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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沙革村的读墨人》:科幻文学的“重点所在”

来源:文艺报 | 杨明慧  2019年01月04日08:28

2018年距玛丽·雪莱发表《弗兰肯斯坦》开现代科幻先河恰好200年,而随着在21世纪头20年即将在众声喧哗中缓缓逝去,那些大胆猜测今日世界的伟大科幻小说中的惊世骇俗想象纷纷落空。在一个相较于幻想来说显得略微匮乏的现实世界,科幻或者幻想文学何为?在一个尚需填补的未来时中,如何看待当下,如何预测和想象未来?或者,会不会有一篇关于科幻小说在未来消亡的科幻小说?

除了对科幻时间设定的焦虑,还有对科幻这一概念本身的焦虑。不少人乐于从一篇科幻是否符合我们所知的科学规律,是否展现了足够高深的科学概念来判断科幻文学的价值。这一系列焦虑搭建了许多条条框框,为科幻文学划定了“安全区”,“安全区”之外的“科幻文学”则将被逐出“正统”。

读到托马斯·奥尔德·赫维尔特《雷沙革村的读墨人》时,我觉得该书恰好处于“安全区”边缘。首篇即是作者斩获第73届雨果奖“最佳短中篇”的《那天,天地翻了个个儿》。小说以恋情失意的男孩托比向恋人苏菲诉说衷肠的口吻,描述了“那天”上午10点15分发生了“天地翻转”后世界陷入混乱的场景。作者以细腻、诙谐的笔调描绘处于这一难以解释的灾难中的人与事,而托比真挚、深情的“恋人絮语”贯穿全文,赋予小说一种意识流的色彩。小说写到了“世界末日”,却并未特意强调叙事时间,即便作品里出现了类似“脸书”等时代标志,作者也无意用它们去标示过去、当下或未来的某个时间。小说的写作随性跳跃,个人情感恣肆流溢,最后还有一段类似《尤利西斯》结尾部分的无标点独白,是颇具感染力的内聚焦幻想写作。这篇作品令人想到尼尔·盖曼的《如何在派对上搭讪女孩》,两篇都采用了内聚焦,都极具浪漫诗意,两个触动人心的爱情故事褪去科幻设定后,仍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那么试想,既然它们脱离了科幻设定也没关系,这会成为它们处于“定义边缘”而应被逐出“科幻正统”的理由吗?非也。

首先也是最显著的,相较于主流科幻文学对宏大叙事和全人类命运的密切关注,作者清楚地捕捉到了往往被忽略的个体叙事和个体命运的真相。个人作为人类历史当中的微小单位,所能反映的时代真相或图景是有限的,这个限度就是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联系,这种联系始终处于稳定的、极缓慢的变化发展之中,化约为看似老生常谈却亘古常新的亲情、爱情、友情等主题,这些主题才真正地构成一个人的“世界”。因此,对于个人来说,“世界末日”不一定就是灭顶之灾降临在全人类身上的那一天,它往往已经来临而难以被察觉,可能就是个人生命中一件微不足道的事:被公司解雇,申请被拒,或者《那天,天地翻了个个儿》中托比的失恋。观照到与“世界末日”不一定同步的“个人末日”,温柔地触碰超越时空、古今共通的人类情感,是这类科幻小说的价值。小说透过科幻设定和诗性语言传递出了一个好故事,这才是“重点所在”。

其次,赫维尔特作品的闪光点就在于不断地探索新形式和新元素,以更灵巧地传达故事。《背景》里父亲所说的一句话,也许从侧面表现出赫维尔特的故事掌控能力从何而来:“每个故事的结局是好还是坏,都看你什么时候让它停下来。”用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里的话来表述,赫维尔特把控着叙事的速度,调控着语言的轻重,他知道自己要说什么故事,要在什么位置画上一个休止符,讲述期间要往故事里添加什么调味料。除了《那天,天地翻了个个儿》中的意识流独白,小说《雷沙革村的读墨人》对东方元素的采纳和运用更为亮眼。故事发生在泰国清迈的水灯节上,作者对当地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的理解令人惊讶,摆脱了以往西方世界的“东方主义”作品那种矫揉造作的怪异感,而是准确把握了东方宗教大生态中的神秘性、混杂性、功利性,以及亚洲作家才能体认到的本土面貌,是难能可贵的。

赫维尔特的作品里一直保有对人的深刻、细腻的理解和同情。小说集结尾一篇《无影男孩》是让人动容的温情小说,写出两个“异类”相互理解、拥抱取暖的质朴友谊,传达出他们与常人无异的情感需求,以及作为异类为满足这些卑微的情感需求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在《那天,天地翻了个个儿》里,赫维尔特关注到现代人孤立、易碎的情感状态,在温柔忧伤的笔调中掺杂了男主人公所体会到的“世界末日”来临之际在极易被自己忽略的周围世界里所感受到的温情,为小说增添了抚慰人心的力量。

对于“类型文学”,到底是重“类型”,还是重“文学”?我们需要为“类型文学”划分楚河汉界吗?对于作家和读者来说,他们所需要的首先是一个好故事。读者从赫维尔特多变的创作风格,以及他讲述的丰满、灵动的故事中感悟到他勇于尝试、探索的开拓精神,这种开拓精神是前代科幻作家们留下的精神遗产。一部好的科幻作品和所有好的文学作品一样要忠实地反映现实,准确地把握现实中的人性,就算这个“现实”尚未发生。对于今天的科幻文学来说,如果意识到了开篇所讲的时间焦虑和类型文学焦虑,就应该试着停止将自我定义和从传统文学中异化、分离的过程,从文学的共性中寻求自身的位置,把握“重点所在”,厘清形式和内容、类型和文学、设定和故事的关系,不单单是对未来的人类或人类的未来“负责”,更要为当下的人类,即同时代的读者们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