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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起的盖茨比》在中国:从“有毒禁书”到不朽名著

来源:澎湃新闻 | 宗城  2019年01月11日08:08

2018年秋天,我去了一趟豆瓣书店五道口店,彼时我正在为关于菲茨杰拉德的论文发愁,希望到这家书店,买一些可供参考的旧书。于是我买到一本魏乐德·索普(W.Thorp)的《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它是一本概论性著作,介绍了二十世纪前六十年美国文学的情况,其中在第四章“小说中的社会地位和等级(1920—1950)”中提到了菲茨杰拉德与《了不起的盖茨比》。

索普说:“ F·司考特·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无疑是被人误解的一个。他被称为‘爵士乐时代的历史家’,确是低估了他这个比任何其他作家都更了解美国富有阶层的小说家。了解美国富有阶级是他的专长,而他为了施展这种专长所受的训练,最后使他的个人生活陷于崩溃。”而后,他评论《了不起的盖茨比》道:“作为一个年青人,菲茨杰拉德懂得富人有些什么(因为这也是他想得到的):金钱可以买到的一切——物品、宴会和荒唐。杰伊·盖茨比想钻进去的也正是这个闪闪发光的、幻想中的世界。”索普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讨论到此为止,在第四章洋洋洒洒的文字中,关于菲茨杰拉德的篇幅只有半页纸,索普重点谈论的是德莱塞、刘易斯、法雷尔、帕索斯等作家,即便在关于迷惘一代的章节中,他的着墨点也集中于海明威、沃尔夫、福克纳、帕索斯,而非菲茨杰拉德。

《二十世纪美国文学》问世于1960年1月,索普的看法是当时美国文坛的一种权威意见,尽管五十年代美国掀起过菲茨杰拉德热,但在六十年代初,菲茨杰拉德依然被低估,远没有今天的威望。社会上关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讨论,也局限于对爱情、金钱、小说影射的爵士乐时代和作者本人的讨论。

《了不起的盖茨比》是菲茨杰拉德最重要的一部小说,如果没有它,菲茨杰拉德不会有今天的文学史地位。在二十年代,尽管销量惨淡,《了不起的盖茨比》在发表后依然得到了主流评论界的赞赏。海明威、T·S·艾略特、卡贝尔、高尔斯华绥等人都在褒奖者的行列。艾略特就说:“事实上,在我看来,它是美国小说自亨利·詹姆斯以来迈出的第一步。”

艾略特对这部小说大加赞扬,事后证明,他的眼光是正确的。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以阿瑟·米兹勒 (Arthur Mizner) 和小詹姆斯·E·米勒 (James E·Miller) 为代表的批评家重提《了不起的盖茨比》。阿瑟·米兹勒在他关于菲茨杰拉德的传记中说: “他(菲茨杰拉德)总是写他自己和他周围熟悉的人和事物 ,因此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是不可分的。”小詹姆斯·E·米勒认为:“《了不起的盖茨比》中非个人化的视觉呈现 ,不仅是菲茨杰拉德骄人的成功 ,更是美国小说的里程碑。”这样的评价在今天看来平平无奇,在当时却是惊人的。批评家塞因(Charles E. Shain)也是菲茨杰拉德的拥趸,在1959年出版的《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Seven Modern American Novelists)中,他专门列出一章来评价菲茨杰拉德,认为“他(菲茨杰拉德)自己对罗曼蒂克的精神深深感到一种迫切的需求——有个英国人称之为美国人‘对神话的渴望’──他明了现代人需要‘用一个庞大规模的现今来创造一个顺理成章的过去’。”

此外,1958 至 1968 年这十年 ,还有每年专门的《菲茨杰拉德特刊》出版。时隔三十年,伴随着冷战阴云、战争的挫折、垮掉的一代崛起、热烈的五月风暴以及新一轮对美国社会的担忧,《了不起的盖茨比》成为当时的热门读物,菲茨杰拉德这位边缘作家再度回归潮水中央,他的小说被重新评判,地位水涨船高,到如今,菲茨杰拉德已经是美国当之无愧的经典作家,《了不起的盖茨比》成为美国文学必读小说之一。

