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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占人类人口总数的一半，她们担当着繁衍后代、抚育子女、照顾家庭的诸般重任。一个社会中妇女的生活状况及其地位，常能反映出文化的精神风貌。宋文化是内敛精细的，这既表现在用宗法、保甲、乡约等绳索对全体民众的约束，还表现在用超乎以往的心机对妇女行为与心智的囿限。文化的精神风貌与妇女的生活状况，正是相互对应的。

不妨先从外部装束去认识一下宋代的妇女。北宋建国后，妇女渐不戴帔帛。到了南宋，女装更趋向素淡与简易，而且多着逼窄贴体的小袖对襟式上衣，盖在下裙之外。唐代女装中暴露的风尚已一去不复返了。在公共场合，宋代妇女则要戴盖头，以障蔽面部；脚穿尖小莲鞋。朱熹还别出心裁，在莲鞋底下装上木头，使之行走有声，便于家人监视其活动（《福建通志·风俗志》）。遮掩与紧缩，或者说是偏重约束，可以称作宋代女装的一大特征。

在行为上，宋代的妇女更受到了诸般限制，像唐代妇女那样抛头露面、招摇过市的机会大大减少了。唐代妇女喜好骑马，如唐代诗人张祜《集灵台》诗云：“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宫中尚敢骑马，这是何等气魄。王建的《宫词》，则描绘了当时宫女们“夸道自家能走马，国中横过觅人看”的洋洋得意之态。唐时妇女之骑马者，露髻驰骋，不复戴帽，甚至穿着男子的衣衫。女子还骑马参加集体游戏。在出土的唐代击毯图铜镜上，就可以见到女子骑马击毯的英姿。

而宋时的妇女，连上街的机会都少，平日里只能在垂帘之后张望一下外面的世界。妇女偶或出门，也要乘轿坐车或戴盖头，与尘世依然有一帘之隔。略略探头探脑，即会遭人耻笑。且引一段宋人话本为证。《清平山堂话本·刎颈鸳鸯会》的主角蒋淑珍，生得甚是标致，因难逢佳偶，常“垂帘不卷”“高阁慵凭”，说话人对此颇多非议。据话本所说，她“描眉画眼，傅粉施朱，梳个纵鬓头儿，着件叩身衫子，做张做势，乔模乔样，或倚槛凝神，或临街献笑，因此闾里皆鄙之”。可怜这女子，大门未出，二门不迈，只不过卷帘开眼看世界，便为时论不容。

宋时对妇女行为的限制，有大量的文字上的规范，北宋司马光在其《家范·治家》中即指出：

夫治家莫如礼，男女之别，礼之大节也。故治家者必以礼为先，男女不杂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栉，不亲授受，嫂叔不通问，……姑姐妹女子，已嫁而返，兄弟毋与同席而坐，毋与同器而食。

自司马光以后，这类男女有别的言论越来越多，并成为有影响的社会舆论。

文字规定毕竟还是纸上谈兵，若要执行必需相应的措施来保证。两宋妇女缠足的普及，正好满足了对妇女施行控制的需要。缠足是一种摧残肢体正常发育的野蛮行为，清人李汝珍在小说《镜花缘》第十二回中，曾借君子国吴之和之口描绘了妇女缠足之惨状：

始缠之时，其女百般痛苦，抚足哀号，甚至皮腐肉败，鲜血淋漓。当此之际，夜不成寐，食不下咽，种种疾病，由此而生。

缠足并不是宋人的首创。据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载，南唐李后主令宫嫔“以帛绕足，令纤小”，“由是人皆效之，以纤弓为妙”。但最初缠足之风大约还只在宫中流行，至两宋方普及民间。“熙宁、元丰以前人犹为者少，近年则人人相效，以不为者为耻也”。苏东坡《菩萨蛮》词中即有“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句，说明彼时世人已有以缠裹小脚为好的审美倾向。

在话本中，亦可寻出不少宋时民间妇女缠足的证据。如《碾玉观音》中的女主角秀秀，刚亮相时说话人描述她是“莲步半折小弓弓，莺啭一声娇滴滴”。因是小脚，故随崔宁出走时行不多远，便脚疼走不得了。《错斩崔宁》中的小娘子，出门“行不上一二里，早是脚疼走不动”，肯定也是小脚无疑。

妇女缠足的普及，肯定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但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有效地限制了妇女的行动。林语堂便指出：“缠足是妇女被幽禁、被压制的象征，这个说法并不过分。宋代的大儒家朱熹也非常热衷于在福建南部推行缠足的习俗，作为传授中国文化、提倡男女隔离的一个手段。”（林语堂：《中国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缠足作为隔离女性的手段，在元代伊世珍《琅嬛记》中即曾提到：“圣人重女而使之不轻举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过闺阈之中，欲出则有帷车载之，是无事于足也。”流传于民间的《女儿经》对此有通俗的解说：“为甚事，裹了足？不因好看如弓曲；恐他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

