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金庸的两种读法

原来整整三十年前，香港女作家黄碧云谈过金庸作品。咳，应该说是骂，不是谈。

她论《书剑恩仇录》，说“陈家洛悲壮的‘牺牲’儿女情亦是庸俗的‘男儿’、‘英雄’感性。也因为这段恋情的陈腔滥调，加上才子的文章，恋情使大众很安心，成为佳话。因为现实从来没有这样简单”。她又说，“《书剑》亦暴露了作者/读者的‘大汉’心态，整体故事的前提是‘反清复明’，‘汉’是‘忠’的，而‘满’是奸的。这种忠奸分明的种族观，不过是幼稚狂热的狭隘爱国主义”。她再说，“《书剑》亦是封建伦理观的拥护者，君臣之义，父母之恩，手足之情，全然受到推崇……我无法明白小说人物及观众竟可以接受这样的人生秩序……金庸小说鼓吹的封建意识，重视传统对个人的压迫”。

《书剑恩仇录》书封

她说这点，说那点，黄碧云是如此的不悦与不爽。

我不知道黄碧云其后有无改变想法，只记得当时阅后打从心底冒起连串问号：真的吗？真的如此简单便可打动一代又一代的华文读者？《书剑》的故事，以至金庸作品的其他故事，真的可用如此忠奸分明的逻辑分析到底、一棒打尽？当金庸写满汉和君臣和父母和手足和男女，真的想说的就是这些？而就算作者本来想说这些，读到读者眼里，真的只会跟随作者之愿而拍掌叫好？抑或，读者另有“阅读快感”之源，并正跟黄碧云眼中所见的彻底颠倒？

至少我是这样的。

在我的遥远经验里，读金庸，最有趣味在于他用丰富的人物和曲折的情节，加上用中文写中文（而非唐兀的欧化语句），把我带进各式各样的“两难困局”里面对严峻的抉择。满汉也好，君臣也罢，父母手足男女亦是，“和谐”从来不易，常有冲突，以大传统、大道统、大道德之名，把个人迫进取舍的死角，而真正在角落的围困里，个人必须在万分焦虑与挣扎的状态下质问自己：你要怎样选？你到底敢不敢选？而无论怎样选，你敢说自己选得对？

由这角度看，“我的金庸”呈现的，非如黄碧云所说的“幼稚”和“狭隘”，而刚相反，他是透过主角的焦虑和挣扎而对大传统、大道统、大道德多有反讽。

“两难困局”是真实的，却又是虚假的。在历史情景下，困局处处，人间不易，但当书中人在作抉择之际或之后，往往领悟困局之为困局只不过因为你接受它、认同它，若能登高望远甚至远离江湖，困局即与你无涉无干。

金庸故事之撼动华人，这或是本旨。

金庸自己的说法

黄碧云卅年前撰文谈《书剑恩仇录》，指故事说的无非是“忠孝节义”的大纲领，“所有人物只以此独一无二的标准来衡量善恶，孝者义者忠，忤者逆者奸，鼓吹的是‘封建意识’并‘重视传统对个人的压迫’”。

或许是吧。但又不见得全然是。毕竟《书剑》以至其他金庸作品皆以历史为叙事背景，封建时代的封建意识，在那背景下几乎已是必然，但说作者用意或作品效果在于“鼓吹”或“重视”，倒易低估了作者的复杂心意和读者的主动认知。

作者想写的是什么?

金庸 资料图

金庸自己说过了：“我希望传达的主旨是：爱护尊重自己的国家民族，也尊重别人的国家民族；和平友好，互相帮忙，重视正义和是非，反对损人利己，注重信义，歌颂纯真的爱情和友谊；歌颂奋不顾身地为了正义而奋斗；轻视争权夺利、自私可鄙的思想和行为。”

如此复杂的价值观，显然不是“忠孝节义”所可网罗，即使勉强笼统地归纳到这四个字的大招牌下，其中亦有不少裂缝和褶皱，甚至常有冲突和矛盾，而亦正是冲突和矛盾驱动了情节张力，并引发阅读过程里的快感和愉悦，把读者迫到某个处境，不断叩问自己，何时应该顺从，又何时应该违拗。甚至某些金庸作品，会在“忠孝节义”的脉络下，用或明或暗的方式反讽、反思忠孝节义的存在合理性和荒谬性，暴露了忠孝节义的处处裂缝，以及其他的可能出路。

