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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瓦桑/利奥与娜塔莉·戴维斯的双重世界

来源:文汇报 | 周兵  2018年11月02日11:53

在新文化史热潮渐趋平静后,戴维斯探索出进一步推进历史学“去中心”的路径。有学者评价说:她是一个完美的编织匠,把近代早期欧洲的伟人(和不那么著名的普通人)同无数的朋友、同事、学生和世界各地的读者联系在了一起。

2012年8月,多伦多暑热如常,我却在那样一个夏天,感觉如沐春风,这份感受成为我向北京大学出版社推荐并翻译本书的缘起。

此去多伦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拜访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1928—)。

娜塔莉和钱德勒·戴维斯的家是一栋普通的三层红砖小楼,距离多伦多大学历史系和图书馆大约步行20分钟。娜塔莉在邮件里细致地为我指示方向,详细到一共要经过多少个街区——15 3/4。在仍然不时被批评者指摘为“过度诠释”和“碎片化”的新文化史中,依据类似这样的细节,可以演绎出许多天马行空的解读:这一定是一条她曾经无数次走过的路线,是从她工作过的大学到家的两点一线;这是一位精研于近代早期历史、对档案文献中的只言片语都一丝不苟的历史学家;这位历史学家的丈夫恰好又是一位成就不凡的数学家,精确到分数的日常生活难道不正折射了他们严谨、专业的研究精神和毫不妥协的人生态度吗?

随着国内学界对欧美新文化史的关注、介绍、研究与实践的不断展开和深入,我们对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名字及其作品早已耳熟能详,戴维斯的诸多代表作品已被翻译成中文,国内学者也已有不少专题性的研究成果问世,对其史学观念和方法展开讨论,其中既有总体性的评述,更有从某一具体角度切入的分析,如新文化史、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学、影视史学、妇女史、法国史、全球史等,不一而足,甚至还有若干篇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直接以戴维斯本人为研究对象。

在多伦多,与娜塔莉·戴维斯的几次面对面的长谈,令我对其史学观念的理解和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更新。两年多来,为了本书的翻译,我一遍又一遍地细细阅读她的文字,就一些细节的译法与她邮件往来,最后在键盘上把它们敲成一个个中文的字符。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渐渐不再把自己当作一个史学史的研究者,越来越少地用专业的或“职业的”眼光来检视作为历史学家的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和这部被我译作《行者诡道》的著作。

以下,我试着从一名译者和读者的角度,与更多的中文读者分享自己在翻译和阅读这部作品过程中的感悟,以作译序及导读。

译者与读者

在读者手中的这部书里,我有两个身份——译者和读者。

作为中文版的译者,我同书中主人公瓦桑或利奥所处的近代早期地中海世界几乎没有任何交集,距离他所成长的北非和伊斯兰世界更是遥不可及,备感陌生。但是,翻译的过程却让我通过戴维斯的写作,辗转进入瓦桑的世界。在本书中,戴维斯描述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际间的网络关系,她将瓦桑置于这些网络之中,考察他的家族与血统、婚姻与性、教育与职业、见闻与交往、信仰与思想、翻译与写作。其中,她借用伊斯兰教圣训学传统中的“传述世系”,探讨了瓦桑所受的宗教、法学教育及其日后的写作在伊斯兰教学术、思想传承系统中的位置。虽然瓦桑的名字并未出现在伊斯兰/阿拉伯学术的传承序列中,但通过其在意大利的写作和交往,尤其是《地理书》从手抄本到被编辑印刷出版以及不同语言的译本在近代欧洲广为流传,晚近以来,更是随着其手稿的重新发现、研究视角的转移和方法的更新,不断衍生出新的研究和解读。在这个知识传承的世系中,有1550年《地理书》意大利文版的编者拉姆西奥,有此后各种欧洲语言译本的译者,有殖民时代的欧洲探险家和奴隶贩子,有重新将瓦桑作品译成阿拉伯语并带回伊斯兰世界的当代摩洛哥历史学家,有把瓦桑作为主人公的小说作家、剧作家和纪录片制作人,也有许多像戴维斯一样关注瓦桑/利奥研究的历史学家,最后还有像我这样再将他们的研究成果翻译介绍到其他文化中的翻译者。