《了不起的盖茨比》在美国成为经典,但受制于“极左”的政治氛围和阶级斗争,解放后近三十年,国内都没有一本关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汉语译注。五十年代初,巫宁坤无意中将他从美国带回中国的英文版《了不起的盖茨比》借给个别学生,还因此背上“腐朽新中国青年”的骂名。1979年,学者黄绍湘编著的《美国通史简编》批判《了不起的盖茨比》是“把这个秘密酒贩投机商吹捧成英雄人物,加以颂扬”的宣扬资本家腐朽的小说,而菲茨杰拉德本人被评定为“20年代垄断资本御用的文艺作者的典型代表,是美化美国‘繁荣’时期大资本家罪恶勾当的吹鼓手”。《了不起的盖茨比》长期被视作“资产阶级大毒草”,很少学者敢去接触它,更谈不上为它“击鼓鸣冤”,所以学者董衡巽后来感慨道:“唯独在美国极负盛名的菲茨杰拉德,我国介绍得最迟,评论文章也不多见。”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误解才逐渐澄清,此书的中文译本终于多了起来。《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是1974年在香港由美国学者乔志高译注的《大亨小传》。1982年,周敦仁注释《了不起的盖茨比》,那个版本的译名是《灯绿梦渺》,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83年,巫宁坤翻译《菲茨杰拉德小说选》,收入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同年,范岳译的《大人物盖茨比》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后,姚乃强、刘峰等人的译本也先后问世,小说的译名逐渐统一为《了不起的盖茨比》。

在乔志高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时,他注意到小说对美国社会危机的映射,认为小说表面上是爱情故事,实则是一场幻灭的美国梦。《大亨小传》简介就写道:“一个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穷小子(盖茨比),一心追求纸醉金迷的‘美国之梦’,到头来却陷入悲剧而不可自拔,遭到上流社会的冷落排挤。”从此,分析小说与美国梦的关联成为国内《了不起的盖茨比》研究的主要方向,各种角度层出不穷。而最早切入此角度的文章可追溯到1985年,李习俭在《外国文学研究》发表文章《“美国梦”的幻灭——评菲兹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指出盖茨比的悲剧是美国社会青年对美国梦求而不得的一个缩影。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如学者陈媛媛、陈鼎斌认为:盖茨比的梦想和理想的美国梦存在区别,盖茨比的梦想并非真正的美国梦,而是变质了的美国梦。

台湾作家张大春对盖茨比与美国梦的探讨别具一格。他在《重读乔志高译<大亨小传>》里援引阿诺德(Mathew Arnold)的名言——“怎样的生活,这问题本身就是个道德观念。”认为菲茨杰拉德有一种爱上悲剧的冲动,“费兹杰罗决计不会忘掉自己的悲剧——设若没有这种‘爱上自己的悲剧’的偏执,费兹杰罗可能永远不能进入美国梦的核心,并揭露这个梦在‘道德问题’上既华丽、又荒芜,既热切、又枯槁的底蕴。”[费兹杰罗即菲茨杰拉德,下文同。]而《了不起的盖茨比》就是作家本人直抵美国梦核心的尝试,盖茨比是一战后崛起的新版美国梦的载体,是伴随工业奇迹、城市新兴阶级崛起、社会新思潮而产生的新式青年代表,张大春认为:这个形象之所以伟大,在于“这个兼具流氓与英雄气质的主人翁短暂的一生都紧紧拥抱着一个追求上进的童騃之梦,而当这个梦一旦落实在生活里面,竟转而寄托于另一个梦境(一份纯属自我投射的爱情向往)为了维护所爱(尽管不值)而身家尽失,却也在所不惜。换言之:对于梦想的热切追逐(即便那是伧俗无比的名利权势或虚幻无比的爱忿情痴)并无道德上的瑕疵,真正为阿诺德式的道德命题——‘怎样生活?’”