裹足其实是为了裹心，于是除了外在拘束的缠裹小脚，两宋时着重内在思想控制的女教也大为兴盛。女教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礼记》的《曲礼》、《内则》诸篇中便记录了不少女子的为人之道、行事之仪。到两汉刘向编《列女传》、班昭著《女诫》时，女教的内容已经颇有系统了。两宋文人儒士则又将女教推到一个新的阶段。宋人对传统女教的更新，导致了女教、女性伦理道德、妇女生活发生了一系列的显著变化。例如，班昭在《女诫》中，是主张女子应与男子一样读书的。但到了司马光的《家范》中，虽也同意女子读书，却将读书的内容限定为《孝经》《论语》《列女传》之类，而反对女子学“作歌诗”，其强调道德伦理教化之意昭然。明以后出现的女子“无才是德”的说法，正是宋人女教思想的必然发展。

宋儒对女教的最大更新就是注入了对妇女贞节的刻意强调。《近思录》卷六中载有北宋程颐的一段著名答问：

或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如何？”

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

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

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这思想同样在司马光的《家范》中有所表现。《家范·妻》曰：“妻者，齐也。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忠臣不事二主，贞女不事二夫。”为进一步阐明这种观念，《家范》中还列举了许多贞烈女子的事迹。到了南宋，更多的文人儒士成为妇女贞节的热心呼吁者。同时，他们还尽一切可能对周围妇女的实际生活加以干预。朱熹便曾在给陈师中的信中劝陈鼓励其丧夫之妹守节，以成“人伦之美事”（《朱文公文集》卷二六）。

关于寡妇再嫁关乎贞节的议论早已有之，如《礼记·郊特牲》中便有“夫死不嫁”的说法。但这只是一种理想态的描述，在实际的社会文化控制中约束力并不强。例如，儒学祖师孔子的儿子死后，儿媳虽已生有子思，仍改嫁于卫。秦汉后寡妇改嫁之事例仍多。单以唐代而论，皇家公主寡居再嫁者就有20余人，其中两嫁者23人、三嫁者4人（《新唐书·公主传》）。

以此推论，民间再嫁者当更多。当然，唐代也有人讲贞节，但“唐代贞节观念很淡薄，并不是个个妇人夫死都要改嫁，不过社会上不禁止改嫁，不逼令守节罢了”（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

直到北宋时，法律仍准许寡妇招进后夫，称为“接脚夫”。但到了南宋，随着理学的发展，礼教兴起，其所关注者自不仅仅是观念形态，而是人们的实际行为。故从礼教的立场而言，是要“禁止改嫁”“逼令守节”的。从宋以后的历史看，礼教在这一点上是相当成功的，其表现便是宋以后各朝列女人数的骤然增加。据有人从《古今图书集成》所收资料统计，在历代节妇烈女的总数中，宋以前历代不过187人，宋、金时骤增至302人，元代742人，明代35829人，清初也有12323人（见杜正胜主编：《吾土与吾民》，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3年）。

宋人不独讲贞节，还讲贞操。贞节说的是已婚妇女的事，贞操则扩展到未婚女子身上，即所谓童贞问题。陈东原先生曾说：“到了宋代，我发现对于妇女的贞节，另有一个要求，便所谓‘男性之处女的嗜好’了。古代的贞节观念，很是宽泛，渐紧渐紧，到了宋代，贞节观念遂看中在一点——性欲问题——生殖器问题的上面。从此以后，女性的摧残，遂到了不可知的高深程！”（《中国妇女生活史》）

这样一来，新婚之夜检查新娘是否处女就成了婚礼中不可少的仪式，贺客们都极关心男方在翌日清晨出示新娘“落红”的标志。若新娘果为处女，男方还要向女方送去上书“闺门有训，淑女可钦”的喜帖，而女家也以此夸耀邻里；若新娘已非完璧，则常会发生被男方所休的悲剧，而女家亦颜面尽失。为了保全颜面，有女之人家就要从小防范，尽力使女子不离闺门一步，司马光便提倡“女子十年不出”（《家范·女》）。南宋洪迈曾记有《吴小员外》故事，说的是酒肆当垆少女因应邀与客同饮，其父母便训责道：“未嫁而为此态，何以适人？”该女竟羞惭而死（《夷坚甲志》卷四）。可见在宋时受贞操观的影响，督促女子婚前严守闺房、不与男子接近已蔚成风气。这正如后世流传的《闺门女儿经》所说：“娘边做女，莫出闺门。行莫乱步，坐莫摇身。笑莫露齿，话莫高声。轻言细语，缓步游行。”

经过宋儒的努力，对妇女缠足和贞洁的要求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社会文化的控制力在妇女身上大显威风。从肉体到精神的双重禁锢，使女性心态乃至整个社会心态发生畸变，“金莲要小、牌坊要大”成了社会认同的追求，带给中华妇女的则是近千年血泪斑斑的人生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