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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九死一生从西天取经回到大唐长安时，他不会想到，旷世一代明主圣君的太宗皇帝会对他发出“朕共师相逢晚”的感叹。

本来，作为有胡人血统的李氏父子，为了表明其正统，奉老子李耳为自家先祖。贞观十一年（637年），太宗就下诏称“老子是朕祖先”。因此，李氏王朝尊崇老子是从血脉的根上结出的。唐初年间，道教是受到官方尊崇的，而佛教并不盛行。在玄奘未归唐前，太宗把佛教列于道教之后。玄奘决心西去取经求法时，也是在“不蒙允许”的情况下“私往天竺”的。不过，当玄奘学成归乡，正逢贞观太平时代，历史不但给予了一个千辛万苦求学高僧的肯定和荣耀，也给予了唐太宗一代明君的光辉形象。这便是大唐的气度、海量和雅量。

玄奘西去十七年后，于贞观十八年（644年）岁末终于回到了安西四镇之一的于阗。在于阗，玄奘即陈表朝廷，郑重其事地表明他回到大唐。在“表”中，玄奘并没有多说他在途中之艰苦，只表明了他“无顾生命”，取回“胜典”，以利传法的誓愿宏愿。玄奘到了敦煌时，再次上表朝廷。这时，在东京洛阳的太宗立即叫留守西京长安的房玄龄去迎接西归的玄奘。房玄龄接旨后即派官员前往迎接。在这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有一句非常温馨的话，就是当玄奘在敦煌上表到洛阳时，帝“知法师渐近”。一位国家大事在心而且又正在筹划征伐辽东战事的帝王，竟是如此关心、如此细心地安排一位僧人的住行。该《传》里没有记下多少太宗对玄奘以往的了解，但是可以推测：玄奘在西域诸国求学讲法的基本情况，太宗是了解的，而且可能对玄奘在那烂陀寺开讲和论辩所取得的惊人业绩，也有所耳闻。在玄奘与太宗第一次见面时，太宗尚有丝丝嗔意，他对玄奘的第一句话是：“师去何不相报？”太宗这句话在今天读来，也许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西行这么一件大事怎么不相告一声；二是，这么大的一个盛举，出门时，朝廷也应做出适当的反应啊。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实际上太宗并没责怪玄奘，只不过，君臣之间，总有些纲常礼数要遵守罢了。于太宗，这一问询更显得平近与亲热了。等听了玄奘简明扼要的介绍后，太宗立即对玄奘给予极高的赞赏。太宗说，僧“能委命求法，惠利苍生”，不仅是吾国吾民之大幸，而且“朕甚嘉焉”。接着，太宗便让玄奘写一部西行的所见所闻。这就是后来玄奘口述弟子辩机记录的《大唐西域记》。

从此以后，玄奘与太宗不仅保持着密切交往，而且在交往中二人始终保持着和睦氛围。这种和睦显示出，作为君主的太宗，近人情懂世故，从不强人所难。其行其言，有两件事值得赞扬。第一件事，太宗见玄奘有如此丰富的经历和学识，希望玄奘去道还俗以助帝力，但是玄奘谢绝了，此时，太宗并不强求，而且给予了玄奘很好的译经条件。第二件事，太宗征讨辽东时，他希望玄奘“共师东行”，不是需要玄奘在军事上有所教益，而是“指麾之外，别更谈叙”，但玄奘仍然谢绝了，因为“脚力有疾”。一开始，太宗不解，一个能行五万里而且屡遇艰险的玄奘，怎么会脚力不行呢？玄奘的理由是，太宗东征一定会是昆阳之捷，一定会有牧野之功，玄奘又对太宗说，佛是不愿看到流血战事的，所以他不能陪同。看来两条理由都很充分，于是，太宗也不再相逼。可见，太宗与玄奘不完全只是君臣关系，真有些朋友关系了。当然，太宗也有不按玄奘的话安排的事。玄奘想到少林寺译经，但太宗不允。太宗将其安排至新修不久的长安弘福寺里。太宗的意思是，弘福寺是太宗给其母穆太后修的寺院，叫玄奘在此译经，也算是太宗的孝心。还有一说是太宗不愿意让玄奘离得太远，太远了，不能随时叫玄奘进宫来传经送宝。

到了高宗接任帝位后，高宗像其父亲一样礼遇玄奘，玄奘永远是朝廷的座上宾。

永徽三年（652年），高宗应玄奘之求下诏修造藏经塔。在此之前，太宗非常庄重地给玄奘的译经写下了《大唐三藏圣教序》，高宗又写下了《述三藏圣教序记》。藏经塔由砖砌成，通高180尺，共有五层，每层都存放着经书。在塔的南面矗立两块碑刻，一块是太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另一块则是高宗的《述三藏圣教序记》。两块碑刻的字都出自褚遂良之手。在玄奘与高宗交往的过程中，有一件事也很值得一说。庆显元年（675年），高祖李渊的婕妤河东郡夫人要出家，高宗依了河东郡夫人的志向，下一诏同意，接着专门请来玄奘在鹤林寺为其主持道场。整个道场共进行了3天，3天都由玄奘一人主持，可见高宗的礼数和玄奘的虔敬。就为了这一件事，高宗还专门叫太尉长孙无忌撰文，让在朝大臣们传看，以示高宗孝道之心，以示李唐王朝昌明。

玄奘后来身体多病，显庆元年（656年），他因热伤风引起大病，在寺里几经治疗都无好转，已“几将不济”。直到此时，才报奏朝廷。于是高宗即令御医专看。不仅如此，“所须药”皆由内庭供送，而且高宗还时时打听玄奘的病情。由于高宗的敕令，太医们昼夜不离，玄奘的病终于好转。到了此时，王室对玄奘的尊敬已超出了对待普通高僧的程度。太宗高宗两代君主与玄奘的关系，已成为一段让后人感慨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