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期，翟天临涉嫌“学术不端”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众说纷纭之下，也引起了人们对大学学风问题的反思。其实，大学学风和如何读书的问题由来已久，80多年前，著名学者林语堂就曾在光华大学和大夏大学的演讲中屡次提到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他对于这些问题的见解，也许不无启发和共鸣。

——编者

五次演讲，听者莫不为之动容

对现代作家的演讲进行系统地整理和研究，无疑有利于开拓现代文学研究的空间。可惜这一微观研究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作家的演讲稿有的早已散失，有的即使保存下来，也由于种种原因导致讲稿记录失真。林语堂在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作过五次演讲，其中前四次的演讲稿虽然已收入生活书店于1934年6月出版的林语堂的《大荒集》，但对于演讲的时间、演讲稿的刊载情况并没有详细注明，现将五次演讲的具体情况整理如下：

1929年12月26日，应光华大学中国语文学会邀请，林语堂作了题为“机器与精神”的演讲，演讲稿《机器与精神》刊于1930年2月《中学生》第二号。

1930年10月26日，林语堂在母校圣约翰大学作了题为“读书的艺术”的演讲，“后得光华大学之邀，为时匆促，无以应之”，11月4日用圣约翰讲稿在光华大学重讲一次。演讲稿《读书的艺术》初刊于1931年2月《中学生》第十二号，1931年3月《读书月刊》第一卷第六期重刊。

1930年11月10日，林语堂在大夏大学作了题为“学问与学风”的演讲。演讲稿改题为《学风与教育》，刊于1931年1月《中学生》第十一号。据《大夏周报》第七卷第八号《林语堂程时煃莅校演讲》，“十日午后二时，举行纪念周会，是日特请中央研究院西文总编辑林语堂博士及前本教育课主任现任福建教育厅长程时煃先生莅校演讲……林博士演讲‘学问与学风’，详述读书之真正意义，勉励同学努力求学而成为真学问家，并对现代学生生活多所批评……林程二先生之演辞，语多恳切，演毕后，听者莫不为之动容也”。

1932年12月8日，林语堂在复旦大学演讲，13日在大夏大学演讲，演讲稿题为《论读书》，刊于1933年2月《申报月刊》第三卷第二期。

1935年5月27日，林语堂应大夏学文会邀请，在大夏大学大礼堂作了题为“中国的国民性”的演讲，演讲稿改题为《中国的国民性（一夕话）》，刊于1935年7月20日《人间世》半月刊第三十二期，署名语堂。据《大夏周报》第十一卷第二十九期《大夏学文会请林语堂博士演讲》，“听众数百。演词异常幽默。时而听众默无一言，空气甚为肃静；时而哄堂大笑，竟有笑而不能闭口者。讲毕，同学有跟踪于林语堂大师之足后者”。

“学风”二字常被误解，失了本意

段祺瑞政府在1925年8月26日发布了“整顿学风”的命令：“迩来学风不靖，屡其变端，一部分不职之教职员，与旷课滋事之学生，交相结托，以致师生大多数之循分为学者大被侵扰，无以自安……无论何校，不得再借故滋事，并责成教育部拟具条规，认真整饬，不随不激，期于必行。倘有故酿风潮，蔑视政令，则火烈水懦之喻，孰杀谁嗣之谣，前例俱存，所宜取则，本执政敢先父兄之教，不博宽大之名，依法从事，决不姑贷，其凛遵焉。”

果不其然，段祺瑞政府“依法从事”，酿成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1926年3月18日成了“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林语堂回忆，早晨8点左右，刚刚上任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的他就接到刘和珍以学生自治会名义请他批准停课一天的请求，他以为这次国民大会，纯为对外，“绝无危险，自应照准”，并且还告诉刘“以后凡有请停课事件，请从早接洽”。12点时，他还看见刘和珍“欢天喜地的游行和喊口号”。让他意想不到的是，惨案发生了。下午2时，他到校开会，一闻噩耗即刻同许寿裳到国务院，进门开棺看到的头一个就是刘和珍的尸身，前后相距不到三个小时。

林语堂在《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开篇就提到惨案三日以来，他“总是昏头昏脑，表面上奔走办公，少有静默之暇，思索一下，但是暗地里已觉得是经过我有生以来最哀恸的一种经验”，种种理由使他觉得刘、杨之死，“不尽像单纯的本校的损失，而像是个人的损失”。他不仅回忆了刘和珍在冰冷的夜晚去他家归还演剧服装的情景，还把手头保存的刘和珍英文作文簿上的一段翻译了出来，表达了他的悲愤和悼念之情。

1926年3月29日出版的《语丝》第七十二期是“三·一八”惨案纪念专号，共五篇文章。林语堂的《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被置于卷首，接下去依次是鲁迅、周作人、朱自清、效廉的文章。另外悼念刘和珍、杨德群两位学生的文章，林语堂的写于3月21日，周作人的《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写于3月22日，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写于4月1日。从脱稿的时间来看，林语堂是最早动笔悼念刘和珍、杨德群的。 在《机器与精神》列举的例子中，他也提到了“三·一八”惨案，燕京大学教授Porter先生当场对他说，“若使美国政府做出这种事，登时会激起民变起来，但是那天我们国立九校的校长当中还有的态度十分老成，十分镇静，连一个宣言都不大愿意发出”。

