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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来越强调轻松的时代,我们会后悔忘了塞林格?

来源:北京青年报 | 唐山  2018年12月11日16:35

“不管怎么样,我老是想象一大群小孩儿在一大块麦田里玩一种游戏,有几千个,旁边没人——我是说没有岁数大一点儿的——我是说只有我。我会站在一道破悬崖边上。我要做的,就是抓住每个跑向悬崖的孩子——我是说要是他们跑起来不看方向,我就得从那儿过来抓住他们。我整天就干那种事,就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得了。我知道这个想法很离谱,但这是我唯一真正想当的,我知道这个想法很离谱。”

在孙仲旭译本中,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中这句“名言”如此平易近人,远没有施咸荣译本那么铿锵有力。

在汉语世界,大多数“塞林格迷”是被施咸荣译本感动的。

2019年1月1日,恰逢塞林格诞辰百年,为纪念这位巨匠,译林出版社推出《塞林格全集》,这是塞林格的作品首次在中国结集出版,皆为塞林格基金会权威审定的新译本。

名为全集,事实上并不全。未收塞林格早期的《去看艾迪》《窍门》《瓦力昂尼二兄弟》《麦迪逊的轻度反叛》《破碎故事之心》《颠倒的森林》等短篇小说,也未收晚期的《哈普沃兹16,1924》。

全集在两点上体现了塞林格风格:其一,封面设计极简。其二,没有前言、后语之类。其最大的价值在于:忠实于塞林格文本的原貌。它们是琐碎的、解构的、反句子迷的,每个故事皆平淡无奇,只有深入其中,才能明白塞林格究竟想说什么。

事实上,读塞林格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这多少让人恐慌:在越来越强调轻松的时代,塞林格会不会也被遗忘?他曾经的反抗与挣扎,是否还有意义?

 

他始终是一个失败者

塞林格的人生与小说有两大主题:失败的成长与失败的爱情。

塞林格的成长堪称失败,他从未能实现父母的期望。他有六段失败的感情经历。

“二战”后,塞林格曾重返维也纳,试图寻找初恋,但那个犹太女孩已经死去,她成了小说《一个我所知道的女孩》(未收入全集)的主角。

塞林格曾爱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尤金•奥尼尔的女儿乌娜,她虚与应付,趁塞林格服役之机,嫁给了笑星卓别林。在小说《伤感的中士》(未收入全集)中,塞林格隐晦地讽刺了卓别林。

1946年,塞林格与一名生在德国的法国女子结婚,仅维持了不到8个月。后与克莱尔结婚,生下一儿一女,共同生活了13年。5年后,塞林格与在校大学生梅纳德同居,一年后二人分手。73岁时,塞林格又与小他40岁的护士结婚。

失败的成长与失败的爱情相互缠绕,所以在塞林格笔下,教授大多虚伪、世故,女孩大多肤浅、虚荣(《弗兰妮》除外)。

长大是人必经的溃烂

塞林格的写作常被“童真之颂”“守望童真”等大词遮蔽。

按这种图解方式,则“充满欲望的成人世界”和“纯真的儿童世界”相互对立,塞林格笔下的泰迪、考尔菲德、祖伊等因“早慧”而参透了前者的虚幻,不得不背负起“半智者”的负担。

概括固然精彩,却有用哲学智慧遮蔽小说智慧之嫌。

沿着哲学智慧,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该如何解决?如果只是高级牢骚,它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可在小说智慧中,作家不承担给出解决方案的义务,作家的义务在于发现人的真实状态,并挖掘其中的故事性。

“发现”才是塞林格小说中最有趣之处,而非抱怨。他的“发现”石破天惊——长大是人必经的溃烂。

所谓“长大”,是一个现代概念。在前现代文化中,并无“童年”“少年”等说法,孩子被认为是压缩版成人,而教育是奢侈品,只有很少孩子能享受到。

现代社会的代价之一,是人需要漫长的教育才能适应它。于是,成人们通过信息遮蔽、暴力、集体生活等方式,强迫孩子们接受被管制的状态,这被法国哲学家福柯称为“监狱式社会”。

塞林格小说的价值就在于,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搞笑的娱乐节目、蜂拥而至的帅哥美女,发出一声断喝:我真愿接受这种溃烂吗?

