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23年，卡夫卡寓居柏林，直面欧洲通货膨胀之冬，也是自己生命之冬。倚仗一小笔退休金和“锻造坊”出版社提供的一小笔稿酬，卡夫卡过着贫困、清苦的生活。这使他千艰万难获得的自立性灰飞烟灭。卡夫卡得悉妹妹奥特拉是布拉格犹太妇女联合会的成员，就将地址寄去了，该联合会把救济品包裹邮至柏林。卡夫卡评论其中一个包裹：“这会儿它放在我们面前了，严肃得要死，没有一小块巧克力、一只苹果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发出一丝地［的］微笑，它好像在说，现在靠这些麦糁儿、大米、面粉、糖、茶叶和咖啡过几天吧，然后死去，就像注定的那样，我们能做到的就到这一步了。”（《卡夫卡传》，马克斯·勃罗德著，叶廷芳、黎奇译，下同）

卡夫卡似乎有先见之明，悲观绝望，静候死亡。巧克力和苹果是西方社会优渥生活的必需品，也是卡夫卡最喜爱吃的东西，而此时它们成为匮乏物资。包裹仅为卡夫卡提供了维持基本生存的六种食品，其中的茶叶尽管微不足道，但是不容小觑。事实上，损毁卡夫卡健康的除了苦难，还有疾病，而治疗疾病的一剂隐秘药方便是茶疗。长期以来，人们鲜少注意到茶疗对于卡夫卡的身心健康的作用。卡夫卡收到包裹之后，马克斯·勃罗德记载了一个细节：“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他发高烧，但又康复了。”（《卡夫卡传》）这里的高烧和康复之间并无任何医疗介入，恰是一个自然痊愈的过程，其中也有回光返照之意。由此可以肯定，卡夫卡与茶疗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一

卡夫卡一度相信茶疗对于某些疾病的治愈作用。卡夫卡长期熬夜写作，白天又饱受噪音折磨，睡眠对他而言弥足珍贵，而睡眠安好几乎没有可能性。医生也断言卡夫卡的睡眠尚有欠缺，并给出了茶疗的建议。卡夫卡对此深信不疑，致信妹妹奥特拉：“越是睡不着觉，睡觉就越重要。肉食和疗养院对睡眠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我昨天去找过大夫，他认为我的肺脏很好，也就是说，他认为肺部无碍。他也没有反对素食，给我提了一些有关饮食和用缬草茶治疗失眠（不是失眠，而是常常惊醒）的建议。我身边没有缬草茶。另外，这是个体贴人的好医生，从布拉格来的约瑟夫·科恩大夫。”（《致奥特拉》，《卡夫卡全集》，叶廷芳主编，下同）这是1920年，卡夫卡因失眠历经各种疗法而失败，整个人精疲力竭。在身体器官完好的情况下，卡夫卡不得不遵从医嘱和转向茶疗。卡夫卡称赞约瑟夫·科恩大夫“体贴”“好医生”，很大程度上是对茶疗的急迫渴望和求愈心切，原因竟然是卡夫卡身边没有缬草茶。

茶疗的治愈作用仿佛具有神奇的惯性力量，卡夫卡持续将它推向前。1921年12月，卡夫卡致信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我连阅读的时间与气力都没有。曾有几日不发烧，而现在体温又上升了。医生只给我开了药茶。他的话假使我未理解错，那么，这茶当含有硅酸。而且医生说，他曾在某处（但愿不是在幽默杂志上）读到过，硅酸能促进创伤愈合。您或许也可试试这茶。如果我上楼去我的住所，我就为您抄下处方。”（《致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这一次，卡夫卡简直视茶疗为珍宝，在身体状况如此糟糕的情况下，只开了药茶，相信茶中的硅酸能治愈创伤，并且把它作为“处方”推荐给罗伯特·克罗普施托克，甚是大胆而自信。可见，卡夫卡在生命的晚期已经与茶疗紧密相联，试图抓住挽救健康与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二

