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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代宗师，刘永济在诸多领域尤其是屈赋、《文心雕龙》及词学等方面建树卓越。20世纪60年代，刘永济在其读书札记《默识录》中，提出“用古典文学理论来检查古典文学作者和作品”的看法，这一旨趣与20世纪的主流思维存在分歧，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限制了刘永济的学术影响力。刘永济始终以一种“潮流不能荡，风气不能移”（吴芳吉《三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的姿态坚持这一学术定见，其原因主要有二。

其一，基于他对中国文学发展轨迹的认识与判断。刘永济始终反对生搬硬套西方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来评价中国古典文学，他说：“从文学发展看，西方文学史诗、戏剧、小说发展最早，我国则抒情诗发展最早、最盛，其原因不同。西方最古有所谓游行诗人以唱诗为业，其所唱的诗乃长篇故事，其中有说有唱伴以音乐，故其发展为史诗、戏剧、小说。我国最古即以‘颂美讥过’为诗，以‘劳者歌其事’为诗，皆抒情摅思之作，与西方分道扬镳，各自发展。”（《论刘勰的本体论及文学观》）因而，盲目用西方文学理论来“肢解”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苛责中国古典文学作者未免太不近人情；而“以西方文法律国文，见其不合而非之，以今日语法律古文，见其不合而非之”的做法，不仅是治学者“不读书”而仅“以新奇为高”的表现，更是“车裂古人、囊扑文化”的不智之举。（《迂阔之言》）尊重中国古典文学的独特发展轨迹，并在此前提下对各体文学进行研究与评价，似乎是一条更为合理的路径。由此，他得出“用古典文学理论检查古典文学作者和作品”的见解。

用古典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来研究古典文学，刘永济做得得心应手、成果丰硕。刘永济的学术主张与实践，在同辈甚至晚辈学人中虽不乏“同道”，但在提倡开拓新思路、创造新方法、寻找新角度、提出新见解的时代潮流中，刘永济和他的同道们难免被打上“落伍”与“守旧”的标签。作为20世纪中国一位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刘永济其实远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般“食古不化”“抱残守缺”，他的古典文学研究实践也基本摆脱了纯经验式的品评，而步入辨别名义、体类、源流、正变、沿革的“科学范畴”。置身于20世纪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他不仅不拒绝学习新的理论与观念，而且很早就开始了“融会中西”的尝试。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文学论》，就是这种尝试的成果。这部被后人誉为“中国第一部现代形态的文学理论”（蒋寅《学术的年轮》）的著述，虽在素材选取上基本依赖中国传统文论，但其框架构建却是借鉴西方文学理论的产物。由此可见，刘永济对所谓“现代”或“西洋”的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并非全无会心。

其二，与他所面对的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乃至中国学术发展的大环境密切相关。刘永济学术生命伊始的20世纪20年代，正是“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胡适及其“科学方法”勃然而兴、呼风唤雨之时。所谓“科学方法”的运用，确实孕育出大量学术成果。然而具体到中国传统的文史哲研究领域，这种“科学方法”是否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呢？显然，刘永济并不这么认为。他曾不止一次以《论语》为例，谓“近人治学，动诩为新方法，于是有取《论语》孔子答弟子及当时人问孝、问政、问仁各章，以类排比，从而判断之，谓孔子伦理思想、政治思想有此等此等诸义，自命为用归纳方法”，并批评这种治学方法“骤观之似有条理”，但却与“孔子之真义”渐行渐远。（《今日治学易犯之过失》）所谓“科学方法”不是不可以用于治学，但若“仅知此法，仅恃此法”（《迂阔之言》）却显然是不合适的。

“科学方法”的兴起，是一代学人试图用西方学科观念与学术概念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解构与重塑的过程。它固然帮助中国学术确立了符合“现代”标准的学科体类与研究方法，然而完全用西方理论去审视中国传统学问的种种“不适”亦早已显现。从这个角度来说，刘永济“用古典文学理论来检查古典文学作者和作品”的学术主张与实践，未尝不是对“五四”以来国人“尽弃其所有以从人”（《文学论》）之激进潮流的“制衡”。对刘永济来说，这种“制衡”是学理的选择，更是情感的坚守，并最终内化为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他不仅笃信“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学术方面我们有一套，并不需要什么帮助”，甚至还从晚年所“补读”的“人间未见书”马列著作中为“用古典文学理论来检查古典文学作者和作品”的主张找到了符合时代精神的学理依傍。（《默识录》）这些看似“迂阔”的行为背后，潜藏着他对中国传统学术门径的眷恋与恪守，也潜藏着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理路的思考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