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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善与《现代中文学刊》

来源:中华读书报 | 宫立  2018年11月01日08:27

“对学术刊物而言,关键不在于作者认不认识,熟不熟悉,而在于文章够不够在本刊的发表水准。作者再有名,如文章不符本刊要求,只能说声抱歉。作者还是硕士,文章有新意,照样刊用。对拙编《现代中文学刊》,即便是约稿,实在不行,也只能不用”,作为执行主编的陈子善有自己编刊的原则,那就是稿子的质量必须过硬。正是因为这一点,《现代中文学刊》(2009年8月创刊)在执行主编陈子善以及黄平、张春田等责编的努力下,作为一个十分年轻的刊物,影响力与日俱增,2015年入选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文学类核心期刊,2016年入选南大“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及集刊目录》中国文学扩展版期刊,同时还是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在笔者看来,《现代中文学刊》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刊物的作者来源广泛。如今的不少学术刊物是有严格的门第等级观念的,即使是副教授或者在读博士在核心期刊上发一篇论文也并非一件易事,有的甚至要缴纳巨额的版面费,但《现代中文学刊》的作者并非全是专业研究者,赵国忠、吴心海、夏春锦、曹然等数位都是非专业出身的业余的文学研究者,单是吴心海一人就在《现代中文学刊》发表了七篇史料考证文章。从年龄上来说,几乎遍布各个年龄段:20后(如钱谷融、徐中玉)、30后(如洪子诚、吴福辉)、40后(如钱理群、王富仁)、50后(如王晓明、程光炜)、60后(如黄乔生、杨联芬)、70后(如周立民、易彬、)、80后(如李松睿、王贺)、90后(蔡东、丁雄飞),既有学术名家,也有学术新人。

其次是专辑化。既有作家研究专辑(如鲁迅、郭沫若、巴金、胡适、老舍、徐志摩、何其芳、沈从文、郁达夫、施蛰存、张爱玲、夏衍、丁玲、曹禺、赵树理、萧红)、作品研究专辑(如《繁华》研究)、文学社团或流派研究专辑(如创造社作家研究、现代派作家研究、1910-40年代通俗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专辑(如抗战文艺研究、中国新诗百年研究、近现代旧体诗词研究、文学与语言形式研究、左翼文艺研究、80年代文学研究、“十七年文学”研究、台湾文学研究、香港文学研究、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共和国初期文学研究),还有学者研究(纪念)专辑(如中国近现代文学学人研究、庆祝钱谷融先生百岁华诞、陈世骧研究、纪念贾植芳先生、王瑶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纪念夏志清先生、纪念樊骏先生、纪念王富仁先生)。对于鲁迅、郭沫若、胡适、巴金等重要作家,不单设有专辑,还有专号。比如2011年第3期是“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专号,单是鲁迅,分设鲁迅思想和作品、日本鲁迅研究、鲁迅与托洛茨基、史料四个专辑。比如2011年第6期是“纪念胡适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专号,分设胡适遗稿、胡适思想研究、胡适的爱情观、胡适与文学艺术、史料四个专辑。现当代文学学术刊物设有专辑的并非只有《现代中文学刊》一家,但能每一期都能设有1到3个专辑,据笔者观察,唯有《现代中文学刊》。设立专辑(专号),最大的好处是对某个作家、文学社团或文学史专题能有一个深入的研究,能将相关的学术成果集束化推出。

再者,刊物的栏目多样化。《现代中文学刊》不局限于学术论文,除了专辑,还设有特稿、访谈、演讲、批评、学术随笔、书评、译文、史料、回应等众多栏目,封面的背面或者封底刊有作家的手迹或者故居照。整本刊物具有执行执行主编陈子善鲜明的学术风格,集学术性、史料性、趣味性于一体,可读性非常强,并且每期还印有少量的毛边本。

另外,一般的学术刊物单篇论文一般不超过一万五,但《现代中文学刊》“既发数万字长文,也发数千字(五千字以下)短文,只要言之有物,有创见或有新史料”(陈子善),还刊出过三四万字的长文,比如2017年第3、4期连载的王富仁的《学识·史识·胆识(其四)—“鲁迅与顾颉刚”续篇》(上、下篇)长达七万余字,2014年第1期王贺的《超越纪念史学与现代中国鲁迅纪念的多重面向——以西北诸地鲁迅纪念实践(1936—1949)为例》近四万字。

陈子善在《编辑学刊》2009年第2期写有《有感于编书三十年》,他坦言编书是为“这些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的研究打下必要的不可或缺的基石”。在笔者看来,他编《现代中文学刊》的时间虽然远远不及编书的时间长,但同样值得关注。他不是为了编书而编书,不是为编刊而编刊,而是有他的文学史家的眼光的。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在用编书(刊)的方式,一个人在重写文学史,重新构造现代文学史的版图。