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57年版采用清人改琦绘《红楼梦图咏》作为插图

《红楼梦》被阅读的历史，已经超过250年。与当今读者常见的注释本不同，清代乃至民国时期大众阅读的《红楼梦》，很多是评点本。早期抄本上出现的评点者有“脂砚斋”“畸笏叟”等，后来有对全书进行批评的王希廉、陈其泰、张新之、姚燮等，他们或提示本事背景，或梳理创作手法，或评论艺术特色，但对于字词、典故、名物等一般不进行解说。随着时代变迁，随着语言文字使用和教育环境的改变，大众即使阅读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也逐渐产生了文字、典故、常识等方面的隔膜。何况《红楼梦》不同于一般的白话小说，它不仅蕴含作者个人的生活经历和艺术观点，更是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其中包含了诗、词、曲、赋、楹联、灯谜、匾额等各种文体；囊括了天文地理、历法节气、典章制度、建筑园林、琴棋书画、饮食医疗、服饰器玩乃至民俗迷信等，这些内容对理解小说内涵十分重要，需要有可靠精准的注释，为当代读者提供必要的参考。

53版《红楼梦》：1949年后第一个《红楼梦》整理本

从20世纪50年代到今天，很多读者是通过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整理本走近这部伟大经典的。

1952年，草创不久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于1951年）即着手整理出版中国古典小说，以《水浒》为开端，在两三年间《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的标点注释本相继问世（后三种以副牌“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发行）。其中《红楼梦》的整理标点实际由时任人文社古典文学编辑的“湖畔诗人”汪静之完成，参与注释工作的有俞平伯、华粹深、李鼎芳、启功等人。1953年12月，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红楼梦》整理本面世（以下简称“53版”），它是以程乙本 （程伟元乾隆五十七年[1792]活字本）为底本（实际是以1927年上海亚东图书馆铅印本为底本，而这一铅印本所据底本为胡适收藏的一个程乙本，又简称为“亚东本”），分为上中下三册，繁体字竖排，有明晰的标点，有生僻难解字词的注释——由于当时汉语拼音方案还未正式公布，注释中采用的仍是民国时期颁布推行的注音字母。书名题签者是著名书法家沈尹默，这一书名题签沿用至今，成为人文版《红楼梦》的标志之一。

53版《红楼梦》首印达到90000套，受到读者和学界关注，但很快它存在的问题也暴露出来。这一版本原文、标点既有舛误，注释也存在不妥之处。例如第四十七回描述薛蟠被柳湘莲痛打，有“登时便开了果子铺”一句，书中注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皮破血流，好像水果铺里水果的五颜六色。”（此例由中央民族大学曹立波教授提示）这里将“果子铺”解释为水果铺，失于偏颇，古籍中“果子”一词含义丰富，除了指草木的果实，还多指糖食面点。事实上富含饮食文化的《红楼梦》文本中多次出现“果子”一词，大多是零食、佐酒之用，像第八回薛姨妈招待宝玉摆出来的“茶果子”，第四十一回刘姥姥在贾母那里看见的“小面果子”，第四十二回平儿送给刘姥姥的“园子里的果子和各样干果子”等，因为有比较明确的附加信息，读者可以清楚地了解，它们有的是水果、干果，有的则是面点。因此在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整理注释的《红楼梦》中，“开了果子铺”这一条注释被修改为“好像果子铺里食品的五颜六色”。

尽管53版《红楼梦》不尽完善，但它在《红楼梦》整理注释方面有着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对于《红楼梦》在大众读者中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初版后仅半年即加印50000余套，其后不断重印。当然，除了《红楼梦》巨大的文学影响力，这与1954年开始的以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为起点的文艺批判运动也不无关系。

57版《红楼梦》：启功以一己之力重撰注释，体现渊博学养

1954到1955年，原以“作家出版社”名义出版发行的《三国演义》《西游记》经过修订后陆续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名义再版推出——据许觉民先生回忆，当时第一次出版的文学创作（包括某些古典文学作品）往往用作家出版社名义，有了定评、得到各界认可之后，再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名义出版。与其他三种古典小说名著相比，《红楼梦》迟迟未推出“人文版”，原因之一可能是它正经历着一次全面的重新整理。

1957年10月，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名义的《红楼梦》全新整理本（以下简称“57版”）出版，仍以程乙本为底本，由周汝昌、周绍良、李易校订标点，启功重新注释。在1981年之前，启功注释的《红楼梦》几乎是国内读者研读这部名著的通行读本。1980年代初，台北桂冠图书公司以启功注释版《红楼梦》为底本，在中国台湾地区出版发行，影响了众多台湾读者，如作家白先勇至今对这一版《红楼梦》印象深刻且美好。 57版《红楼梦》相较于53版更为严谨规范，在卷首的《出版说明》中明确列出了所用底本和参校本（包括五种百二十回本和两种八十回本），并对校记情况、异体字处理原则等做了详细说明，全书的最后附有一百二十回校字记。注释部分“系由启功先生重新撰写的。相对于作家出版社本的旧注而言，增加的新注为数很多。原来有注的，也大都经过纠正、补充、修改、删汰和重新编排”。