改革开放后,《了不起的盖茨比》翻译热掀起了国内菲茨杰拉德研究的热潮,学术界对他的看法从“爵士乐时代的编年史家”、“美国梦的批判者”拓宽到更多维度。其中,董衡巽、朱虹、施咸荣、李文俊等人于1978年编撰的《美国文学简史》是开山之作,他简要地介绍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在书中,董衡巽认为:《了不起的盖茨比》“不论在思想还是艺术方面都是菲茨杰拉德最优秀的作品”。林以亮同意董衡巽的看法,并认为“《伟大的盖茨比》之被谈论、被赞美、次数之频不逊于二十世纪任何一本美国小说”。从此,关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研究走出阶级斗争文学观,国内学界对这部小说的看法逐渐与世界接轨。

仿佛野草被火苗点燃了,学者研究这部小说的热情高涨了起来。仅仅1980年代,就有《美国现代小说家论》《美国文学选读》《论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创作》《菲茨杰拉德的小说艺术》等著作或论文谈论《了不起的盖茨比》,作者们不约而同地对这部小说给出很高评价。从1979到1989,短短十年,国内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看法实现逆转。

九十年代后,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研究有增无减,据统计,从1990年到2000年有近60篇关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论文,它们分别从美国梦、浪漫主义、社会变革、宗教思想、阶层斗争、消费文化、象征隐喻、创作技巧等角度谈论《了不起的盖茨比》。以吴建国于2002年出版的《菲茨杰拉德研究》为标志,《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国内研究真正进入成熟。

这是一部比较全面的作品,收录了作者过去20年的研究成果,对《了不起的盖茨比》也有较深涉及。这本书共八章,涉及菲茨杰拉德的方方面面,其中第四章解读菲茨杰拉德五大小说里,从社会反映、作者思想、小说技巧、文本隐喻等角度阐释了《了不起的盖茨比》,是吴建国对《了不起的盖茨比》观点的一个总概括。吴建国注意到康拉德对菲茨杰拉德的影响,以及小说独到的叙事手法和尼克这个人物所起的作用,遗憾的是,《菲茨杰拉德研究》未能从宗教、种族、女性主义、浪漫主义传统等角度深挖《了不起的盖茨比》,也没有结合对小说的负面批评,细究批评的分歧“来源何处”,在深度上还有所欠缺。

世纪之交,詹姆斯·L·W·韦斯特(James·L·W·West)编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初稿《特里马乔》(Trimalchio)出版,评论界再次掀起研究《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潮流。当时国内《了不起的盖茨比》研究也颇有进展,除了吴建国的《菲茨杰拉德研究》,在社会文化角度上,1997年,陈法春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汽车隐喻》一文,另辟蹊径,拓宽了研究小说的思路。1999年,方杰在《国外文学》发表《论<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文化神话模式》一文,他认为:“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解读应该放在美国历史的大文化语境中进行,盖茨比的故事不仅仅是爵士时代生活的再现,而且是美利坚民族浪漫主义渴望的表述。”

如果要对小说研究有一个宏观的观感,不妨参考J.布鲁科林(Matthew.J.Bruccoli)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新论》,该书除导论外有五篇论述,第一篇追溯了《了不起的盖茨比》文本传播的复兴过程;第二篇将这个问题置于漫长的争取“伟大的美国小说”地位的背景下;第三和四篇分别考察小说中爱与金钱、秩序与幻想的主题;最后一篇讨论了小说的独特风格。

新千年后,值得一提的还有《卡罗威的“盖茨比”》这篇论文。作者程巍从《了不起的盖茨比》初稿到成稿的创作过程说起,判断女作家薇拉·凯切(Willa Cather)笔下的人物玛丽安·弗里斯特(源自《一个迷途的女人》(A Lost Lady))影响了黛西的塑造,同时他援引布鲁姆的话,认为“盖茨比的深处住着一个济慈”,文章深入分析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浪漫主义色彩和阶层裂痕,指出在尼克的叙述中始终存在一个消极的幽灵。济慈将“消极能力”定义为“一种能处在不确定、神秘、疑问的状态的能力”,尼克就是这种消极能力的承受者,而这也是他欣赏盖茨比的重要原因,因为盖茨比有一种“我此前未曾在他人身上发现过而且大概今后也不可能发现的明确的一致性:他的每一步都走在通向‘那盏绿灯’的漫长道路上。”

