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张柠

A 长中短篇小说陆续推出

羊城晚报：据说2019年将会是您的出版“大年”？

张柠：可以这么说。我的首部长篇小说《三城记》，作为北京市重点扶持项目，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重点图书，1月10日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举行了首发式。小说原刊《当代》杂志2018年第6期，中国作家协会的《长篇小说选刊》全文转载，《作家文摘》连载了部分内容，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其他中短篇小说，也会陆续在《人民文学》《花城》《青年文学》等杂志推出，还有一个15万字的中短篇小说集《幻想故事集》（暂名）也将由中信大方出版公司出版。

羊城晚报：这些小说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张柠：长篇《三城记》是写北上广三座城市的故事。这部书写“80后”成长史的长篇小说，聚焦主人公顾明笛的命运，直面当下中国城市生活，并以此为原点辐射社会各个阶层的生存和精神状况。小说涉及沙龙、报社、高校、互联网、城市与乡村等多种生活，塑造了当代城市青年形象。短篇小说有城镇和乡村两个系列。一个叫“罗镇逸事”系列，是描写乡镇生活的，一个叫“幻想故事集”，是书写城市幻想生活的。“罗镇逸事”系列，写我的童年记忆。“幻想故事集”是城市系列，创作背景是广州。《三城记》里也有一部分是写广州的。

羊城晚报：这些小说是在什么时候创作的？

张柠：长篇小说在两三年前就动笔了。“罗镇逸事”和“幻想故事集”是旧稿修订的。最近写的，除了长篇小说之外，就是那个5万多字的中篇《普仁农庄里的女人》，还有一个1万多字的短篇，叫《黄菊花的米兔》。

羊城晚报：长篇《三城记》的创作是出于怎样的构思？

张柠：这个长篇实际上很多年前就在脑袋里转，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和理由开始动笔。直到2016年七八月份，因机缘巧合，我才腾出时间来写我一直想写的长篇小说。我的写作动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的一流作家比较擅长写乡村，城市题材的小说相对缺乏，一些年轻的作家虽然在写城市题材的小说，但他们的城市经验往往过于碎片化。看到这样的状况，我就想尝试写一个讲述都市青年成长的小说。此外，我的主人公，一个出生于1980年的城市青年，他跟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人，尽管也有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生死问题，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的具体问题，差距是很大的。五六十年代的人，在现实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匮乏”，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这种匮乏感，一直是这一两代人小说叙述的主调。“80后”一代，总体上看，并不存在这种“匮乏”问题，甚至可以说，他们面对的是“过剩”带来的烦恼和无聊。《三城记》中的主人公顾明笛大学毕业，在国有企业办公室上班，家里有两套房，但他质疑生活的意义，整天焦虑不安。他辞职离开上海去了北京、广州闯荡，先后进入媒体、高校、互联网企业工作……

B 超越先锋又不落入窠臼

羊城晚报：作为北师大教授，您的本业是教学和评论，转向小说创作与之前一直在做的工作有什么关系？

张柠：当物质匮乏的问题解决之后，人的意义在哪里，这是一种新的匮乏。匮乏与拯救，是永恒的主题之一。这个主题不仅在我的小说里存在，我的评论里也经常有触及。我在写评论的时候，经常想，如果是我来写小说，会怎么处理这种问题？教学中与年轻人接触也很多，因此，我塑造这么一个“80后”人物形象，让他直面他们自己一代人的真问题，去行动，去选择。

羊城晚报：作家最开始小说创作的时候，一般都会把自己的经历写进小说中，但在这部小说中，似乎找不到您自己的影子？

张柠：并不都是这样。的确有些作家，一开始就写自己的经历，写完了就完了。也有很多小说家不写自己的经历，而是主张无中生有，主张虚构。直接写经历的也有，比如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比如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还有高尔基，都是大师级的人物，随便怎么写都行。鲁迅的小说就不写自己的经历。按我的文学观念，我不主张一开始就直接把自己的经验搬到小说中来，我是主张虚构的，这是小说这种文体的基本特征。但我这里所说的“虚构”，是把这个时代的所有信息都糅在里面的，“我”既在里面，又不在里面。“我”的经验全部转化为小说中的细节，我会把许多我的亲身经历移到某个小说人物身上，这个影子无处不在，但又不是我。“罗镇逸事”和“幻想故事集”系列里，应该说有更多“我”的影子，但都是经过典型化的，变形的，不是古典的成长小说，不是自传。

羊城晚报：《三城记》与“罗镇逸事”和“幻想故事集”那两个系列有什么不同？

张柠：《三城记》写的是当下的生活，是一个当下城市青年的奋斗史、情感史、挫败史，刻画了一个书斋里的人是如何成长为社会人的。“幻想故事集”的初稿写于1995年，动笔的初衷是试图超越“先锋小说”的写法，同时又不想落入古典现实主义的窠臼，可以说是一次探索，它处理的对象是城市，是世俗生活中的欲望。从启蒙的层面看，欲望是进步的，解放的，但在一个欲望可以轻易得到满足的城市里，它会无限膨胀。这一点跟新的长篇《三城记》有联系，无限膨胀的欲望跟“匮乏”实际上就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短篇小说这里，我采用了“幻想”的形式，是因为那时候的广州，在我的印象里有一种魔幻的感觉，我就通过小说把这种虚幻感传递出来。“罗镇逸事”系列，初稿开始于1998年，反映的是农民的生存状态。这是我对自己少年记忆的艺术再现。这一次，我把这两个系列小说重新梳理和修订了一遍。

C 文学和思想并不矛盾

羊城晚报：为什么在上个世纪末写的小说，要到这时候才拿出来发表？

张柠：因为我以前没有打算以“小说家”的身份示人，所以一直让那些小说沉睡在电脑的文件夹里。其中，“幻想故事集”是前段时间由我的研究生输入到电脑里的。她在微信里问我，“老师，我很喜欢这些短小说，为什么不发表出来？”我惊奇地发现，时隔多年，这些小说似乎还没有过时。

羊城晚报：评论写作以理性思维为主，小说创作以感性思维为主，两者兼擅并不容易？

张柠：人同时具有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能力。大脑也像双频手机一样，是可以换频的。我们可以把一种思维暂时中止，开启另一种思维。尝试着做就不难。不要人为地给自己设置界限，要勇于开拓。

羊城晚报：顾彬说过，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存在着讲故事的倾向。您是怎么看的？

张柠：顾彬是不是认为通过讲故事进行小说创作不高明，思想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小说家不讲故事，去讲什么思想？那些思想是你原创的吗？不是？你就是抄袭。是？那你就做思想家好了。所以我并不赞同他的观点。其实文学跟思想并不矛盾，真正高端的、文学性强的故事，是有思想性的，同时，它也是超越思想性的。

羊城晚报：当代小说必须进入市场接受检验，像金庸那样拥有广泛的读者群是很多作家的梦想，您如何评价金庸的小说？

张柠：市场也是必须面对的问题，但完全不是作家创作时要思考的问题。金庸的小说故事性很强，但也只是一些类型化的故事。人物形象很独特，但也是一些梦中的人物。文学既要有永恒主题，也要有时代风尚，“典型人物”的塑造，必然要求有“典型环境”的衬托。如果没有“典型环境”，那就是一个梦。从这个角度看，金庸的小说，既不是三次元的，也不是二次元的，只能算是二点五次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