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57版《红楼梦》的注释都大为提高。以第三回为例，53版注释共16条，57版增至39条。这一回描述林黛玉初入贾府，许多重要人物登场，贾府的建筑结构、陈设器玩，人物的面貌特征、服饰装扮等得到集中展示，如“鹅脂”“盘螭缨络圈”“撒花”“万几宸翰之宝”“待漏随朝墨龙大画”“錾金彝”“汝窑美人觚”“总角”“二龙戏珠金抹额”“箭袖”“攒花结”“墜脚”……弄明白这些在现代生活中已经不常见的名物词汇，能更加深入体会小说透过它们揭示的人物形象、背景设定等方面的艺术特征。

除了大量增注，对于旧注的修订也是人文版的重要工作，上文所举“开了果子铺”即是。

启功先生是满族人，而且是清朝皇室后裔，他对满族的历史文化、风俗掌故比较熟悉，更有着深厚的艺术文化修养。《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出身于满清贵族家庭，书中体现的清朝皇家贵族礼制、文化，满族的语言、民俗等，正是启先生熟稔的内容。因此从53版开始，启功就参与注释工作，到了57版，更是以一己之力重撰注释，他渊博的学养鲜明地体现在《红楼梦》的注释中。如注释第三回“嬷嬷”一词，不但说明是“乳母”之意，还进一步补充：“又叫嬷儿或奶子（嬷儿、奶子都不是当面的称呼）。被乳的子女称呼她为妈妈。她所乳的男子所生的子女，称她为嬷嬷奶奶，她所乳的女子所生的子女，称他为嬷嬷老老，她所乳的人称她的子女为嬷嬷哥哥与嬷嬷姐姐。旁人也可泛称她为某奶奶和某妈妈。”嬷嬷这一人物群体是《红楼梦》中重要的一类，也多次充当推动情节发展的因素，如经常制造事端的贾宝玉乳母李嬷嬷，找贾琏夫妇为自己儿子求工作的贾琏乳母赵嬷嬷，强借迎春首饰当赌资的迎春乳母等，她们的子女也往往是小说中出场的人物。而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正是康熙皇帝幼时的保姆，曹家的兴盛发达与她有很大关系。因此这一条不厌其烦从习俗称谓角度对“嬷嬷”的注释，恰恰是从全书考虑，为读者理解这一类人物形象打下了基础。

57版《红楼梦》推出后，又经过了1959年和1964年的修订再版，在序言前言、正文结构等方面有所调整，注释也在历次再版、重印中修订完善。到1981年，人文版《红楼梦》发行达到100多万套，即使在1981年以后，这一版启功先生的注释也没有停止对读者的影响，曾用于“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丛书、“语文新课标”丛书、“中国古代小说名著插图典藏”丛书等多条重要产品线的《红楼梦》中。

《红楼梦》新校注本：历尽坎坷，特点鲜明

随着《红楼梦》早期抄本（尤以脂砚斋评点本为代表）的不断被发现和研究深入，学界对于在大众中影响巨大的《红楼梦》整理本也提出新的要求。早在启功为程乙本《红楼梦》做注释时，对底本的选择就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程甲本更符合曹雪芹原意，程乙本在程甲本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动，把很多原来说得含混的地方都坐实了，自以为得意，殊不知曹雪芹本来就是有意写得含混。”

而更多的学者认为，无论是程甲本还是程乙本，都经过高鹗、程伟元整理，并不是最接近曹雪芹原著的本子，于是在1975年，《红楼梦》新校注本的工作启动了。

《红楼梦》新校注本的工作，由红学家冯其庸任总负责人，集结了当时红学领域的主要专家，先后参与校注工作的有冯其庸、李希凡等20余位学者，还有吴世昌、吴恩裕、吴组缃、周汝昌、启功等老红学家担任顾问。

当时，冯其庸撰写了《论庚辰本》一书，充分探析了庚辰本的学术价值和版本意义。最终，新校注本确定前八十回以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1760]秋月定本）为底本，以程甲本（程伟元乾隆五十六年[1791]活字本）配补；后四十回以程甲本为底本，全书以十余种脂本、抄本和多个程甲、乙本为参校本。

从1975年启动到1982年出书，《红楼梦》新校注本的撰稿工作经历了人员调整、工作停顿，后又重新开展的曲折过程，整理校记6000多条，最后精简为1000多条；撰写注释3500多条，最后精简为2300多条。此外，校注组还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和中国红楼梦学会的成立打下了基础，这项工作的意义远远超越了校注本身。

1982年3月，《红楼梦》新校注本正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校注者署名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首印达到435000套，全面替代启功注释版《红楼梦》，成为新的通行读本。

由于底本不同，新校注本与旧版《红楼梦》正文的区别很大，有些直接关系到重要情节和人物形象。在新校注本推出后不久，校注工作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吕启祥辑录了《“红楼梦”新校本和原通行本正文重要差异四百例》，并撰写了《“红楼梦”新校本校读记》长文（《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三辑），集中阐释了新校注本的优长之处。如第十三回贾珍为亡故的秦可卿寻觅棺木，薛蟠说他店里有一副“没有人出价敢买”（新校注本）的板，原人文版此处作“没有人买得起”，吕文分析：“单看这句，似乎并无不可，联系上下文便不合情理。因为这副板不仅物奇价昂，而且系义忠亲王老千岁要的，因他坏了事才不曾拿去。之所以至今还封着无人买去，主要不在价贵，而是怕有干碍。因此新校本无人‘敢买’的文字是合乎情理的。”