受制于传统研究思维,过去很多学者梳理《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研究文本,往往局限于专著和论文,其实在互联网中,许多书评、散文也不乏关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独到见解,除了上文提及的《重读乔志高译<大亨小传>》,作家沈诞琦写的非虚构文章《毁掉菲兹杰拉德的女人》,从一个作者与作品互联的角度,挖掘出《了不起的盖茨比》里对菲茨杰拉德及其生活的隐喻。那个来自美国南部、迷得盖茨比神魂颠倒的黛西,兼具了泽尔达与姞内瓦·金(Ginevra King)的影子,沈诞琦认为,这当中杰内瓦的颜色还更浓一些(这两位女性在菲茨杰拉德生命中分量很重,泽尔达是菲茨杰拉德的妻子,杰内瓦是菲茨杰拉德的初恋。)。在阅读了大量普林斯顿大学及周边图书馆的原始资料后,她写道:“(菲茨杰拉德)他开始写短篇故事,第一篇就叫‘完美的一小时’,寄给姞内瓦逗她开心。一个月后姞内瓦回复了一个自己的故事,也叫‘完美的一小时’,讲嫁入豪门却婚姻不幸的女主角几年后重见旧情人。女主角的名字叫姞内瓦·金,旧情人的名字叫斯科特·菲兹杰拉德。即使在热恋中,她都警醒地知道,他配不上她。他恐怕也知道,于是出于自嘲写了很爱姞内瓦的故事。他的一生中多次改写过这个故事,最后一次是十年后《了不起的盖茨比》,女主角的名字叫戴西·费伊,旧情人的名字叫杰·盖茨比。”

而另一位作家梁文道关注的是盖茨比本身。他在《一千零一夜》的文稿中指出:盖茨比是美国“Self-made man”的代表。什么是“Self-made man”,简单来说就是依靠自我成就的人。“他不是靠继承得到他的财富,他不是靠他的出身阶级背景,靠的是什么?完全就是一个人,拼命地苦干,当然还得强调他是老老实实讲道德的人,一路一路往上爬,然后终于发财、终于成功了。那么这种人在美国特别受欢迎,大家很佩服,是美国梦的一个典型的代表。”

如今,《了不起的盖茨比》已经成为爵士乐时代的不朽记忆。菲茨杰拉德的幸运在于,他把握了一种青年情绪,这种情绪背后是美国的某种精神,它原本只是美国社会转型的特定产物,是作家对环境(菲茨杰拉德同时了解美国的富人、新女性和底层青年)的本能反应,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美国都市在全球不同地区的复制,这种情绪就不只局限于爵士乐时代的美国,成为全球化浪潮的一部分,小说的那种盖茨比的“急切”、尼克的“疏离”,还有绿灯暗淡后的“崩溃感”,成为不同世界青年的共同情绪,不停拍打海岸的激流浪花。菲茨杰拉德不只影响到钱德勒(Raymond Thornton Chandler)、盖·特立斯(Gay Talese)等美国作家,也成为村上春树等深受美国影响的作家实际上的“精神教父”,像《刺杀骑士团长》《烧仓房》这样的小说,一次次唤醒了盖茨比的幽灵,更印证了盖茨比和尼克的处境,在今天依旧不过时。《了不起的盖茨比》对奋斗青年全方位的精确描写,携纽约模式的全球化复制(第三世界充满纽约的拙劣模仿品),成为底层青年的深处共鸣。于是在多年以后,“我们奋力前行,逆水行舟”,依然“不断被浪潮推回往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