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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首创的这些“英华合璧诗”或“中西合体诗”，并非仅赠送给外人，实际上他还将自己所作的那些中西合壁诗在官场宦友中展示。他并没有觉得自己的这种“合壁诗”不伦不类并羞于示人。而这种心态及行为背后，是否反映出曾纪泽对于中国传统文章之学的一种更开放、更自由的态度呢？

一

清光绪三年（1877）七月十六日，曾纪泽（1839—1890）为父曾国藩守丧期满，以承袭一等毅勇侯爵位身份入京，进宫谒见两宫皇太后、皇上。对于此次觐见经过，尤其是在朝堂之上的“上问下答”，《曾纪泽日记》中亦有记载：

问，“你在外多年，懂洋务否？”

对，“奴才父亲在两江总督任内时，兼署南洋通商大臣，在直隶总督任内时，虽未兼北洋通商大臣，却于末了儿办过天津教堂一案，奴才随侍父亲在任，闻见一二，不能全知”。

问，“你能通洋人语言文字否？”

对，“奴才在籍翻阅外国字典，略能通知一点。奴才所写的，洋人可以懂了；洋人所写的，奴才还不能全懂”。

问，“是知道英国的？”

对，“只知道英国的。至于法国、德国等处语言，未曾学习。美国系与英国一样的。”

（《曾纪泽日记》中卷，页679）

上述答对，涉及曾纪泽当时对于洋务以及外语的了解掌握情况。而对于曾纪泽的回答，上面似乎是满意的。翌年，曾纪泽奉派出使英国、法国，由此开启了他作为清末重要外交家的职业生涯。这一年，曾纪泽39岁，即将迈进不惑之年的门槛。

1870年代的中国，发生了不少在晚清变局中既具有象征意义亦产生了持续的实际影响的历史事件，其中就有“幼童赴美”以及《申报》创办。之前还有开办京师同文馆，尝试双语教育模式，以及在科举考试体制之外，探索中学、西学兼顾的双轨模式。为了因应这一似乎才刚刚拉开帷幕、被李鸿章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的变局，在西学东渐之外，由本土政治力量、知识力量以及思想力量先后推动并实施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等系列改革。这些变革，其实都牵涉到新知识以及新的知识型人才。

1880年代初期，由香港悄然返沪定居的王韬，在给一位初涉西学和洋务的弟子的回函中，谈到了当时中国所急需的新式人才问题，并预言“三千年后数人才，未知变局由此开”。其实，这种人才认知以及人才观念上正在发生的改变，并非仅限于民间及少数“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在曾纪泽朝堂之上的觐见答对之中，显然也已经有所体现了。

但是，与那些被选派出国留学或者入京师同文馆、广方言馆的学生们所不同者，曾纪泽当时的年龄以及知识结构等，均显示其早已“定型”。不过，翻阅此间的曾纪泽日记，却发现这位年近不惑的读书人，在其父曾国藩病逝之后才正式开启其仕途生涯之前，显然已经为自己未来的仕途发展，做了不少并不为人所知的努力与准备。

在这些准备当中，最引人注目者，当属其日常读书部分。此间日记中，记载了曾纪泽几乎每天坚持学习英语的一些细节。从所载来看，曾纪泽的外语学习，并非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式的个人一时兴趣，而是一项持续的外国语文学习计划。如果说参与襄助其父曾国藩处理洋务，是曾纪泽培养训练自己政务能力的一部分，学习外语，显然是他对于自己未来在仕途上发展方向或空间的一种预见与定位。而这背后，似乎亦隐现曾国藩的影子。

查《曾纪泽日记》，其中对于其外语学习的记载信息之多，让人多少有些惊讶。更关键的是，曾纪泽在叙述记录这些信息的时候，无论是对于英语，还是对于自己的英语学习态度，显示出非同一般的理性、冷静与客观。这不仅有别于当时的官场仕林，即便是在当时民间所谓的先行者譬如王韬等人那里，曾纪泽的态度与立场，亦显得非常“前卫”——王韬尽管参与翻译了“委办本”《圣经》，也协助翻译了不少西学著作，甚至在1860年代末漫游过英伦，还曾在牛津大学做过专题学术讲座，但他似乎并没有像曾纪泽这样严肃认真地对待过英语及自己的英语学习。