他不需要一个好故事

读塞林格,应回到他的文本中去。

将塞林格的作品与王朔的作品对读,共同处在于:特别痛快淋漓,厌恶消费主义文化的玻璃感,对拯救感到茫然。不同处在于:读王朔的人会觉得自己已成觉悟者,更愿主动出击,读塞林格的人会觉得自己是受缚者,更愿逃匿。

王朔也写了许多悲剧,为何没能产生塞林格小说同样的效果呢?从格拉斯系列便可见端倪。

格拉斯系列共有6篇小说,即《抓香蕉鱼的最好日子》《弗兰妮》《抬高房梁,木匠们》《祖伊》《西摩:小传》和《哈普沃兹16,1924》(前5篇均收入全集中),其中都出现了西摩•格拉斯。

西摩•格拉斯的名字似有隐喻,在英语中,音近“看到更多玻璃”。西摩也是一名“早慧”者,他的愤世嫉俗对弟弟、妹妹们产生巨大影响。他莫名其妙地爱上肤浅女子穆丽尔,却又在婚礼时不肯出席,得罪了几乎所有人。

婚后,西摩和妻子去海边度假。妻子在宾馆里修指甲、读《性:乐园抑或地狱》,通过打长途电话与母亲颠三倒四地瞎聊。西摩则乘着橡皮筏,在海面上与一名五六岁的小女孩西比尔闲聊,说海中有一种香蕉鱼,会钻到香蕉洞中,不停地吃香蕉,因越来越胖,它再也无法游出洞口,最终死于香蕉热。

这显然是一个关于物质主义的隐喻。西比尔却说,她看到了香蕉鱼嘴里的6只香蕉。

西比尔让西摩懂得,连孩子也已变得满口谎言,所有的拯救之路都已被堵死。回到房间后,西摩开枪自杀。

左右塞林格小说中人物命运的,是精神上无法承受的苦痛。塞林格不需要设计一个好看的故事,不需要在故事中暗藏结局的合理性,所以他的悲剧更具感染力。

大家都在说谎

小说是渐次打开的艺术,留住读者是作家一生都在修炼的功夫。塞林格小说的故事情节都比较简单,他是如何留住读者的呢?在《弗兰妮》中,有特别精彩地展现。

一般认为,《弗兰妮》的原型是克莱尔。塞林格追求她时,她才19岁,正在大学读书。塞林格希望克莱尔辍学,遭到拒绝。克莱尔一度与别人结婚,几个月后双方分手,克莱尔与塞林格结婚。

塞林格一生都在寻找年轻的、不懂世事的女性,在恋人之外,他更愿充当父亲。

《弗兰妮》的主角弗兰妮与名校学生赖恩约会。赖恩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子弟,他们“不管轮到哪个说话,没一个不拔尖了嗓子,一通慷慨陈词,就好像是在一劳永逸地解决某个极端有争议的问题,正是这个问题让大学外面的那个世界一筹莫展,已经瞎忙活了几个世纪”。

赖恩高谈阔论着小说、诗歌和戏剧,但最关心的还是论文能否得一个“大A”。弗兰妮努力扮演着文学爱好者,以配合赖恩的演说,在演说中,赖恩竟能从容地吃下蜗牛、青蛙腿和沙拉。

塞林格笔下的女性多是物质女性,《麦田里的守望者》曾遭女性读者的批评,《弗兰妮》很可能是女版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精描了女性的自我觉醒之路。

考尔菲德选择了逃离城市,弗兰妮则在漫长的忍耐后,终于晕倒。

塞林格喜欢写对话。生活即舞台,人人都戴着语言面具,这便扭曲了对话本应有的逻辑,展现出内心的深戏:大家都在说谎,都以为自己是主角,却都在虚度人生。这构成了塞林格式的丰富,遂能免于拿捏情节的干扰。

这个启蒙来得有点晚

早在1963年,《麦田里的守望者》已有中译本,只可“内部发行”,直到1983年,方能公开出版。几年后,这本写给中学生的书意外在大学校园中走红。

在当时,中国读者尚沉浸在现代教育的神话中,将其视为救世良药,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然而,艰难地通过高考后,才发现:生活本身并未改变。

从梦想跌落到现实,逼迫人们反思存在。

《麦田里的守望者》称是一代人的“启蒙之书”,太多人从它开始追寻自我。但这个启蒙毕竟太晚了,受启蒙的基本都是高考制度的受益者,当他们带着“黄鹤楼上看翻船”的心态阅读这本小说时,它变成了一种思想。

我们看到的塞林格是一名隐士、一位思想家和一尊人生偶像,偏偏不是小说家。

从那时到现在,中小学生的负担显著增加,在今天,还有多少孩子读塞林格呢?毕竟,小说提供的抵抗实在是太脆弱、太有限了,远没有电子游戏那么直接。

电子游戏提供了一个可以玩弄、可以操纵的空间,沉入其中,人便无需承担觉醒之痛。

终于明白塞林格在说什么时,一代人已经老了,或者成了赖恩,或者成了斯宾塞先生(考尔菲德的老师,伪君子),或者成了穆丽尔……成为他们年轻时所厌恶的角色。

前一代人在误读,下一代人干脆不读。也许,塞林格会渐行渐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