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刘建东，生于1967年12月。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坛“河北四侠”之一。1989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鲁迅文学院第十四期高研班学员。1995年起在《人民文学》《收获》等发表小说。著有长篇小说《全家福》《女人嗅》《一座塔》，小说集《情感的刀锋》《午夜狂奔》《我们的爱》《射击》《羞耻之乡》《黑眼睛》《丹麦奶糖》等。曾获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孙犁文学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等。作品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

侯艳宁，资深文化记者，鲁迅文学院河北青年作家班学员，供职于《燕赵都市报》。

刘建东在“河北四侠”中，有一种谦谦君子的兄长风范，这与他为人低调谦和、做事细心周到所散发出来的气场有关。他的小说，却在这种温和的气质里透着凌厉的一面。特别是他近几年创作的“工厂系列小说”和由董仙生贯穿始终的“文学知识分子小说”，描写对象截然不同，时代背景有着二三十年的差异，可都在反差之上意外地和谐，如枪与玫瑰碰撞之后可以完美共存。比如坚硬、冰冷的工厂里绽放着文学的花朵，高级知识分子群体里闪现着龌龊、迷茫和忧郁。

特别是从2016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丹麦奶糖》开始，“董先生”向我们款款走来。这个叫董仙生的社科院文学专家，就像身边的领导、同事、兄长，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亲切得想向他说一声“嗨”。他曾经的理想，他现今的目标，他在道德和欲望之间的挣扎，他的迷离，他的冷眼旁观都像一面镜子，映照着我们的内心。再向前推几年，由《阅读与欣赏》《卡斯特罗》《完美的焊缝》《最后的晚餐》《黑眼睛》组成的中篇集《黑眼睛》则是不一样的阅读体验，刘建东将视角推回到上世纪90年代左右的国企工厂，捕捉我们习以为常、文学上却不多见的工人们的生活与情感。这些中篇小说在人物的塑造，结构的搭建，气氛的营造上彰显了作者力道十足的创作能量，为中短篇写作带来了广阔的空间。

刘建东和他的文学前辈一样，秉承着河北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但60后的他，在成长与创作的道路上必然受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思潮的影响，与马尔克斯、福克纳、卡尔维诺、卡夫卡这些现代主义大师投射到他身上的印记一起构成了独特的写作风格，我们在熟悉的现实主义风格里总能捕捉到鲜明的先锋气质。刘建东的小说写作非常全面，从长篇到中短篇，从战争年代的知识分子到工厂里的文学爱好者再到今天的知识分子，时代环境不同，他发出的却是同样的追问：个体的命运与时代、历史的关系，我们的人生如何挣扎，如何冲出俗套的陷阱，露出真实的血肉。

侯艳宁：从工厂系列到“董先生”系列，主人公的身份变了，但是好像遭遇的困境更大了。特别是《丹麦奶糖》，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董仙生和他妻子的内心困境，以及难以突破现状的无力感。我们很容易认为，这是您在这个年龄段对自己所熟悉的圈层、职业的一种内向的审视和反思，您在创作之初是有这样的思考吗？

刘建东：是的。回到工厂的写作使我得到了一种来自生活的抚慰，那就是一个作家的根基在哪里，小说的天地就在哪里。我写了四个中篇，集了一本集子。之后，我暂时告别那个我熟悉的环境，把目光拉向更近处。当下，我以及我身边的人在想什么，我们在时代的进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而这种角色有多少主动，有多少被动，经过时间的沉淀，我们的理想还有没有，我们究竟在寻找什么、期待什么，我们得到了什么，而又失去了什么？这一切，都需要和我同时代的这些人去解答。所以，我虚构了一个我们的代言人：董仙生。他是“董先生”一词的谐音。我想，我可能大部分的生活都与董仙生相似，对此，我更想说点什么，写点什么。

每个人都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精神困境，没有精神困境的人是不存在的。所以，我有意地开始去审视，去辨别，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清晰起来。这个时候，我自己都感觉有些惊讶，那个叫董仙生的人，是不是我自己。

侯艳宁：而现实情况是，人的困境是不分职业不分年龄的，所以，把您的工厂系列和知识分子系列小说一起读下来，反而觉得，工厂系列是有朦胧美的，而知识分子系列则带着很明显的批判精神。这是不是说明，作家早年的生活经历发酵过后，过滤掉许多杂质和粗糙、切肤的疼痛感，留下的美的东西更多。而当下，则是千疮百孔，无力又无解？

刘建东：你的分析很有道理。文学的重要功能是发现，发现美，发现丑，发现我们人类对世界所有的感受。这些感受让随时间很快逝去的历史变得真实可信，变得有血有肉。作家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去书写历史，但总的来说，是在对人性的解剖、对世界的解构中，洗净尘埃、过滤杂质，寻找美好的精神家园。每个人在不同的生活阶段，痛感与困惑都是存在的。但作家的另外一种美德是宽容，当时间让某一段生活渐渐远离时，追忆可能会停留在某些更持久发酵的美好事物上，而那些曾经的灰暗与挫折会成为前行的动力。所以面对过去，我选择了宽容，让更动情的美好浮现出来。