当然必须意识到，卡夫卡无论在身体健康，还是在身体患病之际，总体上与茶疗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换言之，卡夫卡身体健康的时候，怀疑喝茶有副作用；卡夫卡身体患病的时候，怀疑喝茶有正作用。这样，卡夫卡在二律背反的语境中，不停挣扎和反复言说茶疗的两极，沉浸其中欲罢不能。

1913年，卡夫卡和女友菲莉斯掀起了一场关于茶疗的争论，然而他试图牢牢掌握主动权。卡夫卡竭力阻止菲莉斯喝茶，宣称茶的刺激作用有害健康生活：“茶对你身体有益吗？它不使你兴奋吗？你居然每天晚上喝这种让人兴奋的饮料！我从不想吃喝那些饭菜饮料，迫不得已时也只好为之，我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人们所想。我宁愿吃这些东西。”（《致菲莉斯情书》）卡夫卡使用反问句和感叹句否定喝茶的益处，紧接着声明自己爱吃高热量的食物以获取快感，包括各种肉类、德国啤酒以及像水老鼠一样的犹太香肠。卡夫卡恳切希望菲莉斯也遵从自己的饮食，甚至要求她以喝牛奶代替喝茶。

不管菲莉斯如何为自己的饮食辩护，卡夫卡总能找到充足的理由反驳。卡夫卡又致信菲莉斯：“如果说我出于对你极大的爱愿意你吃香肠、肉片和类似食品，因为在我看来那种改革既不美、不好也无益，我却不喜欢你喝这么多茶，特别是有规律地喝茶。但你像所有对毒药习以为常的人一样为此辩护：你说，茶根本不浓，很容易忍受，你母亲交给你此信并称咱们的通信毁了你时，你可能也这样回答她。你没有低估茶的效力？”（《致菲莉斯情书》）卡夫卡在其他食物方面做出让步，唯独对于喝茶不甘妥协，连篇累牍地说教，甚至把喝茶比作喝“毒药”，并拿菲莉斯争取爱情自由的意志类比她喝茶的坚定决心，最后又以一个反问句企图警醒她对于茶的认知能力欠缺。卡夫卡驳斥菲莉斯的措辞激烈而犀利，只是为了顾及自己的感受，一切以说服女友放弃喝茶的任务为中心。

不过几天以后，卡夫卡主动向菲莉斯示弱、妥协，事件缘于他突发重感冒。在这封信中，卡夫卡开门见山承认错误：“我终于和别人一样经常患感冒了，这大概也属于去年夏天以来的所有新生事物之列。我感冒了，不知什么原因，尽管我的皮肤经过千锤百炼。难道最终是因为我没喝热茶，那种我认为（现在由于感冒，我的意见不再有分量了）我最亲爱的人喝了易兴奋的饮料？”（《致菲莉斯情书》）卡夫卡传达了相当重要的信息：自己“千锤百炼”的身体很好；喝热茶有益身体健康；没有茶疗，身体健康沦为空谈。这个时候，卡夫卡认同了菲莉斯的生活理念，从而有意让茶疗参与了自己的生命历程。

在喝茶有益身体健康的问题上，卡夫卡确实思想落伍了。西方传教士自从来到中国，就看到了茶疗纯天然、无公害的特征。利玛窦从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中，发现喝茶有益健康的确凿证据：“这种饮料是要品啜而不要大饮，并且总是趁热喝。它的味道不很好，略带苦涩、但即使经常饮用也被认为是有益健康的。”“这个习惯背后的想法似乎是它对肚子有好处，一般说来中国人比欧洲人寿命长，直到七、八十岁仍然保持他们的体力。”（《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喝茶苦口但利病，热饮益健康，这使得中国人不仅寿命长于西方人，而且保持了良好体力。喝茶的健康疗效由此可见一斑。卡夫卡的寿命仅为41岁，而菲莉斯的寿命长达73岁，也许和茶疗的作用有关。