戴维斯在本书中专辟一章论述同样作为翻译者的瓦桑,她引述了翁贝托·埃科有关翻译的评论——“翻译不但是语言之间的转化,还是文化之间的互动,译者需要找到合适的词汇才能产生在原文语境中的同样效果。”在此,在文本翻译与诠释的过程中所发生的语言转换和文化互动,既适用于500年前的瓦桑,也适用于今天戴维斯的研究,同样也适用于《行者诡道》这本书的中译。

翻译的过程,也是一个深度阅读的过程,任何一位翻译者首先是一个读者,而且是最认真的读者之一。在翻译的过程中,作为对戴维斯著作的补充,我也读了英文版的《非洲记》和阿明·马鲁夫的小说,看了2011年英国广播公司沿着瓦桑旅行路线拍摄的纪录片《利奥·阿非利加努斯:两个世界之间的人》。可以发现,这些文本(包括视觉文本)的创作者和诠释者,不论是最初的瓦桑本人,还是以后的编者和译者、小说家、纪录片制作人或是历史学家,他们不但有着各不相同的观点和立场,更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和叙事技巧;由此,他们为文本的读者构建了对瓦桑及其世界的不同认知,即便是同一文本的读者,也会受到各自时代、地域、文化、信仰、政见、教育、性别、种族和阶级等不同因素的影响而出现文本解读上的个体差异。

在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中,读者并不永远处在被动接受的位置,晚近以来的阅读史研究早已让我们注意到读者在两者关系中的能动作用,在《行者诡道》里,戴维斯不断地提醒我们,瓦桑不仅在身心上处在两个世界的纠结之中,在写作中也无时无刻不得不顾及其所要面对的两个不同的读者群体,这些顾虑直接影响到其文本中的内容、结构、文字和观点等各个细节。在瓦桑之后,作为其文本传承序列中的第一个环节,拉姆西奥在编辑手稿、准备出版的过程中,对文本的处理也受到了16世纪意大利读者的宗教观念和阅读习惯的影响,戴维斯在研究中尤其重视比较手抄本与印刷版本之间的差异。甚至于,即使同样是面向欧洲读者的文本,一旦时过境迁,读者对它的认知以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本书中最典型的例子出现在最后一章的结尾:在17世纪的西班牙宗教审查官看来,《地理书》就是一部宣扬伊斯兰教异端思想的“大毒草”,而将它打入另册、列为禁书。

戴维斯将这个插曲醒目地放在书的结尾处,虽未做更进一步的阐发,但其深意似乎是想要唤起读者的共鸣和反思,是作者与读者、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某种互动。

作者与行者

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一般讲究追本溯源,强调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及其文本与观念的原创价值和典范意义,挖掘和阐释其中的微言大义,思想史也因此常常被描绘成人类历史中的群星闪耀。但是,本书的作者戴维斯却在研究中另辟蹊径,她更加关注文本的传播与接受,对于文本的创造者,则倾向于将他们置于特定时空和文化的语境中加以考察,注重他们与外界的互动。思想和观念以文本为载体,自被创造始,便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之中,它们不仅会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形式和内容上的改变,更在读者的接受过程中产生不同程度的重塑。

一如其以往的研究,戴维斯的写作从手抄本、古籍和档案入手,选择了一个生动而神秘的普通人物,将微观、具体的个案研究置于16世纪初地中海世界的宏大历史叙事之中。其笔下的瓦桑或利奥,形象并不固定,跟他自述中的两栖鸟一样,因时因地变换着身份。为了说明这种身份和立场的转换,戴维斯在行文中刻意地根据不同的语境使用他的阿拉伯名字瓦桑或其在意大利时自称的约安拿·阿萨德,这个人物藉此周旋于北非与意大利、伊斯兰教与基督教这两个世界当中。同时,戴维斯借伊斯兰教教义中被称为“塔基亚”的隐昧真实信仰的做法,为瓦桑的身份变换寻找法理上的依据,以此解释其在意大利生活近十年的心路历程。