曾纪泽日记中所记录的英语学习课本，是《英语韵编》。而出现在《英语韵编》周围的那些日常阅读著作，还有《通典》《庄子》，以及小说《儒林外史》，甚至还一度出现了一部引人注目的英文小说原著《罗斌孙日记》。

《英语韵编》《通典》《庄子》，以及《儒林外史》《罗斌孙日记》，这些书目同时出现在一个人的每日书单之中，更关键的是，这一书单是1870年代大

清帝国的一位正在冉冉升起的政坛新锐的书单，这一现象自然会引人关注。

稍作审视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颇为新颖特别同时亦颇具先锋性的书单。其中既有外国语文读本，亦有本土经典，另外还有素为精英士大夫们所不屑的“小说”。而且，竟然还出现了洋书《罗斌孙日记》（此当为英国小说家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这一具有明显差异性和多样性的书单，反映出一种新的不同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之间对话及组合的意图。这一意图，也似乎隐示着一种知识上、思想上乃至文化上自我超越与自我突围的意味，甚至也可以说，它已经初步呈现出曾纪泽在自我文化身份认知和选择上的反观与批判自觉，以及已经在付诸日常实践的自我扩展与超越的面向及努力。《罗斌孙日记》中的主人公不遵父母之嘱，执意离家出走、外出航海的探险行动，不知道是否亦触动了奉父母之命为圭臬的儒家信仰者曾纪泽。无论如何，曾纪泽阅读英文原著《罗斌孙日记》，都是晚清文化史、文学史上的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

二

曾纪泽的英语学习在1877年的二月七日又有了一个事件性的变化，那就是此日日记中出现了他查阅英语字典的记载，“辰初二刻起，翻考英国字典”（中卷，页639）。自二月份开始，曾纪泽的英语学习固定在辰初，基本上是“辰初二刻”，即起床之后即温诵英语，持之以恒，勤勉如斯。

而在英语学习之外，此间曾纪泽对于西方的接触认识范围亦在逐渐扩大之中。二月十一日日记中出现有关西镜画的记载，“夜饭后看西洋镜画数张”（中卷，页640）。不过在这些阅读西方小说、观看西洋镜画的记载之后，均未见曾纪泽的议论。对于一个浸淫于中国传统六艺之学和圣人之学的士大夫来说，这些西洋“雕虫小技”或者“奇技淫巧”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些在这个中国读书人的精神世界里究竟产生了怎样的触动？不知道。留给读者的，似乎只有想象。

而二月三十日为曾纪泽母亲的冥诞，祭供应酬不已，故本日日记中没有关于温诵英语的记载，但在翌日（三月初一日）日记中这样记载，“诵《英语韵编》十四条，补昨日课程也，温诵良久”（中卷，页645）。另三月二日的日记中有“饭后诵《英语韵编》，清捡字画及各种洋药瓶。温诵英语”（中卷，页645）。三月初九日日记中有“装潢家中诸人影相”（中卷，页647），这里所谓“影相”，似乎为当时一般人还闻所未闻的西洋照片。

实际上，当时曾纪泽的日记中，出现了不少与西洋、外来器物或习俗相关的记载。这些记载，反映出当时曾纪泽个人生活的现实一种。

五月十一日日记中有“花旗人秦镇西来，同谈，听洋婆奏风琴。……偕芝松至医士李一特处久谈，医士出其医书、诊器及人骨全具以相示。……述庭请吃洋菜，亥正入席，丑初散”。（中卷，页661），这似乎显示出曾纪泽对西洋人物以及带有社交礼仪性质的即兴表演并不反感。这种场面上的“开明”与“宽容”，或者这种并不排斥拒绝的行为背后，是否预示着一种新的对待西方的立场姿态呢？据后一日日记，当天曾纪泽拜会洋医士李一特，是为了“请其治淋病”（中卷，页662）。曾对此并没有讳莫如深。就在当日日记中，他还记载“看《格致汇编》”一事（中卷，页662）。当西学不再只是出现在教科书中，而是作为一种具体而现实的生活存在，一种以照相、风琴、医术等与人的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形式而存在的时候，其内心深处所引发的波动感喟，在曾纪泽的日记中并不容易见到。不过，从日记中“谈病极久”“坐候良久”这种极为简洁的日记语言中，还是多少能够感觉到他对于西医的信任，以及候医问诊之时的礼貌耐心。