卡夫卡对茶疗的认知态度是自相矛盾、左右摇摆、陷于两难窘境的。前文讲到，卡夫卡赞美“好医生”约瑟夫·科恩向自己推荐使用缬草茶治疗失眠的建议，末了又一声叹息身边没有缬草茶。孰料半个月之后，卡夫卡获取了缬草茶，却又消极抵触，并不专心致志地进行茶疗。“一段时间以来几乎不再存在的失眠现象，近日来又严重出现了。你从中可以设想，我为了与之斗争而几乎徒劳地一会儿喝啤酒、一会儿喝缬草茶，现在面前摆着安眠药。”（《致奥特拉》）啤酒和缬草茶本是相克的疗法，而安眠药的加入更是雪上加霜。

三

卡夫卡对茶疗的暧昧态度，其实早有端倪。1914年2月11日，卡夫卡致信格蕾特·勃洛赫——她与菲莉斯在喝茶态度上如出一辙——羡慕对方超好的睡眠状态：“我很羡慕您的嗜眠症。星期天下午在那昏暗的房间内，您该怎样屈服于它的诱惑力啊！假如我能这样就好了！假如睡眠能以某种方式光顾我就好了！牙疼的时候，由于它使我的头脑变得迟钝（疼痛本身已经消失，假如我早知道有甘菊茶，我早就喝了，但人们不能劝我服药），我睡得很少，这两天则几乎不能入睡。”（《致格蕾特·勃洛赫》）卡夫卡饱受失眠以及随之而来牙疼的摧残，天真地以为通过喝茶就能达到减缓痛苦的目的，又固执地抗议人们劝服自己吃药。卡夫卡像个孩子一样大诉其苦，一连串的感叹号流露出情感的饱满和渴求。

卡夫卡打出的感情牌，使得观念和茶疗之间的相互沟通很不完美与和谐。其实，卡夫卡醉翁之意不在酒，虚晃一枪，投出的是爱情橄榄枝。卡夫卡幻想和菲莉斯的女友格蕾特·勃洛赫谈恋爱，喝茶不过是他用来治疗相思病的借口和谋略。故而，当真正的缬草茶被格蕾特·勃洛赫摆在他面前的时候，卡夫卡免不了玩弄“草蛇灰线”“柳藏鹦鹉”的语言游戏。1914年5月21日，卡夫卡致信格蕾特·勃洛赫，提笔即写道：“我不需要喝缬草煮的水，格蕾特小姐，不要。”卡夫卡接着强调自然愈合法的基本思想，又哭诉面对失眠痛苦和喝茶疗法的无能为力，左右为难。“事情既已如此，只好默默忍受，但有意识地去喝缬草水，且喝时还可能要不停地看茶杯里还剩多少，一方面希望能马上喝光，另一方面盼望它能有些疗效，这样则太残酷了，我可不是因为身体里缺乏缬草茶而睡不好的，我失眠的原因有许许多多，但肯定不是因为这个。”（《致格蕾特·勃洛赫》）这是唯一的一次表述，卡夫卡干脆利索地将茶疗从治疗方案中彻底否定掉，因为它只与因爱不得的“孤枕难眠”息息相关。

值得一提的是，卡夫卡在疾病范畴内安排了罕见的“茶和苹果”并置意象。卡夫卡给生病的密伦娜写信——对方深受失眠或肺病的肆扰，反复提及“茶和苹果”。“我将您信中这些因素排除在外，如：一文不名——茶和苹果——每天从2点到8点。这是些我所不能理解的东西，显然只有当面才能解释清楚。”“眼前并不总是放着‘茶和苹果’（尽管经常如此）。”（《致密伦娜情书》）卡夫卡对“茶和苹果”的敏感，其实是对东方和西方两种饮食和疗养文化的差异对待，对前者的质疑和对后者的信任总是缠绕在一起。在小说《诉讼》中，主人公K.身体健康欠佳，卡夫卡为他设置了吃苹果的场景描写。“吃完苹果，他觉得好受多了，心里充满了自信。”（《诉讼》）卡夫卡却是从来没有为喝茶设置如此赏心悦目的描写，而且恰恰相反，在茶疗出现的地方，卡夫卡喜爱让苹果、咖啡、啤酒，甚至是药物参与进来，达到破坏效果和氛围的目的。卡夫卡不能理解密伦娜长期将“茶和苹果”相提并论，认为这样做没有任何价值，个中寓意一目了然。

