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玉斌：对待萧红，岂可如此“不着调”？
《文学自由谈》2018年第5期刊发了侯德云的《女神萧红的“不着调”》（以下称《“不着调”》），这是篇试图抹黑萧红的、充满严重偏见的“不着调”的文章。
有必要先解释一下他文题中的“不着调”，这是典型的东北方言，翻译成现在普通话的日常用语就是“不靠谱”，但它的贬义色彩要远超“不靠谱”。作为东北人用这样的东北方言来骂一位名满中华的东北作家，算你狠！
侯德云对萧红大加挞伐，他究竟什么来头？毫不费力地就知道了他的底细，因为他不止一次地在他的文章中炫耀自己的功夫了，那就是所谓的“全十三”，用侯德云自己的话说：“我读过（或精读或浏览）她的全集、十几种传记和三大册《萧红研究七十年》，大约五百万字的作品。”并信心满满地发表了三四篇关于萧红的文章。“五百万字”，挺吓人的！似乎读得不少，更何况还有读后感。但如果要全面、深入、正确地评价萧红，这些阅读够吗？
萧红也许是出全集版本最多的中国现代作家，迄今为止《萧红全集》已经出了七八个版本，但并不令人满意，无论是文本的校对、注释，还是其后所附的年谱、创作年表等，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更何况侯德云应该只捡了其中的一个版本来读，如果作为普通读者，倒可以嘉奖；但如果作为研究者，未免有些孤陋。再说萧红传记，现在萧红传记作品也出了六七十种，特别是2011年萧红诞辰百年之后，萧红传记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在短短几年间其数量超过了此前的总和，但可观者极少。而考察侯德云的萧红“研究”履历，其阅读的传记仅仅是几十种中的十几种，而这十几种应该是近几年出的。至于三卷本的《萧红研究七十年》，我清楚地知道其成书过程，主编彭放先生在该书出版前邀我对书稿做了最后的审读，并由我写了后记。它算是厚重的萧红研究资料汇编，所选取的资料虽然很具代表性，但由于这方面资料的浩繁，编者也不得不忍痛割爱，把一些有价值的资料放入“选目”和“存目”当中。也就是说，即使侯德云读了《萧红研究七十年》，也仅仅是接触了冰山露出海面的那八分之一（甚至是八十分之一）部分，而海面以下的，侯德云当然“没得见”。侯德云在2015年发表的《萧红的真相》中称：“我对萧红的兴趣，由此（笔者注：指电影《黄金时代》）引发，欲罢不能。”侯德云够坦白，他的萧红“研究”是从2013年10月《黄金时代》的公映开始的。原来如此！也难怪他“前不久才知道，社会上有个‘萧红热’”。“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是儿童启蒙读物，而侯德云的“全十三”对于一个萧红研究者来说，也不过是刚入门的程度，但他却自视甚高地对萧红妄下结论，所以自然会闹出许多笑话。
且看《“不着调”》给萧红列的四大罪状：
罪状一：“谁宠她谁是好人，反之是敌人”。《“不着调”》说萧红在祖父的宠惯下成了张家的“害虫”，她怼祖母、怼生母、怼继母、怼舅舅、怼父亲……“跟阻碍她任性和神经质的所有人作对” 。让侯德云这么一说，好像萧红在家横踢马槽似的，好像萧红“怼”遍天下似的，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就说怼祖母的事儿吧：北方为御寒，家家户户糊窗纸。萧红三岁的时候很顽皮，只要把她往炕上一放，她就跑到炕里的窗前用小指头捅窗纸，她感到捅窗纸的“嘭嘭”声好听极了。祖母说她不听，便拿了针到外面等着，待萧红捅窗纸的时候，就用针刺她的手指。萧红说：“从此，我就记住了。我不喜欢她。虽然她也给我糖吃，她咳嗽时吃猪腰烧川贝母，也分给我猪腰，但是我吃了猪腰还是不喜欢她。”有一次，祖母一个人在屋里煎药，萧红悄悄走来，在板隔壁上咚咚敲了两拳就跑了，把祖母吓了一跳。萧红说：“我这样地吓唬祖母，也并不是向她报仇，那时我才五岁，是不晓得什么的。”萧红在自述的时候早已把它当作“童年趣事”来讲了，没想到的是，侯德云对孩子的“恶作剧”却不能释然，把孩子的自然属性上纲为“她跟祖母作对”，这未免小题大做了吧？小时候谁没搞过恶作剧？没搞过恶作剧的孩子那还是孩子吗？你一个成年人，和一个五岁的孩子（当时萧红的年龄）计较个什么？人要是较真起来可真没治了！