本书英文原版的标题为“Trickster Travels”,之前在中文学界的有关介绍中通常直译为《骗子游历记》,另在不同的英文版本中还出现过两个不同的副标题——“A Sixteenth-Century Muslim Between Worlds”和“The Search for Leo Africanus”。细细品味其标题,可以体会到主人公的身份变换在整个历史叙事中的重要性,两个副标题中对人物的指称分别反映了从北非伊斯兰教世界和基督教欧洲出发的不同视角,而“身处两个世界之间”则显示出其特殊的人生际遇和内心矛盾,由此引出后世学者们的苦苦“搜寻”。过去被译作“骗子”的“trickster”一词,实际上反映了戴维斯对瓦桑这个人物的理解,在此她借用了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有关“trickster”的人类学概念,列维-斯特劳斯在《神话学》(Mythologiques)中根据北美原住民的神话传说,指出在二元对立的神话思想中,存在着某些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trickster”的角色,他们保留了二元性质中的某些成分,具有模糊的、矛盾的,或模棱两可的甚至“狡诈”的特性,在对立的矛盾之间发挥着中间调和的作用。戴维斯在瓦桑叙述的鸟的故事里,发现了这种性格特征;在伊斯兰-阿拉伯和欧洲的文化传统中,也找到了相似的主题;瓦桑的经历以及教义中“塔基亚”的隐昧原则也证明了其可能具有类似的性质。因此,“trickster”作为一个人类学、神话学的理论概念,也适用于对本书主人公的心理、性格和命运的概括,因而被素来青睐历史人类学研究路径的戴维斯采用作为书名。

然而,在翻译的过程中,“骗子”一词在现代汉语中相对较为明显的负面含义似乎并不能反映戴维斯使用“trickster”时的深意,简单的直译可能会误导读者对人物的理解。推敲再三,又与作者反复讨论,我们决定以“行者诡道”四字作为中文译本的书名,一方面借用并转换了《孙子兵法》中“兵者,诡道也”的句式,用“诡道”来对应“trickster”词义里的机智、狡诈和计谋等意;另一方面,“行者”一词,既反映了瓦桑旅行家、外交官的身份,又呼应到旅行在伊斯兰教传统中所带有的修行、求知等内涵。

“行者”瓦桑的足迹,遍及当时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格兰纳达、菲斯、突尼斯、阿尔及尔、开罗、麦加、伊斯坦布尔……又远涉撒哈拉沙漠,南下深入到少有人知的黑非洲;更为难得的是,他在机缘巧合之间来到文艺复兴盛期的意大利,与罗马的教会上层和人文主义者皆有往来。凭着这不同寻常的经历和见识,当受洗成为基督徒的约安拿·阿萨德在罗马坐定著述、也成为一名作者的时候,在他为后世留下的文字中,展现了他所经历过的那些丰富多彩、交错盘结的世界及其文化。戴维斯在本书中所做的,便是由这些文本抽丝剥茧般地为我们展现瓦桑的人生经历和精神世界,试图透过这个微观而具体的历史个案来反思现实世界中的文化差异,乃至矛盾与冲突。

文化与空间

瓦桑的“诡道”,既有其自身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根源,更受到了所处时代的深刻影响。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中海世界,处于急剧的动荡之中,政治和宗教的冲突不仅发生在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东方与西方之间,也存在于它们各自的内部,瓦桑独特的人生经历,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将各种文化因素和矛盾冲突交织串联在一起,而他也在不同的时空语境中变换着自己的身份和立场。

作为研究者,必须在这样的过程中调整自己的主体意识,更好地适应历史的语境,“我不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欧洲主义者’,而是一个可以挪移位置的历史学家。而且,当我在欧洲或其他任何地方进行写作时,我总是试图通过世界其他地方人们的眼睛来讲述故事,即便只是一种精神上的神游”。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叙事是随着人物及其语境的变化而转变的,这种特殊的研究视角充分反映了戴维斯晚年的史学认识。2010年在挪威接受霍尔堡奖时,她用“去中心的历史”这一概念来阐释如何在历史叙事中将宏观的全球视野与微观的地方性知识融汇整合在一起,她指出:“去中心的历史学家讲述过去的故事,并不仅仅从世界某一地域或有权势的精英阶层的优势立场出发,而是在社会和地理层面扩大他或她的视野,引入多重的声音。”