《鹿鼎记》剧照

金庸作品人物丰富，有铁杆愚忠者，有被迫忠诚者，有不屑逃离者，有私心伪装者，有飘然远引者，似难被忠孝节义的大帽子一网打尽。压轴的《鹿鼎记》是最佳范例，青楼之子韦小宝，以及他的江湖朋友，以及他的朝廷联盟，以至皇帝大人，各占其位以谋其私，忠孝节义并非不重要，但往往只是用来谋私的论述工具，生存固然不易，谋私却亦要讲策略，忠孝节义至此如同只供玩弄的“游戏语言”，忠者忤者皆没有认真对待。但金庸倒未停笔于策略层面，否则便变成商战或谍战戏了，他反而写出了在各式策略下面的挣扎和抉择，一味效忠的小说闷死人，一味反抗的小说亦甚幼稚，真正动人的是在忠与忤之间的摇摆和怀疑，以及此间的情和爱和义和报和仇。“舍身取义”、“鱼与熊掌”、“忠孝难全”……向来是困扰华人的传统价值两难困局，金庸作品用这困局精采呈现，打动了几代华人读者，是不难理解的事情。

当然，尚有在这一切之上的天意和宿命，人在其下，常有万般无奈。所以金庸作品于曲折之馀另有一股淡淡的悲剧感，不过常受论者忽略罢了。

1959年5月20日，《明报》创刊号封面。

金庸和他的同代人

传来金庸先生病逝消息的刹那，脑海首先浮现的脸容是匡叔。同代人，重量级，殿堂经典，世代传奇，在生命大限以前像排队一样轮次风流云散，虽说早有长久的心理准备，排到队伍后头的人难免仍感落寞。并且愈来愈落寞。走了一个，又走了一个，江湖急寥落，弦声渐息，散席的瞬间是最苍凉的瞬间，总得重新调整适应。

未几在网上见到访谈，倪叔说：“剩下我一个了，哈哈哈!” 笑声依旧爽朗，但我猜，里面未尝没有悲怆。

之后我又想起胡菊人先生。远在加拿大，闻说健康状况时有起伏，不知道现下可好？他比金庸年轻九岁，曾经主理《明报月刊》，是查先生的左右手，1981年转到《中报》担任总编辑，金庸跟他长谈挽留，却亦明白他的大志，给他忠告，新老板绝非可靠之人，万事提防，若有差池，大可回归原地。胡菊人离职前，金庸在酒楼替他饯行，赠其劳力士金表，识英雄重英雄，是文艺江湖的一幕动人景象。

《中报》果然短命到无人相信，胡菊人干脆自立门户，与陆铿合办《百姓》半月刊，闻说胡老总曾为此借酒消愁，一夜之间头发尽白。《中报》成立时亦有《中报月刊》，为了对抗《明报》和《明报月刊》的舆论阵地而来，胡菊人在政治旋涡里欲做知识分子，不可能不折翼败走。转眼三四十年，昔之老板与老友离开了，自己亦饱受疾病之苦，异国寒冬，回首前尘，唯望胡老总别因情绪挫败而端起早已放下的酒杯。

之后我再想起梁小中先生。五年前逝世于温哥华，笔名“石人”，四十年代已在中国大陆做编辑，其后来港，又编又写，更曾办报，但三回皆失败告终。文青时代的我，曾经有缘在饭桌旁听梁先生说故事，他曾在金庸手下工作，报馆风云，小道八卦，他所勾勒的老板侧影让我听得津津入味。我还记得那顿午饭临近结束，梁先生执起毛巾抹一下嘴角，提醒我道：“世侄，我用一支笔写文章养活了一家大小，几个仔女，供书教学，看起来风光，其实写得几乎眼盲。如果有其他出路，你最好别做写稿佬了。多读点书，稿纸以外的世界大得很。”

多年后我弄了个blog，取名“稿纸以外”，根源于此。

那年头啊，真像一个文字的蛮荒世界。勇者前来闯荡，风正萧萧，一支笔是一把剑，虎啸龙吟，各有招式各有位置。江湖已老，汉子凋零，唯有文字长存，终究代表著笔墨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