萧红若真的是蛮不讲理的“害虫”，也不会那么有人缘，赢得那么多中外人士的友情，这在萧红的家人、同学、朋友等众多回忆文章中都得到了证实。所谓的“害虫”说，几乎不值一驳。
罪状二：“换男人跟换水杯似的”。《“不着调”》列了八个与萧红“有染”的男人。八个是不是少了点儿呢？而若按侯德云的逻辑，我还可以把这名单继续开列下去。然而据我多年对萧红的关注，除了汪恩甲、萧军和端木蕻良之外，其余都是捕风捉影。什么“骆宾基很诡异。有迹象表明，他跟萧红的关系非同小可”，什么“萧红对萧军的朋友方未艾有过多次挑逗”，什么“经常‘含情’注释聂绀弩”……统统扯淡！好像萧红与所认识的男性都有一腿似的，赶上女版的宝玉了，“见一个爱一个”，只要对侯德云胃口的，听风便是雨，照单全收，根本不去甄别真假。侯德云说：“李洁吾这人，据端木赐香考证，早在1930年之前就认识萧红并发生恋情，或者关系更深一步也有可能。”萧红去北平之前就与李洁吾相识，这对于萧红研究者来说是个基本常识，李洁吾的文章《萧红在北京的时候》说得清清楚楚，而这样明摆着的事实竟需要端木赐香（为与“端木蕻良”区别，也为表示友好，以下简称“赐香”）来“考证”，笑死我也。李洁吾是萧红在北平生活最重要的见证人，他的《萧红在北京的时候》是研究萧红绕不过去的，许多版本的萧红资料文集都收入了该文，包括侯德云声称他看过的《萧红研究七十年》。由此可知，即使侯德云看《萧红研究七十年》，也不过是囫囵吞枣。对于这样的“专家”，你让我怎么信他？
早期萧红研究中，由于资料的缺乏和考察的不周，确实有人把萧红的表哥陆振舜（“陆哲舜”是错的）与李洁吾弄混了，说萧红与一个“李姓”青年来到了北平。这件事很快就被纠正了。而今侯德云再次“炒冷饭”，说他们“发生恋情”，根据呢？侯德云不敢说是自己“考证”来的，而说是赐香“考证”来的，但赐香的证据又何来呢？我“考证”萧红三十年了，在所有可靠的资料中，尚未“考证”出萧红与李洁吾“发生恋情”，真是惭愧啊！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骗人的人混淆是非、误导公众惯用的伎俩有二：一是“传谣”，充当二道贩子，就是“据××考证”，借别人的口，说自己心中的事；二是“造谣”，骗人的人往往不把话说死，比如“××与××的关系非同小可”“（××与××）或者关系更深一步也有可能”等等，这样既可以免责，又可以给人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真聪明！
对萧红情感生活的不实指责，我已多次写文章做出驳斥了，但令人遗憾甚至沮丧的是，那些谣言还会改头换面，卷土重来。这不禁让我想起马克·吐温的一句话：“当真相还在穿鞋的时候，谎言就走遍了半个世界。”
罪状三：“把抱怨当流行歌曲来唱了”。侯德云说：“读萧红的文章和书信，你会读到很多抱怨。”接着质问道：“不知是谁赋予的权利”，接着语带讽刺地说：“我这个在红旗下长大的乡下人，对她被‘黑暗的旧社会’所团团包裹的童年，竟然羡慕得要命：占地七千平方米的大宅，占地两千平方米的后花园，即便在当代乡村，也是土豪级别，加上祖父的溺爱，你萧红还有什么不满意的？”瞧，这就是侯德云的“物质决定论”，只要有钱就快乐！这是何等的浅薄和不堪一击啊！据心理学家调查统计，幸福与种族、民族、性别、财富等并无必然的关联，各类人群的幸福指数是差不多的，并不是白种人的高于黑种人、男人高于女人、富人高于穷人。与之相映成趣的是，近来《华盛顿邮报》评选出十大“奢侈品”，竟然无一与金钱、物质有关：
1.生命的觉悟；
2.一颗自由，喜悦与充满爱的心；
3.走遍天下的气魄；
4.回归自然，有与大自然连接的能力；
5.安稳而平和的睡眠；
6.享受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与时间；
7.彼此深爱的灵魂伴侣；
8.任何时候都有真正懂你的人；
9.身体健康，内心富有；
10.能感染并点燃他人的希望。
看来对物质“羡慕得要命”的侯德云，断不会坐拥上述“奢侈品”了，也正应了萧红所忧叹的：“在乡村永久不晓得，永久体验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她们。”（《生死场》）没办法，这是价值取向决定的，是一个人的品位问题。
