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记 者：前不久，您的长篇小说《巨澜》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再一次推出。这部小说描绘了从乡村、县城直到省城的广阔画面，同时也展示出男女主人公景传耕和丁慧芸之间扣人心弦的爱情生活以及他们丰富、复杂、细腻的内心世界。有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深切地关怀人民命运”，您怎样看待这样的评价？

叶 辛：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我上、下两本的长篇小说《巨澜》，这本书共有70多万字，是第4次再版了。上一次再版，是1996年的事，从那一次起，书名改为《巨澜》。这部小说原来是三部曲的形式，包括《基石》《拔河》《新澜》，书名原为《三年五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和我其他的长篇小说相比，30多年来再版4次，是比较少的。同时期的其他作品，特别是广为人知的《蹉跎岁月》和《孽债》，再版的次数要多得多。但是，《巨澜》这部书从初版到再版，出版社撰写的内容提要中，都引用了单行本《基石》于1984年春初版时《文艺报》上的一句评论：“小说紧扣时代的脉搏，深切地关怀人民的命运……”这句话道出了我写作这部书的初衷和主旨。

记 者：小说中重点写到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乡村实行的艰难过程，反映了我国农村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巨大变革，可以说全景式地展现了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的发展变化。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促使您开始创作这样一部“紧扣时代脉搏”的作品的？

叶 辛：35年过去了，我至今仍记得引发创作初衷的那一件小事，真的是一件小事。1979年的10月，我抱着在乡间完成的《风凛冽》和《蹉跎岁月》两部长篇小说初稿，离开我插队了整整10年7个月的三县交界的深山老沟时，在那条短短的老乡们每周都要聚集而来的场街上，我留心了一下，包谷的市场价仍然是三角钱一斤，而大米稍微贵一点。这个价，在凭票供应粮食的年代，从1969年我们初到乡间插队时算起，足足徘徊10年了。至于猪肉，那是连影子也见不着的。山寨农村的形势好不好，看农民的口粮标准，我都是用这个尺子来衡量的。在偏远乡村待久了，我觉得没有其他的标准能替代它。

1980年10月，离开一年之后，我已经是贵州作协的一名年轻的专业作家，也是贵州省改革开放以后批准的第一个专业作家。更主要的是，长篇小说《风凛冽》和《蹉跎岁月》，继《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之后，已经分别在《红岩》杂志和《收获》杂志上刊出。1980年第五期、第六期的《收获》杂志刊登了《蹉跎岁月》，这两期杂志卖出了近百万份。我重又回到了插队落户的那个公社，走到了赶场的街上。令我惊奇的景象展现在眼前，在去年同一条场街上，包谷只卖到一角二三一斤了；而新鲜的猪肉，挂得满街都是。碰到村寨上的老乡，他们喜吟吟地晃着巴掌告诉我：看看，都是四指膘的肉啊！随便买卖。

为啥偏偏在我离去的这一年中，生活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呢？无须费神打听，乡亲们主动同我讲了，政策好了，村寨上实行了责任制，一年啊，仅仅一年，面貌大不一样了！

有感于这件小事的启发，我始终关注着曾在乡间待了10年之久的村寨上的变化，农民们的生活形态、精神面貌、人际关系。我既依据10年知青生活的积累，又时时刻刻盯着责任制在乡村推行过程中发生的种种人和事，花了4年时间，写下了长篇小说《三年五载》。

记 者：您的很多作品，比如《孽债》《蹉跎岁月》等，都是书写关于当年知识青年的命运，为什么会执著地反复书写这一代人的经历和故事？

叶 辛：有读者问我，为什么你的《蹉跎岁月》《孽债》《客过亭》，会被人称为整整一代知识青年命运的写照？我说，我写的不仅仅是知青一代人的婚姻爱情、悲欢离合，我写下的是整整一代知青的生存境遇，把他们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他们的命运和时代的变迁联系在一起。知青一代人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如今他们都已年过六旬而奔七，和走过近70年历程的共和国一样，他们的人生与命运，他们的痛苦和欢乐，他们今天每一个人的具体生活形态，都是和祖国与人民的命运密切相关的。写好了他们的命运转回，折射出的是时代大潮的演变，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巨变。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来书写，才能写出知青一代人凝聚绽放出的生命本色，也才能叩动广大读者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