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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短笺背后孙犁、康濯的半世情谊

来源:中华读书报 | 宫立  2019年03月01日09:28

2005年7月19日的《天津日报》“满庭芳”刊出了孙犁1980年12月8日、1981年8月24日、1982年2月3日、1991年1月18日、1991年2月26日给康濯夫人王勉思的书信5通,后来收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4月版的《孙犁文集》补订版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8月版的《孙犁全集》修订本。笔者近日在宣南书局2018年12月20日至27日举办的“文坛遗墨|康濯、刘世楷(中国天文学会发起人之一)旧藏专场(孙犁、路翎、柯灵等)”又找到孙犁给王勉思书信1通,天津日报信笺,照录如下:

勉思同志:

2/4来信,今天收见。

当即写好书名,横竖各一。手颤,字写不好。

我的病,近稍平稳,仍在静养中。祝安好!

8/4上午

根据信封邮戳可知,孙犁给王勉思的这封信写作日期是1991年4月8日。除了这封信,还有孙犁书写的横竖各一的“康濯纪念集”。

关于孙犁为《康濯纪念集》题写书名一事,王勉思在《半世纪战友情——记康濯和孙犁的深情厚谊》中回忆,“收到湖南新闻出版局老局长的长信,信上说新老局长和文艺社、少儿社两社社长,开了联席会,会上决定由少儿社近期出版康濯纪念集,作为内部赠送书;另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康濯文集》,要精编精选,稍晚些出版。我赶快将报刊发表的怀念老康的文章收集齐,编辑好,然后写信给孙犁同志,请他题写书名,孙犁同志很快将写好的书名寄来,而且很细心,为了装帧设计方便,写了一横一竖两条,包上宣纸寄给了我。我转给少儿社,但搞封面设计的同志说,孙犁同志题写的书名,字迹太纤细,不好作封面用,我怎忍心再让八十多岁的老人重写,我说那就用在扉页上。”最终,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了由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的《康濯纪念集》,该书收录孙犁、阮章竞、马烽、李凖、徐光耀、陈登科、从维熙、刘绍棠等作家怀念康濯的纪念文章。

《康濯纪念集》开头第一篇即是孙犁的《悼康濯》。王勉思回忆,“我非常珍视这不足两千字的短文,在我编康濯纪念集时,我把它放在了第一篇,当时有好心同志认为不合适,我仍坚持不改。当我再见孙犁同志时,说起这一过程,他淡淡笑,说纪念集我都看了,因为人太熟了,才这样写”。1991年1月15日,康濯病逝,孙犁1991年1月18日致信王勉思,“张学新来,惊悉康濯同志逝世,不胜哀悼。希望您节哀,注意身体”。孙犁1991年1月19日下午就写完《悼康濯》,文章刊于1991年2月1日《天津日报》。孙犁回忆,“他和我是很亲密的。我的很多作品,发表后就不管了,自己贪轻省,不记得书包里保存过。他都替我保存着,不管是单行本,还是登有我的作品的刊物。例如油印的《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晋察冀文艺》等,‘文革’以后,他都交给了我,我却不拿着值重,又都糟蹋了。我记得这些书的封面上,都盖有他的藏书印章。实在可惜。‘文革’以前,我写给他的很多信件,他都保存着,虽然被抄去,后来发还,还是洋洋大观。而他写给我的那两大捆信,因为不断抄家,孩子们都给烧了,当时我并不知道。我总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对不住他。所以也不好意思过问,我那些信件,他如何处理”。

康濯非常看重孙犁的书信,在他看来“孙犁书信当然是孙犁散文的一部分。记事、抒情融会一体,有对生活的杂谈和随感,对人文风物的描画和吟味,对创作的探讨,对文艺批评的议论,也留下了一些有关文艺历史和文坛故迹的资料”。《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刊出了康濯注释的《孙犁致康濯信—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共计13通。康濯在1984年7月8日所写的《前言》中对他保存的孙犁书信的情况作了详细说明,“我是一直保留着他的全部书信的。可惜一九四六年十月国民党军进攻张家口时,我们主动撤退,在途中一辆马车过河惊了马,车差点翻了,以至从车上有几个布包掉进水中,赶车的同志眼疾手快地抢捞,其中一个包了我的稿件和书信、材料的布包被抢回一部分东西,却也丢失了一部中篇小说草稿和一批其它稿件,以及包括孙犁同志部分书信的一批材料。不过当时留下的他在战争时期的信件也比现在要多得多。更可惜的是十年内乱中,我除了被抄走、丢失部分稿件外,保存的信件更大多被抄走、丢失。孙犁同志抗日时期给我的信已一封不存,解放战争时期的,不包括平、津解放至建国前夕的一段,也只剩下十封了,时间是从一九四六年五月到一九四八年十月。一九四九年以后到六十年代初期的多一点,还有百把封,但也很不全了”。孙犁1991年2月26日致信王勉思,“那些信件,仍存您处,以后如有机会,仍以老康名义编辑、发表或出版。未了部分,等您心情平复后,帮助整理一下”。张学新回忆,“前两年,孙犁多次跟我讲:康濯那里还有一批信件,你到北京见着勉思(康濯夫人),把它拿来,问问她怎么处理……今年春节,勉思归来,我去看她,谈到此事,第二天她就找出了康濯早已包扎好的这一大捆信件。勉思说,她已与《新文学史料》联系,编辑部统一加以整理、注释,交给他们发表。我把这包信件带回天津,拿给孙犁过目,他很高兴,但身体不适,没有精力整理,叫我‘全权处理’,说‘那时情况你都熟悉’”。《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2期刊出了张学新整理、注释的《孙犁致康濯信》,共计64通。的确如康濯所言,孙犁的书信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比如孙犁1946年9月1日给康濯信中的“《李有才板话》,我有一原本,《小二黑结婚》及其他一种未见到,以后可见到。据所读《李有才板话》印象,确是一条道路,我特别感觉好的,是作者对人物环境从经济上的严格划分,以具现其行动感情。而我常常是混合了阶级感情来赋予人物,太不应该。至于在《李有才板话》里,运用旧小说,很有成绩,然前部人物不分,后部材料粗糙,也是在所不免。我以为中国旧小说的传统,以《宋人平话八种》为正宗,以《水浒》《红楼》为典范,再点缀以民间曲调、地方戏的情趣——今天的新小说形式,确是应该从这些地方研究起”这段文字就是关于赵树理小说《李有才板话》的经典文学批评。

另外,关于孙犁,王勉思还提到,“1992年作协老干部处组织离休老人去北戴河休假,回来时我在天津站下车,去看孙犁同志,说起出版老康文集的事没着落,孙犁同志说,老康搞了一辈子文艺工作,应该给他出文集。他告诉我,他的文集只印两千套就毁版了,这两千套早已预定出去,不能给你了,以后还有单行本,单行本可以给你,连以前的也可以凑一套全的。然后他讲了编全集和编选集的不同,他介绍我到百花文艺出版社文集选集编辑室去,说他们有这方面的经验”,“回到北京不几天,就收到孙犁同志的一张明信片,只有几句话。说康濯文集出不成,就先出选集,文集以后总会出的,让我不要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