侯德云说：“史料显示，萧红……整天嘎嘣嘎嘣，无理也要取闹。”我不知道侯德云的“史料”是出自哪里？也不知道侯德云所谓的“史料”标准是什么？我看侯德云是“捡到筐里都是菜”，只要是自己用得着的文字材料都可以作为他的“史料”。之后侯德云恨恨地表示：“在上海期间萧军揍过她，原因在此。”在侯德云看来，萧红欠揍，萧军家暴有理。岂止家暴有理？恐怕就连萧军出轨也应该出得有理吧？因为这都是萧红的错，都是萧红自找的！什么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这就是！竟然赞同萧军对萧红的家暴，这已经不是品位的问题了，而是品行问题了。
罪状四：“住谁家谁烦，不住也烦。”《“不着调”》的这一部分把萧红写得尤其不堪，有些事情明摆着是无中生有。比如说萧红“在北京，住李洁吾家，弄得李妻撂了孩子躲出去，两口子间火星子乱灿”，其实，这是萧红刚到访李家时李妻误会所致，不久误会解除。并且萧红一开始并未住李家，误会解除后李洁吾与妻子一同将萧红由旅馆接到家中，萧红在李家住了一个星期左右。李洁吾记述道：“每天，我到学校去教书，她就和我妻子在家里聊天。后来又一同烧饭，上街，一起逛公园……竟建立起很真挚的友情。萧红走时，妻子还落了泪。”（《萧红在北京的时候》）这里何来“住谁家谁烦，不住也烦”呢？看来，侯德云并非“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是有意地歪曲事实。这样捡鸡毛凑掸子来抹黑萧红，也颇花了些工夫的，但恕我直言，如果你只“研究”出这套东西，那你的“全十三”算白看了。+
《“不着调”》传递的信息不少，却很少提供相关的背景材料和细节。谎言，不需要证据。行了，借用侯德云的一句话：“我已经把自己说得很烦很烦，不想再说了。”换个话题，说一下侯德云倍加推崇的赐香。
侯德云已经预感到他和他的同类“很可能会激起‘粉红’们的强烈反弹，甚至爆发口水战也说不定。你把人家心中的‘女神’给‘妖魔化’了，人家不喷你喷谁呢？”好，我这就开“喷”——看来我是中招了？
《“不着调”》的起笔是说读了赐香有关萧红的新书，“读得极快，在37°C的高温里，两天半，读完。”然后放下赐香，大谈萧红。差不多是最后了，再捡起赐香：“读者若有兴趣，不妨买一本端木赐香的书来看，各种详细各种精彩都蕴含其中。”听着咋这么像广告呢？不过这广告做得实在不高明。此书若好，你却“读得极快”，不是暴殄天物吗？此书若差，你却来劝读者掏腰包，不太厚道吧？作为“红粉”（不是侯德云说的“粉红”），每有关于萧红的新书我都要备的，所以手头也有赐香的这本书，只是这段时间实在太忙，还没来及读呢；不过我觉得我应该比侯德云读得更快，或许只用个一天半天的吧，一方面因为侯德云卖力举荐，另一方面也因为看到了腰封、勒口、封底上的“文革”式的暴力语言。写人物传记，对传主要有起码的尊重，而不应随意抹黑，不能只为了卖。
赐香从2005年出道以来，以平均每年一本的速度出了十多本书。“作为史学中人”（侯语），赐香所著当然是以史书为主，而以这个速度著史，还是很令人担心的。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一文学大咖在接受采访时，炫耀自己那一年发表了11部中篇小说。我听后，从此不读他的小说。一部中篇小说要3到10万字，11部要多少字？这是要把人掏空的节奏啊！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位徒有产量的大咖，很快就从人们的文学视野中淡出，后来他只能偶尔出来谈谈文化来刷存在感。小说尚如此，史书更甭提。我不大相信著史之人会所著等身，若真那样的话，几乎是可以肯定其卖了“注水肉”，其作品往往就是所谓的戏说、演义之类，这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述了，当然这样的作者也就不该滥竽充数地被称作“史学中人”了。
也不说赐香了，说多了等于变相地给她做广告，回头再说侯德云。
侯自称是“文学中人”，但奇怪的是《“不着调”》整篇文章多充斥着对萧红的人格攻击，很少谈及萧红的文学创作。就是谈，也仅仅“引经据典”似的把自己《萧红的真相》中的一段文字搬到《“不着调”》中。为了奇文共欣赏，让这片光彩照人的文字更加发扬光大，我也将这些文字引述过来，这或许正是侯德云所希望的：