四

毫无疑问，茶疗的本质不是快速消除疾病，准确阻止疼痛在敏感的人体器官上蔓延。喝茶从东方到西方之所以广为流行，不是“处方”本身有普遍效力，而是因为它的作用位于人体运作最普遍的形态之中。茶疗获得了自然与人工的某种平衡结果：一方面是它偶然降临到药剂身上的自然属性，另一方面是它涉入人体运作最普遍作用的效力。这样的折衷符合茶疗最理想的医学思想。卡夫卡犯了一个观念上的错误，想当然认为茶疗可以方便快捷地包治百病。故而，当自我想象与茶疗效果不能彼此黏合，卡夫卡走向否定与肯定的两个极端。卡夫卡致信费利克斯·韦尔奇：“我不喜欢茶疗，但是也许我再也说不上有什么保健品能治疗我的肺病。只有这一个，即一件西服上衣，是这种疗养所需要的，它后面的口袋可以放个暖水瓶，但露出半截。”（《致费利克斯·韦尔奇》）卡夫卡彻底否定茶疗的同时，又怀抱欲罢不能的思想，其实也暗示了某种根深蒂固的肯定作用。卡夫卡运用西服和暖水瓶的类比，使得这种矛盾的心理仍然不断地衍生出长段过程。

卡夫卡将茶疗的隐喻与象征色彩写进了小说，有意与现实生活互相映照，二者形成复合关系。一方面，卡夫卡否定了茶疗对于人物健康的治愈功能和作用。在小说《城堡》中，主人公K.随时携带“定神饮料”，用于防治身体不适。然而阅尽人生浩劫之后，K.明白了一个深刻道理：“他那副寒碜相并不是感冒引起的，而是天生的，喝什么健身茶都治不了。”（《城堡》）尽管K.喝了不计其数的健身茶，但是劳累、疲乏、打盹、睡觉仍然构成了生命常态。这对于身负进入城堡重任的人而言，无疑极具消解和讽刺意义。

另一方面，卡夫卡又肯定了茶疗对于人物健康的治愈功能和作用。在小说《回忆卡尔达铁路》中，“我”罹患了一种被当地人称为“狼咳”的不治之症。令人惊讶的是，“我”原本等待血管爆裂而死，却也因为茶疗而迎来了转机。“……没过多少天，咳嗽便不见了，那是一种茶医好了这种咳嗽，那位火车司机答应给我带这种茶来，但他向我解释，我必须在咳嗽开始后第八天才饮用这种茶，否则它就没有效。”果不其然，茶疗让“我”获得轻松、缓和，咳嗽逐渐减弱、消失。

总而言之，卡夫卡对茶疗的态度不断地摇摆。茶疗，可以说是卡夫卡用于调度短暂的人生姿态的一种措施。开始，茶疗在卡夫卡那里并不完全具有用武之地，卡夫卡对茶疗的戒备不曾真正地烟消云散，反而旷日持久地深涉不理解之中。卡夫卡对茶疗的排斥、猜忌、纠结，直至末年的松懈、妥协、屈服，都是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长期斗争和对话。后来，斗争受到了拆解，对话得到了谅解，茶疗一跃变为卡夫卡生命的基本结构和人生的组成部分。在这个长久的对抗之后，茶疗终于被卡夫卡名正言顺写进话语的本源了。

此时，卡夫卡大限将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