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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妖:年轻时来到一座大城

来源:北京青年报 |   2019年01月14日08:35

绿妖

嘉宾:绿 妖 作家

柏邦妮 作家、编剧

水木丁 作家

蔡一玛 前媒体人、编剧

主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西西弗书店

主题:年轻时来到一座大城——绿妖《世界尽头是北京》新书签售会

时间:2019年1月6日14:30

地点:西西弗书店·北京蓝色港湾店

“西祠”上认识的朋友对我说“像你这样的就应该来北京”

柏邦妮:第一个问题,你是怎么来到北京的?你为什么来北京?你怀着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来北京的?

绿妖:我当时是在一个非常不知名的大学里上学,在大三的时候决定毕业后不会从事我所学的专业,我又没有任何的家庭资源来帮助我进入任何一个城市,不只是北京,就是我想留在武汉也是很困难的。所以毕业那一段时间我有些抑郁,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学校景色很美,有一个湖,我每天绕着那个湖转圈,感觉前路茫茫。当时我郁闷的时候就在网上写一些东西,因为写的这些文字结交了一些朋友,就是同一个论坛(“西祠”)的网友。其中有一个时尚杂志的女编辑对我非常热情,她说,绿妖,像你这样的就应该来北京。她再三召唤我,而且说可以帮我找工作。

那个女孩还帮助我解决了租房问题。我来的第一天晚上,她就告诉我说帮我找了一间房,只有一间,跟其他人共用厨房和卫生间,是一个比较大的单元,不像现在那种小的公寓,还挺大的,但是属于我的就只有一间,房租只有三百块钱,是在京广桥附近,就是三环附近,现在这个价格肯定是租不到了。

柏邦妮:这是哪一年?

绿妖:2001年。

水木丁:我当时是在杭报集团做一个小报纸,有一天回老家看父母,接到消息说我们报纸结束了。其实在杭州的时候过得非常开心,每天刷夜,我就住在西湖边上,每天半夜两点还可以到西湖边上去转。那一年多把杭州玩了一个遍以后,我们就结束了,当时处得特别好的同事也就四散了。

为了离在东北的父母更近一点,也觉得北京可能机会和媒体更多,后来想想就跑到了北京。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绿老师帮我找的。她跟我约了一篇稿子,说我们见个面吧。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跟绿老师两个人在建外SOHO约了见面,在位于地下的一个餐厅,然后我们两个文艺青年又不熟悉,两个“社恐”,端端地在那儿硬聊了四个小时的文学。等到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才开始慢慢聊一些八卦还有什么的。

那种四五十人的网友饭局喝多了有人还在背雪莱

蔡一玛:我是考大学到了北京,然后工作就留在北京了。我跟绿老师差不多一样,就是第一个住的房子,她说的几家合租的那种,我也是。当时我还有单位,单位给分的集体宿舍,我有一间。那个房子朝北,一楼,很潮湿阴暗,八平方米,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我觉得生活太幸福了,没有人管我,觉得人生特别美好。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上西祠论坛。

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这本书里面写的主人公第一次去吃那个饭局,在北三环,有巨多的人。应该是在那个饭局见到的你。

绿妖:有四五十个人。

蔡一玛:对。

柏邦妮:那个时候,每到傍晚五点多钟“西祠”就活跃起来,很多版开始说今天晚上有饭局,谁来?你不认识的人都可以去,然后每个人可能A一点点钱。你可以不用认识任何人,任何大的饭局都可以去。人越来越多,从一桌变成两桌,三桌变成四五桌。所有人都不认识,你还可以在那里吃晚饭,大家一般都在讲文学和电影。

绿妖:而且有好几个中心,就是这个局完了以后又去那个局。

柏邦妮:我那个时候比她们要稍微小一点点,我在“西祠”的时候绿老师已经很有名了。现在回想起来,大部分人可能没有见过那种盛况。她的文笔非常华美,比现在要华美,现在绿老师的文笔返璞归真,就质朴和本质了。那时候她的文笔之华美,情感之充沛,那么多的情感要倾诉要宣泄,心中的情感简直是猛兽。她每写一个东西,在那个版块、在整个“西祠”都会被人去追捧,大家都会觉得特别好,有震动。

绿妖:北京有很强的包容性。就像我在这本书的序里面写的,我说北京曾经是一个有着粗大孔隙的城市,它有很多缝隙,让一些奇怪的人可以钻在这些缝隙里,有着自己小小的独特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原来我们周围的人都觉得我们有病,但是你来饭局一看大家都有病,喝多了有人还在背雪莱,你觉得我这算什么呢?