在我看来，萧红只是一个“很有天赋”却没来得及把天赋完全发挥出来的作家，或者说是“可以有成就”却没来得及有成就的作家，她永远停留在一个成熟作家的“早期作品”阶段。以文学高度论，萧红是一棵小树，是比她自己的身高还要矮一些的小树。
不必拐弯抹角，啰里啰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萧红是个不成熟的、没有成就的作家。
我不知道侯德云所指的“成熟”的、“有成就”的作家是什么样子，但我要“科普”一下侯德云以及与他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的“文学中人”。萧红的作品已经大量进入中小学语文教材，比如：小学课本选的《火烧云》，初中课本的《回忆鲁迅先生》，高中课本的《饿》等等，特别是《呼兰河传》，有《火烧云》《学诗》《我和祖父的园子》《小团圆媳妇之死》等四五篇文字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了。一部作品有这么多片断被选人语文教材，这在现当代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我们知道，中小学语文课文的编选是严格的，它必须符合“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美”与“适合教学”等条件，三者缺一不可，所以说这种选择就意味着评价，而且是很高的评价。可以说，萧红的作品正在滋养一代代的国人。但侯德云在他的《萧红的真相》一文中，不仅诋毁萧红，还贬低《呼兰河传》：
纯粹从文本角度来评价萧红的文学高度，我以为只要剖析一部《呼兰河传》就足够，这是她的“巅峰之作”嘛。我对《呼兰河传》的看法，它是排斥思想的，从思想性角度去解读，完全是生拉硬扯。……而且我还看到，《呼兰河传》中，文字的粗糙、不干净和“文法问题”，比比皆是。
瞧，这就是一个非理性的狂躁之人的文学高度！文学鉴赏本可以不同，但不能太离谱。太离谱就是出乖露丑了。
萧红作品究竟如何？从名家的评价中也可知一二。刘心武先生回忆说：“我曾对端木老说，他的《鴜鹭湖的忧郁》真好，他和蔼认真地指导我：‘《呼兰河传》才真好，要细读。’萧军老则对我说过：‘你写城市、写街，这街那街，没人写得过《商市街》！’”（见《萧红的魅力》，载《读者俱乐部》2008年12期）而林斤澜回忆道：“‘文革’下放农场，派到果园守夜，摸黑旧习复苏。我说三十年代的女作家文采萧红数一。有人斟酌，历数女作家。骆宾基大声喝问：男作家又怎样？气势仿佛兴师动众。”（见《生命的夜里的河流》，载《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1期）李健吾评价说：“萧红的才分远在她的同伴田军之上，你不要想在《八月的乡村》寻到十句有生命的词句，但是你会在《生死场》发见一片清丽的生涩的然而富有想象力的文字。”（《咀华记余——无题》）……好了，不举了，因为不胜枚举。我想问的是：侯德云的见识要比端木蕻良、萧军、骆宾基等萧红身边的作家高？要比刘心武、林斤澜、李健吾这样的杰出的作家、评论家高？要比中小学语文教材编写组的专家们高？萧红的文学创作得到高度、密集的认同，这是不争的事实。侯德云如此的违反基本常识和挑战文学共识，也不怕丢人现眼！然而他不自知，或明知故犯。若是不“反潮流”，怎能显出你的英雄本色呢？怎能体现你的存在价值呢？所以，就是要与众不同，就是要独树一帜。
对于侯德云的“反智”行为，其实也不必太认真，因为古今中外这样的人并不少见。想起杜甫的一首诗：“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侯德云自称是“文学中人”，可简称“文人”，而“轻薄”与否，他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不过，还是应给他点儿时间反省，十年后他再回头看时，也许会羞愧自己的文章该有多么的“不着调”。当然，也许他依然故我，改不了顽劣的本性，那可就真的“不着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