从一字之差，到大段不同，新校注本正文优于旧版之处不胜枚举。这些差别大多可以归因于底本的不同，而注释部分则更能体现其特点。

怎样为读者提供更合适的注释，是否要将更多红学研究成果融入其中，这是《红楼梦》新校注本校注组再三考虑的问题。署名“集体讨论、吕启祥执笔”的《关于〈红楼梦〉新校本注释的若干问题》一文（《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三辑），详细回顾了校注组在注释方面的构想和工作过程，结合成书，可以得见新校注本注释的鲜明特点和优长之处。

首先，注释条目数量大幅增加，注释内容更加全面。注释本身就是积累性的工作，新校注本同样借鉴、吸收了前人注释成果，这其中定然包括启功先生的注释，还有一些“内部”发行资料。在这些基础上，新校注本的注释更加丰富。《红楼梦》正文有大量诗词曲赋、对联匾额等，它们与通常出现在古典小说中的“有诗为证”不同，后者往往只是加强描述，甚至与情节游离，有时跳过不看也无妨，《红楼梦》中的诗词韵文则是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揭示人物的性格命运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像第五回中“金陵十二钗”的判词和曲子，集中勾勒了人物的命运线索乃至全书的构思立意，如果不加以注释说明，读者可能难以领会小说作者的缜密构思。对这些内容，新校注本根据红学研究成果，给予恰当的注解，但并没有刻意解谜，比如第五十一回薛宝琴十首怀古诗，就只注释其中的典故、语词，至于“内隐十物”的谜底，则不在注释中涉及，而是留待更专门的研究解答。

其次，对于《红楼梦》中的百科知识，予以更全面更专业的注解。启功先生的注释已经体现了他深厚广博的知识学养，新校注本则更到位地诠释了《红楼梦》“百科全书”的美誉。冯其庸先生曾回忆：“记得为了注释《红楼梦》里妇女的服饰和佩饰，曾到故宫珍宝馆去参观实物。为了了解清前期满族的风俗习惯，曾请教启功先生。关于医药方面，经常请教的是巫君玉医师，瓷器方面曾请教过故宫专家冯先铭先生。”专门的知识难点请教内行专家，这是严谨态度的体现。

再次，新校注本的注释在成书之前经过了多次讨论、修订，可谓精益求精。从1975到1979年，校注组撰写了两次的“征求意见稿”，集中各方面反馈意见、反复修改。

最后，新校注本对于学术界尚无定论、存在争议的问题，采取慎重的态度，或暂且不注，或介绍成说，供读者参考。例如第五回王熙凤的判词中“一从二令三人木”的意思，学界观点不一，有的认为是写贾琏和王熙凤关系的三个阶段，有的认为是王熙凤本人一生遭遇的概括，有的甚至认为其中包含了王熙凤设计迫害尤二姐的信息。新校注本以脂砚斋批点为据，注作：“难确知其含义。或谓指贾琏对王熙凤态度变化的三个阶段：始则听从，续则使令，最后休弃（‘人木’合成‘休’字）。据脂批，贾府‘事败’，王熙凤曾落入‘狱神庙’，后短命而死。”客观、谨慎地提供学术成果，是对读者负责，也是对不断发展的红学的尊重。

以专注、专业、敬业的工匠精神打造优质版本

《红楼梦》新校注本初版后，曾经在1996年和2008年经过两次全面的修订再版。除了正文的校勘、标点、分段方面的修订，1996年版增加注释87条，补充和修改原注165条；2008年版注释增加200余条，修改100余条（均见再版、三版序言）。在近40年里，这部得到广大读者认可的经典读本，从未故步自封，而是在不断地吸收各界建议和学术成果，自我完善。2017年底，人文社推出以新校注本文字为底本的“珍藏版”《红楼梦》，再次引起了读者和媒体关注，主要是作者署名——不再是读者印象中的“曹雪芹、高鹗著”，而是“（前八十回）曹雪芹著，（后四十回）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其实这一变化在2008年第三版时就已经完成，这也是以客观严谨的态度反映红学研究成果的体现。

从1953年到今天，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在不同阶段都成为国民阅读的重要版本，有时甚至是唯一读本。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标点、一条看似微小的注释，都有可能解开读者心中长久的疑惑。而这些标点、注释，凝聚了以俞平伯、启功、冯其庸先生为代表的几代红学专家的心血，以及以王思宇先生为代表的出版社编辑的辛劳付出。

人类进步日新月异，阅读的形式、载体在不断变化，但文学经典的魅力不会改变。大观园的稻香村有对联：“新涨绿添浣葛处，好云香护采芹人。”专注、专业、敬业的工匠精神打造的优质版本，也如“好云”一般，助益和守护一代代开卷经典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