柏邦妮:绿老师喝多了是站到桌子上跳舞。

蔡一玛:我在现场,我现在还记得你当时穿了一个水红色的丝绸衬衫。

来北京的感觉特别好你会有被很多人热情接纳的感觉

柏邦妮:我来北京跟她们都不太一样。我是二十岁的时候在南京上学,觉得生活特别没有希望。那个时候我遇到了一个人,跟我说了绿老师那个时候听到的一样的话,“你这样人的就应该来北京”。我觉得这个话很有意思。这有什么标准吗?有人在拣选我们吗?我在学校上二年级的时候,有个老师是电影学院的,他说你应该去北京。然后我就辍学到电影学院去旁听。刚来的时候有落差,很苦,那个时候可能是我太年轻,或者觉得北京太好了,完全不觉得苦。

水木丁:可能因为我是从杭州来的。杭州的生活真的非常好,吃得很好,住得也很好,我又是一直在杭报。比如说当时办的一个一千五的健身卡,到了北京我一看要八千块钱!就是同等的条件。所以到这边来以后有时候就问“我是谁?我来这里干吗?我为什么要来这里?”

柏邦妮:我来北京的感觉特别好,当然生活环境是糟糕的,但就是那种你会被很多人热情接纳的感觉。我在南京的时候很苦闷,觉得自己有点才华,但是别人不会这样认为,别人觉得我像个怪物一样,你看别人是傻子,别人看你还是傻子。到了北京以后,别人都说邦妮你很好,你很可爱啊。一玛也这样跟我讲过,我觉得自己突然变成了天使。

然后还有就是你回到老家的时候,因为我们频繁地回到老家,每年我回去也不是很长时间,也就十五天左右,但是你会感到不太舒服,你还是会觉得自己是个神经病,就是到了那个环境里面。每次回到北京,特别是每次过完年回到北京,坐在自己家里点上一根烟,在那儿抖腿的时候,心里就说我又回来了,我又自由了。这种感觉很强烈。

所以说这个城市为什么呢?能变成这样,能让我们觉得舒服?其实它也给了我们很大压力。

写作永远没有“准备好了”对有的人来说写作是你不得不这样

柏邦妮:我觉得那个时代,用“那个时代”来形容其实有些夸张了,可能十年前,就是绿老师书里面写的那段时间的北京。

绿妖:对,差不多是2002年到2006年那个时候,我看到的北京。

柏邦妮:绿老师有一个习惯,她曾经跟我说过,她说要等她的一个生命时期过了十年以后,她才会去写。所以你2006年到2012年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写的是你更早以前的经历。

你什么时候开始准备写这段经历?

绿妖:其实我觉得写作永远没有“准备好了”,就是对有一部分人来说,写作是你不得不这样。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是被生活碾压的。来到北京以后,最初它给了我很大的包容。包括像邦妮刚刚说的那种,就是谁来都可以的那种饭局,我是一个非常局促、内向、自闭的人,但是在那种饭局就觉得五六十个人,你自己喝点酒,别人也没有看你,也没有人理你。一个朋友前段时间还说我,他说你的字越写越大了。我那个时候特别局促,写的字很小,写自己的名字一着急就会越写越小。但是后来慢慢地好像在人多的场合,慢慢地就放开了一点,字可以写大一点了。这是最初的喜悦。

但是慢慢地你也会接收到这个城市给你的很现实的那一面——你来到一个大城市,你要交你的投名状,你要把你的生活过好。慢慢地开始有了现实的压力以后,有几年我是放弃文学的。我觉得不现实,有什么用呢,反而会干扰我的理性思维,于是就把那个频道关闭了,也不去看那些小说。

但是那样做了几年之后,我觉得好像是被现实碾压了,其实是被自己逼崩溃了,然后在那种濒临崩溃的情况下,忍无可忍地开始写作了。

柏邦妮:我记得一开始你是在大连写这本书的?