她所主张的“去中心”,不仅是所谓“自下而上”或是“从边缘到中心”等在研究领域上的拓展,更是一种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历史不是单线程的、孤立的演进,而是扩展为一种立体的、多重的、交错的往复关系,也就是本书导论部分的主题——“交错盘结”的历史;她不是用某个新的“中心”代替传统的分析体系,而是将分散的、个体的和微观的“地方性知识”置于全球史的视野之下,从而完成去除中心的任务。

具体来说,在戴维斯的笔下,瓦桑的故事成为一个跨越地理空间、跨越不同宗教文化的历史叙事;为了提醒读者注意,戴维斯在行文中往往根据特定的情境使用不同的名字指称瓦桑,在年份的标记上同时使用伊斯兰历法和公元纪年。她在本书中写道:“我尽可能全面地将哈桑·瓦桑置于16世纪北部非洲的世界中,那里聚居着柏柏尔人、安达卢西亚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和黑人,而欧洲人正一步步在边境蚕食渗入;尽力阐明他去意大利时所怀有的对外交、学术、宗教、文学和性别的观点;揭示他对基督教欧洲社会的反应——他所学到的、他的兴趣和困扰、他所做的事情、他是如何改变的,尤其是他在欧洲时是如何写作的。我所描绘的肖像是这样一个人,他具有双重的视野、维系着两个文化世界、时常想象面对两种类型的读者、运用由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化中习得的技巧并以其自己特殊的方式融入欧洲的元素。”

在过去的许多研究中,我们一直把戴维斯看作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的领军人物;而在进入21世纪后,新文化史热潮渐趋平静,许多参与者纷纷转向反思,或是嗟叹“新文化史正在走向其生命周期的终结”,或是提出要“超越文化转向”,戴维斯的史学实践也没有止步不前,在晚年依旧勤勉治学,结合了现时代的全球化趋势,以“文化交错”的概念整合新文化史和全球史的研究路径,探索出了一条进一步推进历史学“去中心”的路径。根据她所提出的“交错的历史”(braided histories)之说(戴维斯也因此被戏称为“编辫子的历史学家”),有学者评价:“在她的作品中,秩序与僭越、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引人入胜的细节与宏大的图景、同情、学术、想象的世界与现实的关怀,总是交织其间。她喜欢将自己故事里的历史人物以及他们的所思、所想和所言与我们的方式相互推敲、往复。她是一个完美的编织匠,把近代早期欧洲的伟人(和不那么著名的普通人)同无数的朋友、同事、学生和世界各地的读者联系在了一起。”远在中国的读者,即使在时代和文化上距离本书所讲述的主题十分遥远,仍可从中深刻地感受到不同文化之间及文化内部的动态关系,体会到个人在其中的情感、经验和命运。

历史与现实

娜塔莉·戴维斯的学术和人生,从来不是封闭在象牙塔里的,现实的关照和历史的反思在她的研究中时时发人深省。

因为犹太人的身份,戴维斯自幼就对少数族裔在北美主流社会中的地位有切身而自觉的感受;在学生时代她便倾心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政治上倾向于左派激进主义的立场,博士论文研究的选题也以底层劳工史为对象、以社会史为路径。她的丈夫钱德勒·戴维斯更出生于一个左派知识分子家庭,父子都是坚定的美共党员;1950年代,戴维斯夫妇因为政治倾向而受到麦卡锡主义的审查和迫害,两人被当局没收护照、禁止出境,钱德勒更被记入黑名单而失去教职,并一度获刑入狱。1960年代初,戴维斯夫妇不满于当时美国的政治和学术气氛,一俟钱德勒获释出狱,便选择离开美国、移居加拿大,在多伦多大学继续他们的学术生涯,并以此为终老之地。