而面对当下，我感到更有一种责任。正是这种责任感，使我更容易看到不足，也促使我去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内心。我们这代人真正在想什么，这是个容易回避的问题。我觉得作家们最大的难题是认识自己，然后再去认识世界。而往往是很多人忽视了自己，或者说有意识地越过自己，直接面对世界，把自己凌驾于道义、道德及一切正确的意识之上。而一旦从自己的内心去仰视世界时，你才发现，有些事情是你无法逾越的，你会发现，慌乱、镇定，残存的理想与坚守，美德与妥协……是那么真切地存在着。你无法回避，无法躲藏，它们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把发现的所有呈现出来，这是我应该做的。

侯艳宁：《丹麦奶糖》提出了很多问题，写了董仙生的自我审视和自我辩解，到后面的几篇，无论是《猴子的傲慢》《相见不难》还是《春天的陌生人》，董仙生好像退居幕后了，他成了一个观察者，他的自我审视变成了不断地发问，与他相交的人则在他的眼中，您的笔下变得时而真切，时而荒诞。那么您在《丹麦奶糖》之后的“董先生”系列创作中，是否经历了创作思路的变化？

刘建东：思路没有任何变化。他们仍然是在一条线之上，他们向前方奔跑的姿势都是一样的。只是，我在不断地扩大笔下人物的领域，就像契诃夫，写出了他同时代与他类似的那些人的精神困境一样，他也奉献了形形色色的不同面孔的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那个时代的人物全景图。我也想这样，要描摹我们这一代人，一类人，在此时此处的真切面容，真切想法，让大家看得到他们表面的笑容，也看得到他们内心的复杂情绪。当然，他们的出现是通过我的叙述去展示，我的思想去注解。看清自己，也看清别人。或者可能还有别的方式，比如通过别人来看待自己。所以，当更多的人物向我的思想和笔端涌来时，我会努力做到不伪饰，不夸张，不放大，也不缩小。荒诞也好，真切也好，都是生活的原来样子。

侯艳宁：《黑眼睛》发表后采访您时，您说过，“只有最细微的所在才是真正的现实，只有最容易忽视的身旁才是历史的起点。”是这样的，我们总说作家要深入生活，描写底层群众的真实生存状况，而忽视了作家的生活也是“真正的现实”，作为身处其中的一名文学知识分子，您怎样避免自身经验带来的创作局限性？

刘建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这是不可避免的。约翰·契弗就一直在写自己熟悉的中产阶级那类人的生活，可他写得入木三分。深入生活其实是尊重生活，尊重生活的规律，你不能想当然地去借深入生活之名，以高于生活的姿态去了解生活。只有尊重生活，与生活真正地融为一体，才能获得更真实的感受，才能收获文学的发现之美。

所以我们不能刻意地去寻找生活，因为任何寻找都是道听途说的。你自己的生活就在那里，不需要寻找。真正的生活不是探秘，是去思考，去反省，去抓住能够传达时代信息的那一个瞬间。而避免落入自己的经验中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把自己放在高处，放低身段，在生活中去寻找人生的意义，而不是带着某个所谓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去俯视生活。

侯艳宁：在我们看来，董仙生，还有他的妻子，太像身边的一位同事、朋友、领导，董仙生的世俗追求我们其实都有，他的理想看似荡然无存，其实珍藏在内心深处。您在审视当下文学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的时候，是否也纵向横向地比较过为历史进步作出巨大贡献的文学知识分子群体？您觉得当下的文学知识分子与中国历史上的这一群体相比，有哪些进步，又有哪些退却？

刘建东：时间会改变一切，包括理想。年轻时远大的目标，经过社会的洗涤，已经面目全非了，但每个人心中都残存着，那微光一样的梦想。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是被理想主义饲养大的，我们的内心拥有着强大的自信，当然，我们更感受到世俗的无孔不入。

现在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丰富复杂。时代不一样，社会背景不一样，与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肯定是不尽相同的。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上升到学术问题了，不是小说中要解答的。可能我在小说中，更感性一些，不会去做过多的对比与阐述。但是我知道，和更早的知识分子相比，我们这一代人在选择，在面对更多的选择，而种种选择对于一个个体而言，似乎都有些道理。我的选择是，用小说的形式，努力展现出我们的真实面貌，展现出他们在选择时的真实感受，至于与前辈人相比是进步还是退却，我想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断。

侯艳宁：“董先生”系列还会创作出怎样的规模？

刘建东：是的，我也在想。最后这个系列会有什么样的规模，只是有个大概的想法。按照我的设想，它可能会超出我的想象，它会从叙述角度、方式，到人物对象的选择，都有较大的突破。它会突破时间的束缚，也会突破特定人的束缚。我努力，辐射到我能达到的精神与现实半径之内。我在写，所以我不知道它的目标在哪里，就像是一个作家，当他踏上文学的旅程时，他从来不应该去设定自己的终点。

（刊发于《当代人》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