绿妖:对。我辞职了,我上班期间出差累积的里程可以兑换一张机票。抠门如我当然是用免费的。我当时很想去靠海的、名字也很美的城市,一算只能去郑州或者大连。我想那就大连吧,好歹也靠海。我就换了一张去大连的机票,回来好像是坐火车。我就带着我的笔记本,真正拿笔写的那种笔记本,在那儿一路旅行一路写。那一两年去了好几个地方,慢慢觉得把自己原先关闭的频道又重新打开了,去尝试用写作表达自己。我觉得如果没有写作,在2006年和2007年我就已经崩溃了。

尽管生活压力不小但你好像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同类

柏邦妮:先顺着绿老师这个话题说吧,你们有一些什么时刻想离开这个城市吗?

蔡一玛:比如雾霾来的时候。但是我从来没有真正想过离开北京。最根本的一点是,我觉得我还挺信任北京的,我对这个城市感情特别深。我看到身边离开北京的人,后来基本上都受不了,都回来了。选择离开的人最后会发现,你好像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同类。

柏邦妮:我在2008年还是有点想离开北京的,和绿老师的感受差不多,但回忆起来,2008年房价开始上涨,那个时候这个城市的气质、文艺青年关心的话题,一群最敏感的小动物都感觉到空气开始变化,城市压力变大,生存变紧张了。

绿妖:刚到北京的时候,在饭局上我们会开玩笑,有人喝多了在背雪莱,不会有人笑话他,大家反而觉得他是性情中人,很尊敬他,很喜爱他,那样的人很受欢迎。后来我有几次在饭局上和朋友谈工作,因为当时刚进入时尚媒体界,很着急。谈了两次工作后,第三次就被我的朋友严厉批评了,他说绿妖你现在怎么这么庸俗。那个时候大家在饭局上不谈这些事情,朋友就是朋友,不是你的人脉。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朋友就变成了“人脉”这个冷冰冰的、物化的词。以前在饭局上,大家很少谈论房价,因为2004年之前房价很低,没什么好谈论的。“贡院六号”因为位置非常好,卖了天价,结果被我们群嘲,都说等着它跌回五千。从2006年开始,突然有一天你发现自己坐在饭局上,听周围的人都在谈房价。

对北京的感情就像一段恋情你深陷其中离不开

柏邦妮:2008年的时候,我一度想离开北京,但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我想回老家开个考前辅导班。当时就突然感觉生活变难了。我经常形容对这个城市的感情,第一段是爱北京,很喜欢这个城市,能在这找到很多同类,然后中间有个阶段发现,虽然自己很爱这个城市,但是这个城市不爱我。就是在2008年到2010年这段时间里,我的压力变得很大。可能那个时候年龄也大了,已经很难再从和几个好朋友合租这种生活中感受到快乐。之前是感到非常快乐,但后来觉得合租又能怎么样?就是慢慢觉得没有那么快乐了。

绿妖:我和邦妮的感受有点像,最初的喜悦过后,就进入一个非常务实的、对自己很严苛的阶段。之后又进入一个迷失的阶段。中间一段时间,我对北京的感情就像一段恋情,你深陷其中,知道它没有未来,但又离不开。

后来我发现,是自己将内心的一些东西投射给了这个城市,对自己的一些严苛的要求也投射给这个城市。

水木丁:我实际上是觉得自己没地儿去,所以就留在北京。你说想没想过走?雾霾的时候我就在看海南的房价,但就是想想而已,后来北京天晴了。

我在杭州待过,我在宁波也待过,这两个地方我都很喜欢。回北京以后,我觉得我还是能待下去。当然了,能看展览、看演出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买房、购物、结婚也会聊但更多还是会聊书和电影

水木丁:还有另外一点,我觉得没人搭理你也没人管你,让我很舒服。这里说的“人”不一定非得是文艺青年,也可以是你身边的邻居老太太。

柏邦妮:对,水老师说她有过这样的发现,她说北京人不爱打听邻居是干什么的,或是从哪里来的。在北京,邻居和你见面会说“你好”,或者“你吃了吗”,但不会问“你哪儿来的”,“你结婚了吗”这种问题。我到杭州发现,我楼下的邻居,他们的社会阶层应该很高,但他们还是会问“你结婚了吗”,“经常来的人是你对象吗”这种问题。第一次聊天就会问这些。