三

《曾纪泽日记》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发明”并甚为热衷的“中西合体诗”。

不过，日记中最早出现的赠送西人的中西文韵诗，并非赠送给丁韪良的团扇上的中英文诗，而应该是他1877年的六月初三日赠送给英国副领事嘉托玛的中英文诗。该诗文已不可考，但事迹见诸日记，“申正至陈宝渠赴宴，英国副领事嘉托玛、翻译官施本司同席，久谈，戌初归。……作七绝一章，增嘉托玛，翻译，仍可用西洋韵，亦诗中新格，前人所无也，经营良久始成”（中卷，页667）。这则事迹的意义，不仅反映出晚近士大夫阶级与西方来华使节之间交往的一种情形，同时也折射出晚近中西之间文学—文化交流的一种情形。尤其是曾纪泽还将自己的这种行为，看成是一种有意义的自觉的“风雅”，而不仅只是一种外交上的礼节或者礼貌。此外，他还认为这种“中西合体诗”是“一种新格”，“前人所无也”。这种审美认识与文学实践，无疑是颇为罕见前卫的。

更能够反映出曾的这种语言文化乃至民族国家上的“平等”意识或者“细心谨慎”的是，在给嘉托玛的双语诗之后，曾纪泽又连夜给嘉托玛的翻译施本司写了一首七绝，“初四日，卯正二刻起，核改函稿四件，作七绝一章，赠施本司，仍仿昨日之格，良久始成。饭后与勉林谈甚久，将两诗西字缮就”（中卷，页667）。同日日记，“写西字二件，一致嘉托玛，一致施本司”（中卷，页667）。翌日，曾纪泽似乎依然沉浸在与上述双语体的七绝相关的心境里面，并将这种双语体的格律诗赠送给国内友人，“初五日，……译嘉托玛、施本司来函良久。……将昨日所作诗写于唐兰生扇头，兼中西两体书，另作小跋识之”（中卷，页667-668）。除了这里所提到的唐兰生，曾还将这种双语体的格律诗（即“中西合体诗”）送给友人陈宝渠，“作中西合体诗一绝送宝渠……归，写连日所作中西合体诗于摺扇，未毕”（中卷，页667）。曾纪泽的这些“中西合体诗”，是否属于晚清中国最早的双语体的格律诗，似乎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一经尝试即产生浓厚兴趣，而且还将此作为一种诗歌外交的雅行而奉行不悖，这一点当非曾纪泽莫属。而以曾的修养地位，尤其是他后来出使西洋的公使身份，都无疑让他成为晚清中国第一位公开使用“中西合体诗”进行诗歌外交的职业外交官。

而同月初七日日记中发给英国领事官达文波以及傅兰雅等人的信函，显示出曾纪泽此时对于与在华西人打交道，无论是官方政府背景之人，还是民间宣教贸易之人，均能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而非事先预设的排斥保守立场，甚至于谨慎之中还不失积极主动地与之交往。“写一函答英国领事官达文波。夜饭后写一函致傅兰雅”（中卷，页668）。初八日日记中记载，“作英华合壁诗，送英领事达文波，久而未成”（中卷，页668）。翌日，早起饭后，即将前日未成之合壁诗完成，“辰初起。饭后将昨夜所作诗录成”（中卷，页668）。不仅如此，他还另写合壁诗给傅兰雅，“作英华合壁诗送傅兰雅。……饭后将所作送傅兰雅诗录于扇头，良久乃毕”（中卷，页668）。这也是曾纪泽与傅兰雅这位在晚清“西学东渐”中贡献卓著的西方人交往之始。“酉正至傅兰雅寓处，谈极久”（中卷，页668）。

此间日记中还有不少涉及曾纪泽积极主动地练习英语口语的记载，当然间或亦有创作英华合璧诗并书之于团扇送人的记录。

“初十日。火拍金司来，治牙良久。去后，为写一片，称道其技，又写一西字函致之。饭后看《英国话规》良久。……翻阅英话”（中卷，页669）。此时的曾纪泽，不仅开始训练英语对话，还尝试着亲自撰写英文信函。这种“勇敢”与“自信”，皆非当时一般“爱惜”颜面的士大夫阶级甚至民间士子儒生所愿所能。