“三·一八”惨案“伏尸流血，盈街载道”等惨痛的体验，让林语堂看穿了所谓的“整顿学风”只是当局镇压学生的借口而已。所以，在《学风与教育》演讲中，他明确指出所谓“学风”二字常被误解（更确切地说是被曲解）。“学风好”的标准一度是“不闹风潮，不驱教员，不在饭厅拍桌摔碗，不抱校长而置之大门之外”。这有失学风本意，与讲学之风气无关。他揭开那些持整饬学风论者的黑色面纱：虽然不再用铁鞭大刀毛瑟枪，但他们整顿学风，只是“整饬学校纪纲而已，与学问之事何涉，与讲学空气何关？”进而，他具体分析“上焉者最多叫你们考试时不要抄袭，听先生话时记得‘唯唯诺诺’有服从的美德，下焉者叫你们不要在饭厅敲摔饭碗，不要跑到教员家里请教员滚蛋而已。但是除此之外，于你们的学问何补？须知学校纪律严明，校风整饬，最多教了一群驯羊，按部就班，升级毕业，勉强过了读书的苦劫而已”。

学风的本意是“学问之风气，由风气之感化薰染而造出一读书人来”。用一句话概括，林语堂认为，“读书人不读书，著作界沉寂，学术浅薄，文章萎靡”，才是学风不振的“真义”。一言以蔽之，真正有效的教育，就是使校园形成浓厚的讲学（求学问）风气。

真正的读书是一种“心灵的活动”

学生喜欢读书，并且懂得读书的方法，学校才能有良好的学风。林语堂在《读书的艺术》《论读书》中，具体谈了关于读书的目的和方法问题。

在林语堂看来，不仅学风失去了“本意”，读书亦然。读书本来是雅事乐事，可如今却完全变了味，今人读书“或为取资格，得学位，在男为娶美女，在女为嫁贤婿”，读书对学生而言，已变成“仅求幸免扣分数、留班级的一种苦役”，诸如此类，都是“借读书之名，取利禄之实”，失去了读书的本意。林语堂同鲁迅一样，不赞同的是“职业的读书”，认可的是“嗜好的读书”。“兴味到时，拿起书本来就读”，真正的读书是一种“心灵的活动”，可以“开茅塞，除鄙见，得新知，增学问，广识见，养性灵”，是“使人较虚心，较通达，不固陋，不偏执”。“不背读书之本意，不失读书之快乐，不昧于真正读书的艺术”，读书，要“有胆识，有眼光有毅力”，处处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得一分见解是一分学问，除一种俗见，算一分进步，才不会落入俗套，满口滥调，一知半解，似是而非”。唯有“用心吸收其著作”，所读之书，所学之问不久“便似潜生根于心内”。

读什么样的书，在什么样的心境下读书，这是有讲究的。林语堂强调，“世上无人人必读之书，只有在某时某地某种心境不得不读之书。有你所应读，我所万不可读。有此时可读，彼时不可读。即使有必读之书，亦决非此时此刻所必读。见解未到，必不可读，思想发育程度未到，亦不可读”，“世上决无看不懂的书，有之便是作者文笔艰涩，字句不通，不然便是读者的程度不合，见识未到。各人如能就兴味与程度相近的书选读，未有不可无师自通，或事偶有疑难，未能遽然了解，涉猎既久，自可融会贯通”。读者和被阅读的对象之间也是讲究缘分的，林语堂幽默风趣地把寻找气质相近的阅读对象，比作寻找情人，找到文学上的情人，他“自会有魔力吸引你，而你也乐自为所吸，甚至声音相貌，一颦一笑，亦渐与相似”。

好玩的是，林语堂读中学时，别的同学挑灯夜战，他却“逍遥游荡，到苏州河边捉鳝鱼，而且搅风搅雨引诱好友一同去钓鱼”，他甚至极端地说，在课堂听讲演，这是“人类虚耗时间之最大的发明”。这并不是说他不喜欢读书，他反对的只是死读书，读死书，功利性的读书，他需要的是无拘无束地自由读书，他想要的是从书本中寻找到乐趣。林语堂在《大荒集·序》中说得好，“因为不阿世好，所以也不赶看时行所尚的书。但是有时偶然得一好书，或发现一新者，则欢喜无量，再读三读而获益无穷……栖栖皇皇，汲汲成名，人云亦云，是不足取的；我想从容的，慢慢的，如野游般沿路读来才好”。

“隔日黄花时代越远越有保存必要，有时夹在书中，正是引起往日郊游感兴的好纪念品”，念及当下大学精神状况，今日选取他的五篇演讲稿读读，当不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