水木丁:对,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的朋友都在这边。那个时候我离开杭州,是2005和2006年间,杭州市正美,人也很少,我就住在西湖边。我印象特别深刻,最后一晚跟大家告别,然后坐着车离开杭州的时候,我说这么美的城市不属于我。

回到北京,买房、购物、结婚这些东西我们也会聊,但是碰到一起的时候还是会说,最近看了什么书,有什么电影,然后争得面红耳赤,比如《包法利夫人》,还有《黄金时代》,我们会聊一宿的文学。我们也会聊现实的问题,我们没有那么不接地气,但还是会在日常琐碎生活中,有那么一星半点的吉光片羽的时刻,跟朋友在一起,讨论我们留住的一些东西,没有把它们都失去。这是我非常留恋北京的一个地方。去了杭州,我不知道跟谁聊这些。去了别的城市,我也不知道跟谁聊这些。在北京,可能一个月见一次才会聊这些,但是它就是我生活里一定要有的,它很重要。

绿妖:朋友之间看完电影,大家观念不同的时候总会讨论,比如《一代宗师》等,有几个大的点会有分歧。我们真的会忍,忍了半天然后运运气说,“我跟你看法不一样,我必须得说出来,我不想冒犯你,但是我跟你看法真不一样”,然后冒着失去一个朋友的危险说真话。这种情况在我们之间发生过几次。后来明白审美是主观的,所以审美不同很正常,但是《聂隐娘》是我们的最大公约数。

蔡一玛:我还记得我们看完《刺客聂隐娘》之后去吃小龙虾,大家一直在讨论电影。那是非常难得、非常和谐的一个事。

大家就像海里的鱼靠一点点文艺活动的洋流流到一起

柏邦妮:其实北京这个城市,它每年还是有让我很喜欢的时刻,比如现在的北京国际电影节。每年电影节我都会加很多的群去抢票,但其实我不会去看,我只是享受我还会抢票的这种年轻的感觉。我活跃在很多群里,抢了很多很重要的票,然后都送出去了。

在有些场里,你会突然见到很多很长时间没有见过的朋友,你都不知道他平时怎么生活的。大家就像海里的鱼,在那个电影的场合却总能遇见他。我就有一两个这样的朋友,下次我再去一个什么电影节看了一部重要的电影时,又看见他了。我们就靠这么一点点文艺活动的洋流,流到一起去。

蔡一玛:经常是一场观摩演出结束后灯一亮,发现全是认识的人。

柏邦妮:我特别喜欢的是北京电影节的时候,很多年轻人在门口等票,然后开场大家进去,那种空气中的氛围,跟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看碟肯定不一样。出场的时候,你听到前后的人谈吐非常专业,比如讲布光讲得特别专业。你回头看他一眼,你不认识他,他不认识你,但是你不会觉得孤单。还有午夜的时候去看一场电影的首映,可能也只有在北京能看这么多人。

所以我形容北京这个城市有一条地线,它让你耗电特别大。这个城市的生活很累人,就是要把你耗到精疲力尽。它是一个引力很重的城市。但它也是一个有天线的城市,它能让你接触一些能抓着你的东西。

在北京,我感觉就是你不想见也要见很多人,不想听也要听很多事,你不想接收也会接收到一些信息。它有的时候对你是干扰,但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刺激,是一种磁场,让你知道你不能任由自己一潭死水,或者说退回到一个什么位置,你还是要把自己这个心气提起来。

蔡一玛:参与当下泥沙俱下的生活。

水木丁:绿妖老师这本书第一次出的时候,我还没有离开老家。就是说我错过了这本书里面的一些内容。但我觉得它对我来讲非常有意义,它让我看到了我的朋友们原来是什么样子的,让我更多地了解她们以及这个城市,以及这个城市里面曾经有过的这样一群年轻人。

你要想到,每一个记录都是当时的作者在记录当下,这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记录五十年前的书,记录纽约的书,或者记录日本的书才最有意思,那谁来记录我们自己的生活?谁来记录我们的当下?如果没有这样的记录者,会让人觉得自己的生活无足轻重,会让人永远去遥望他人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

整理/雨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