而更能够反映出曾纪泽当时希望自己尽早独立自主地与西人交往之心愿者，是他同月十一日日记中的记载，“阅英领事 达 文 波（A.Davenport）函，考校良久”（中卷，页669）。甚至在从上海到天津的外洋客轮上，仍积极主动地见缝插针，操练英语，“初十二日，……夜至船主处，与船主及天津埠头洋人马斯坦久谈”（中卷，页669），“十三日，……除睡外惟寻洋人谈耳”（中卷，页669），“十四日，……辰正起，……午初至船顶，与二副滕伯斯衣一谈，饭后与船主一谈”（中卷，页669）。

尽管与船主等人不过萍水相逢，但曾纪泽还是乐于再次尝试自己的“中西合体诗”外交，在第十四日日记中记载，“作合壁诗一章，送船主写于宫扇，写折扇款四柄”（中卷，页670）。其中丝毫不见当时士大夫阶级的那种所谓“矜持”，“饭后，与船主及美国驻京参赞贺而恐鹁（即何天爵）久谈，与马斯坦一谈”（中卷，页670）。“十五日，……与船主一谈，饭后复一谈”（中卷，页670）。

如前所述，曾纪泽首创的这些“英华合璧诗”或“中西合体诗”，并非仅赠送给外人，实际上他还将自己所作的那些中西合壁诗在官场宦友中展示，“十六日，……录所作英华合壁诗，示挚甫二首”（中卷，页670）。此挚甫，即为“曾门四弟子”之一的吴汝纶。而吴作为桐城派的传人，对于曾纪泽的这种“合壁”体诗歌究竟作何感想，不得而知，但曾纪泽将其送与吴汝纶，至少说明他并没有觉得自己的这种“合壁诗”不伦不类并羞于示人。而这种心态及行为背后，是否反映出曾纪泽对于中国传统文章之学的一种更开放、更自由的态度呢？

不管时人如何评价，曾纪泽自己倒是乐此不疲。

“十七日，……饭后复久坐，录合壁诗一章……亥正归，录合壁诗一首”（中卷，页670）。“十八日，……饭后写致思臣函毕，录英华合壁诗二首”（中卷，页670）。“二十日，……饭后写屏幅四纸，宫扇二柄，写西字函答马世登”（中卷，页671）。这里的西字函和屏幅、宫扇是否寄同一人，难以确认，但用英文写信，寄给相熟或者不相熟的西人，似乎已经成为曾纪泽当时正在尝试的一种外交惯例。而这种曾式外交的效果还是明显的，二十一日，接到西字函的马世登就来曾纪泽下榻处拜访了，“小睡，马士登来久谈”（中卷，页671）。22日临睡前，又有西字函寄马士登，“写西字函致马士登”（中卷，页671）。

又八月初五日，“夜饭后作合壁诗，赠美国参赞大臣何天爵，未成而睡”（中卷，页684）。初六日，“缮昨日所作合壁诗”（页685）。九月二日，“将前月所作送何天爵诗改订数字，用中西二体字书于宫扇，良久乃毕”（中卷，页691）。多日不读英语之后，九月二十日日记中再次出现读英语记载，“辰正起，看《英语韵编》”（中卷，页702）。

四

一般在讨论晚清的对外“开放”及对内“改革”时，多会关注外来因素尤其是外来压迫的存在及其刺激影响，对于本土士大夫阶级在思想及行为上的“自觉性”及“主动性”的考察论述似较为少见。

很显然，《曾纪泽日记》中所提到的那些泰西器物、技术、语言、知识甚至于艺术的背后，多少都隐含着异域文化力量的存在及传递渗透，而曾纪泽对此似乎亦心知肚明，但他并没有采取一种盲目拒绝的态度，而是努力在寻找探索中西之间可能的契合点，并将这种契合，称为中西诗歌或文化之间的“合璧”“合体”。在汉语语境中，“合璧”乃祥瑞之征兆，而“合体”亦意味着矛盾冲突的调和解决。在晚清中西之间直接冲突甚至战争不断的这种时代处境当中，曾纪泽的中西“合璧”“合体”的思想立场，以及积极探索吸收中西文化之精华的具体实践，就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