刚开始教书时，至少有两门课程先生是亲自把关的，一门是必修课中国文学史，一门是选修课明清文学专题研究。我写的教案他都要过目，而且就像对待我们的学术论文一样，在上面详细作批，提示重点，指出需要改进的地方。他指导得非常具体，曾特别提到在讲课时，要掌握所讲授的内容的分量和讲授的速度之间的关系。他说，根据自己的经验，课堂讲授一个小时，需要写大约2500字，这样才能互相对应。但他并没有停留在这一步，而是进一步要从教学效果上去检验，即了解同学的反馈。我刚开始走上讲坛，虽然态度比较认真，准备也还充分，但在分寸的把握、难易的程度、教学节奏的处理、教材内外的关系等具体层面，不免要有一个摸索的过程。程先生认为这都是正常的，但需要及时总结。

有一次，他了解到学生的一些反馈，就专门将我找到家里，和我讨论教科书和讲授内容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说，教课，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对教科书的书里书外之间关系的拿捏。讲文学史，基本史实不能虚构，在这方面，大家肯定都是差不多的，因此，无法也不能离开教科书，但是，怎样去讲教科书上已有的知识，每个人还是可以有不同的处理。他说，在这个问题上，要会“填空”。所谓“填空”，就是前后勾连，内外贯通，对书中省略的，要能够指出；对学术界的动态，要能够更新；对相关结论的形成，要能够还原……他特别提出，要加深自己的学养，并充分体现在教学中，这样就能随时联想生发，具有举一反三的能力，既能入又能出。“填空”这两个字，是程先生非常精彩的表述，既是大原则，又有可操作性，我一直念念不忘，而且受益无穷。

而要做到这一点，也和上课之前的状态有关。程先生曾对我说过，他如果要上课，前一天晚上就其他什么也不做，完全沉浸在要教的内容中，并且要精心设计，以便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

当然，这种表述，体现的是程先生对上课的重视和认真，是对一种教学态度的强调，也不可拘泥看待。事实上，程先生天分既高，学养也厚。即以诗词而言，他对不少作品都能背诵，平时谈话信口而出，非常精彩，甚至有些诗话、词话，他也能背诵出来。这是我们师兄弟共同所见，也一致印象非常深刻。

对于教学，程先生还非常强调的一点是，人无完人。在课堂上，任何一位老师都不能保证自己没有一点错误，他叮嘱我：一旦发现自己出了错误，一定要及时告诉学生，加以纠正。事实上，他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他说自己来到南京大学，给本科生上课，有时不小心还会讲错。他曾和同教研室的吴翠芬老师交流过某些讲课内容，吴老师了解程先生的气度，有不同意见，当时就会提出。而程先生也虚怀若谷，第二天在课堂上，就将自己和吴老师的这番沟通告诉学生，说上一次的某些讲法有不妥，应该更正。在程先生看来，对于老师来说，这也就是敬业。他经常对我说，我这么大年龄了，人们也不好意思提不同意见，所以，对那些能够给我提意见的人，我都非常感谢。

教学相长，日新其德

教学与科研相结合这句话，人人都会说，似乎意思也并不难懂，但里面有着非常丰富、具体的内涵，在不同的人身上，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对于一般教师而言，教什么课，往往有个大致的方向，教了几轮之后，轻车熟路，也就往往有了惰性，不愿意轻易更换跑道，毕竟，开设新课，总要用去很多时间和精力。但程先生却不是这么想。一方面，他认为，要树立学生为本的意识，学生的需要，就是老师的责任，学生需要什么课，老师就应该开出什么课；另一方面，学生有可塑性，老师也有可塑性，并不能说，某些老师只会开某些课，而且必须一直开这些课，适当开新课，对老师本身，也是一个提升，也能促进科研。就像他所说的：“教学和科研决不矛盾。反之，也可以说是教学相长。在教学中可以发现问题，从事科研。科研的结果，可以反过来充实教学。如此循环，就可以日新其德。”

上世纪40年代后期，吴于廑先生担任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他认为历史系的学生不能只读历史，至少也要读一门中国文学史和一门中国哲学史，从上古到近代，一年讲完。但这门中国文学史，其教学目标、课程设计、授课时间等，和中文系原来的类似课程差距很大，没人肯教，于是作为中文系主任的程先生就自己接下来。1950年代初，高等教育学苏联，需要设计一些新课，如文艺学。这类课，中文系以前少见，与作为古代文学教师的程先生距离更远。但看到没有人愿意承担，程先生也主动接下来，自己不熟悉，就先听丽尼(郭安仁)的课，逐渐进入状态。程先生精心准备，将这两门课上得非常精彩，效果很好，非常受同学的欢迎。但是，程先生晚年说起来，略去了自己准备课程的艰辛，往往特别强调在这个过程中所受到的益处。例如，他教文艺学课，需要在中西文学结合的前提下思考问题，从而培养了理论思辨的能力。

众所周知，程先生是当代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中，最具有方法论意识和理论追求者之一，他提出的“古代的文学理论和古代文学的理论”的观念，被视为对当代古代文学研究的重大贡献。而他和师弟程章灿合著的《程氏汉语文学通史》，提纲挈领、要言不烦，既给出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清晰线索，又弥补了以往同类文学史著作的一些不足，体现了当代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成就。不得不承认，这两个方面成绩的获得，和他当年开设的那两门课有关。程先生常对我们说，生活中应该顺势而为，虽不能样样都称心，但被动选择中有主动意识，也能不断得到进步。

以上这些，是我零星想到的，虽然不成系统，却也能集中地指向两个字——师范。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用在程千帆先生这里，非常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