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世上号为藏书家者不可胜数，但境界格局差之霄壤。不少藏书者不过是拜物教徒，他们占有欲极强，“知本”垄断，将珍善本视作另一种可生利的金银，藏之高阁，秘不示人。不知这类藏书者是否读过《聊斋志异·书痴》篇尾的“异史氏曰”：“天下之物，积则招妒，好则生魔……”

真正的藏书家大都有如下特点：一、藏而不秘。他们嗜书成癖，但有深情、有真气，既认为“学术为天下公器”，故绝不会“书与××概不外借”；他们藏书不为私有，而是为了保存资料以免其明珠暗投。比如厦门大学教授谢泳，购书不计成本，且不只为自己的研究；他每遇珍稀资料，虽不属自己的研究领域，但只要知道是某友研究所需，就会果断买下寄赠友人；据说仅此一项，谢泳就所费不赀。二、读而“书话”。真正的藏书家得到好书，虽不会搞出沐浴焚香之类极强的仪式感，但一定如对高古之人或如老友促膝，然后将心得体会形诸文字，公之报端或结为文集，以供同好者知有所本，进而能“接着说”。周作人、郑振铎、孙犁、唐弢、黄裳、姜德明、陈子善等藏书大家的“书话”，钩沉古今，知人论世，让人领悟读书为风雅乐事。三、捐而献之。真正的藏书家不会将藏书当作私产，最后往往会给它们找一个好的归宿，或捐学校或赠图书馆，以贻后学。据我所知，文学研究会成员瞿世瑛先生晚年想为藏书找个好去处，遂与当时主持山东师范学院校务的老友田仲济联系，将全部藏书捐出——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特藏书库”的中国现代文学资料颇为丰富，即奠基于此。

据香港藏书家许定铭先生“书话”中的典故可知：香港有一批中国现代文学方面的藏书大家。首屈一指的是香港中文大学卢玮銮（小思）教授，她是“最早有目的地搜寻香港新文学史料的创垦者”，退休前将搜集所得尽捐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了“香港文学特藏资料库”；她还与郑树森、黄继持等合编了《香港新文学年表》《香港文化众声道》等著作，为香港文学史打造出了雏形。第二位是香港大学孔安道图书馆的杨国雄先生，他专注于收集整理的香港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文化报刊，所收集者“都是编写香港新文学史的重要资料”。第三位是梁秉钧（也斯），他在岭南大学主政时期为学校图书馆搜索的新文学史料也相当可观。另外，香港中央图书馆的“闭架图书库”也有“深不见底的珍本宝藏”。香港的藏书大家还有林冠中、郑明仁、吴萱人、马吉、黄仲鸣、许定铭、陈国球等，都是藏书如海；其中郑明仁的藏书达到了“你讲得出的作家，我都有签名本”的地步，而陈国球、陈智德则主编有《香港文学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等“大部头且有系统的书系”……

许定铭对香港当代藏书界了如指掌，与其诗人、教师、评论家、香港文学史家、藏书家等身份有关。许定铭是广东电白人，在香港长大，少年时的文学阅读受到周白蘋、沈从文、司马长风和徐速等人的启蒙，青年时代的诗歌写作则受惠于台湾《创世纪》《现代文学》《笔汇》《好望角》作者群郑愁予、沈甸、云鹤、管管、周梦蝶等人。许定铭1964年与易牧、白勺、羁魂、卡门、芦苇、龙人等发起成立“蓝马”现代文学社并出版《蓝马季》杂志，并自标为“一群意象创新的诗人”；虽然“蓝马”文学社存续时间不算长，但社刊《蓝马季》及同人的创作实践却在引介达达主义、意识论和提倡现代主义文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现代主义者是一群“颇为任性的人，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喜欢教条与规范，没有心中的英雄，也不会受别人的影响”，其创作“大多是围绕身边的小事，甚少涉及社会大事”……由此可窥见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精神之一斑。

青年许定铭除了诗文创作与文社活动，还接受了《华侨文艺》编辑丁平的建议：“一个完整的文学家，除了创作，还要写作家研究。”于是许定铭开始研究萧红、刘西渭、李广田、黄裳、罗淑等现当代文学家，并写作了一批高质量的评论文章，被人视为新锐的文学评论家；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臧否褒贬也为人们重评中国现代作家提供了独特视角。

作为香港当代文学发展史的亲历者和参与者，许定铭1970年应约写作长文《香港青年文运的回顾》，对香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运动和思潮走向进行了梳理，并对各社团出版的专集和合集作了点评。此长文在《文社线》连载近十期，为香港当代文学运动保存了重要资料。随着他对现代中国文学思潮研究的深入，许定铭渐渐不满于一些人诬指香港为“文化沙漠”和“没有文学”。他由此关注内地学者的《香港文学史》编写状况，并在2015年写作的《编写香港新文学史的凌思断片》一文中指出，内地出版的各种版本《香港文学史》存在“大部分内容都非常接近及不够全面”的缺陷，原因是“某些内地学人来到香港，躲到大学图书馆去，苦苦埋首几个月，一部堂而皇之的文学史就面世了”；但可惜的是，由于各大学图书馆轻视现当代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因而“图书馆内的藏品相当贫乏，可能连真实情况的一半也反映不出，资料如此贫乏，怎能写出与事实接近的文学史？”不能不说这是对大陆的香港文学史研究者的一种善意提示。不过，许定铭基于自己对香港1950年代以来文学史料的掌握情况，他满怀信心地告诉人们：“香港肯定已不再是‘文化沙漠’，是一处处蓬蓬勃勃，充满生机的文化绿洲，属于我们自己编的文学史的出现，指日可待。”

我手上有许定铭先生签赠的《向河居书事》（2018）、《醉书小站》（2018）、《书乡梦影》（2017）、《香港文学醉一生一世》（2016）、《醉书札记》（2011）、《旧书刊摭拾》（2011）和《爱书人手记》（2008）等。我一直把这些书当作枕边书，读的越多，钦佩之情越深：许定铭的每一篇文字，无论长短，都是自己的发现、解读与指谬，真正做到了沉潜往复、从容含玩。我觉得这才是读书人应有的斯文心态。许定铭在我心里也渐渐有了这样一个位置：如果卢玮銮（小思）教授自谦是香港文学史殿堂的“造砖者”，那么许定铭不仅是香港文学史殿堂的“造砖者”，还是香港当代文学的指掌者、香港文学地图的绘制者，也是香港文学研究入门者的“盲公杖”——正如郑明仁教授所说，许定铭“写的书话和文坛掌故很受欢迎，享誉两岸四地，七十年代第一批从内地来港寻书的文化人，都要找许定铭做他们的盲公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