1950年代的极端政治气候,让正值博士论文写作关键时期的娜塔莉被没收了护照,她因此无法再去法国收集资料和阅读档案,研究工作一度陷入困境,也使她对其所关注的16世纪法国出版商和印刷业主们有了感同身受的理解,“那些早期新教印刷业主,因为私自出版反

天主教言论的论著和本国语言版《圣经》,要面对更为严峻的风险:他们可能会被处死在火刑柱上”。出于种种现实与历史的联系,她将研究方法转向利用美国国内各大图书馆所藏的欧洲近代早期印刷书稿,通过分析文本,对16世纪法国里昂印刷工业进行社会史的研究,从而另辟一条历史研究的新路径。

循着这一路径,戴维斯穿梭于现实与历史之间。1960年代,戴维斯凭借在多伦多大学获得的临时教职,颇为艰难地开始了职业历史学家之路。在当时仍然由男性白人占据主导的北美学术体制内,戴维斯同许多女性学者一起,积极致力于通过学术研究和政治斗争的方式突破性别歧视、推动女性地位提升。在16世纪里昂女性手工业者的研究中,她发现了妇女在近代早期欧洲社会中的重要经济地位;通过考察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san)等 女 性 作家,她还原了妇女在历史写作和文学创作中的积极作用;在《边缘妇女》(Women on the Margins:Three Seventeenth-Century Lives)一书里,她重新审视了女性在历史中的边缘化地位。在多伦多大学,戴维斯与吉尔·康维(Jill Conway)等妇女史家合作,开设了北美高校中最早的妇女史和社会性别史研究课程,她们也在大学内部积极地为女性教职员工和学生争取更为平等的工作、学习机会和待遇。妇女史和性别研究的治史路径与女性主义的政治立场,是戴维斯毕生倾力坚守的重要原则。1987年,戴维斯顺利地被推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这也是素来保守的美国历史学会在历史上的第二位女主席,前一次女历史学家当选主席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正酣的1943年。

在现实的工作和生活中,戴维斯以非常积极的态度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实践自己的政治立场。而在学术中,则以严谨的治史态度,通过著作中“批判性的锋芒”来实现自己的“执着和践履”,“我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去理解过去,围绕着它进行研究以获得尽可能多的证据,检验我手头的证据,尽我所能来解释它,使提出的各种问题和材料所显示出来的东西有一个好的结果”。她接着又具体谈到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认为:“历史学通过它所能赋予你的视野、通过你可以据以作为出发点来观察和领会当前的有利位置、通过它所能给予你的智慧或耐心以及那种令人沉稳下来的对于变革发生的可能性的希望,来为人们提供服务。”

在本书中,这种观念主要体现在瓦桑所身处的两种文化、两种宗教之间的特殊位置与当代现实的对照当中。戴维斯试图透过这个历史人物,以突破民族主义的狭隘性和宗教信仰的排他性,更好地理解个人、群体、信仰和民族在历史中的真实经验,用更为多元和变化的视角理解历史人物的身份认同及其具体的思想和行为。当这种观念被投射到当今时代,即转化成充满激情的现实情怀。2009年,在为回顾个人学术生涯的访谈录《历史的激情》英文版所写的后记里,戴维斯用了相当的篇幅评论奥巴马作为第一位非洲裔美国总统的当选及其现实意义,称之为“一个伟大的充满希望的历史时刻”,对于未来寄予了美好期望。时隔近八年,斗转星移,当现实政治再次发生变化时,也许我们只有回到历史当中才会有所理解。

历史与现实的相互关照,是戴维斯的学术生涯的写照,也是她对于历史学的理解。如其所言:“我试图用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去理解历史和当今世界的悲喜剧;但在现实主义中仍怀有着对人类行为的热情关注与希望(毋宁说是一种信念)——总有人能挺身而出谴责不公、冷漠、残暴和压迫。”在这一意义上,对于中文的读者而言,本书所讲述的16世纪的故事并不古老,北非和意大利并不遥远,瓦桑或是利奥也并不陌生。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本文为《行者诡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译后记。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